雷洋案，或者說雷洋的屈死，引起了社會關注，並產生了強烈的社會輿論。
這麼多年，屈死的無辜已經太多。除了死者親友，關注者極少。因為那些屈死者，大部分都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死活如同草芥。
現實是，自私的社會中層（不是中產階級）人士，基本不關心社會底層的冤情。他們的生活，已擺脫羞澀，步入小康。這些人談笑有沙龍，出入開轎車。或聚會，或旅遊，或詩酒歌舞，或書畫琴棋，瀟灑而自在。
這些人對底層老百姓們的冤情和苦難，很冷漠。至多，只會對無辜的受害者付出一點廉價的同情。
若想讓他們為底層老百姓的疾苦和冤情去仗義執言的奔走呼喊，基本上是不可能。
社會中層人士們為自身快樂與安全計，不約而同地都對眼前、身邊發生的一些仗勢欺人行為，抱着超然物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這種自私的冷漠和冷酷，是社會道德淪喪，正義感在快速消減的證明。
因此，這些年社會底層發生的一個個冤案，都被時間消磨和諧了。含冤上訪者們弱弱地哭訴，既不能感天動地，更不能打動法官，帶來的是官方的截訪和對維穩防範的更加關注和警惕。
縱有一兩件典型案例，在正義律師們的努力工作下得以平反昭雪，那也是司法部門出於無奈而作的糾正，是權力機構為了臉面的美容。
這次雷洋之死，使人們，特別是引起社會中層人士的不安，是他們切切實實地感到，威脅正在迅速逐漸逼近自己。他們出於對自身安危思考，引發出了焦慮，本能地舉出正義的大旗，故對此案關注加倍。
這些人參與輿論，其力量非社會底層的弱勢老百姓可比。尤其在互聯網時代，人手一部手機，個個一台電腦，力量是可觀的。
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追究雷洋之死的時候，獵奇之心，高於正義。因為獵奇安全，而追求正義，卻很可能會陷入險地。
暴力執法致人死傷，已非個案，而追究執法部門暴力執法致人死傷的法律責任，難於上青天。
這才是雷洋案件的可怕之處。
這一社會事實，說明我們的法制建設任重道遠。
執法者可以胡作非為，老百姓要求司法公正，有錯必糾，卻寸步難行。這種只可意會的大環境，是某些上層部門對違法亂紀行為的默許、放縱造成的。這種現象已成公害，成為執法部門的共同潛規則。
屈死不告狀，也成為很多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的生活常識經驗。
個別血性漢子的拔刀自衛，造成兩敗俱傷血案，受到司法懲罰的依然都是社會底層人士。這種處理方式，既於事無補，又不能阻止類似案件的終止，更不會引起社會高層的關注和警策。
你要追究執法者暴力執法、行政違法，他們就會很默契地在司法程序上設置種種障礙，在時間程序上布下道道關卡，叫你在實際司法訴求的操作上，陷於困境重重。使你在領教了無數的無趣和憤怒後，最後叫你的正義行為，在無可奈何中放棄，或無限期等待。最終讓你明白一切努力均無濟於事，你只能無奈地不了了之。
官司未打，輸贏已定。
其結果必然是，你不順從，你的官司就輸。你順從，就是撤訴，不打官司。
即使有少數冤案，在正義人士冒險仗義伸張冤情的努力下，案件能取得局部小勝，也可斷定，後果必然是全局大輸。
我們的司法案件處理方式，或潛規則，有人說是大案看政治影響，中案看實力較量，小案看人脈關係，真乃經驗之談。
說到底，下級服從上級是組織原則。
這個組織原則，就是一切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組織的意圖。而不是要你產生法律至上，一切應該服從法律的誤解。
換言之，一旦依法治國，權貴階級和特權利益集團的日子會很難過。而依法治國，是征服人心的神丹妙藥，又不能不提倡。
雷洋案件將執政者陷於這種「兩難」境地的窘境表現的清清楚楚。
北京檢方認定邢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務人員，是玩忽職守，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就是證明。
玩忽職守致人死亡，居然不起訴？
這也是依法治國？
雷洋事件發生後，案件上了電視節目。警方的舉證就不說了，這本身就是警方應該迴避的法律程序，而事後的重要證人，居然全部「失蹤」，怎麼服眾？
洗足房所謂賣淫女的全部消失，難道還不能證明有人在暗中操縱此案嗎？
北京檢方對此重大嫌疑視而不見，為什麼？憑什麼？
此案再次證明，在我們這兒：
民，鬥不過官。
民輸。
官，也失去了民心。
官輸。
所以是雙輸。
官員命貴，人少，輸不起。
老百姓命賤，人多，輸得起。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聖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