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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評西安事變:叛徒害了中國

對於西安事變,詩人聞一多厲聲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

聞一多早年留影(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西安扣留了蔣介石,中外震驚。在事變次日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頁。)

在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八位教授的倡議下,12月15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佈《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並成立由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七人組成的電報宣言起草委員會,朱自清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宣言》說: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夫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這些教授們,不但公開發表宣言,在課堂上也對張學良嚴加斥責。聞一多平時上課從不跑野馬,但西安事變後幾天,在一次「毛詩」課上,卻離開「毛詩」而大談國事,聲色俱厲。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麼?」又如對着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麼?」並厲聲責問台下學生:「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做的對麼?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麼?你們可以站起來說!」停了許久,聞一多又說道:「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頁。)事變發生在西安,聞一多為何在清華的課堂上對着學生喝問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記,多少能回答這個問題:「一些激進學生對其同志發出通知,稱彼等應努力促進華北大同盟。彼等製造謠言,稱華清池有五萬人請願,要求對日宣戰,而約四十人被蔣的衛士開槍打死,因此張學良的行動是正當的。多麼骯髒的騙局。」(見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頁。)

北大教授胡適事變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毀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頁。)接着,又寫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於12月20日《大公報》津滬同載。文章痛斥張學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希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廣大民眾也惟恐事態惡化。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聲通宵達旦,市民們以此表達慶賀之意。這鞭炮聲令在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恍然大悟:原來他還是很有「群眾基礎」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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