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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偉:由蛋炒飯爭論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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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倫理:人的記憶應該對誰宣誓效忠

是因為看到劉思齊老人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我有幾句話特別想說出來。我住院的時候有個同事去看我,告訴我網上有人寫毛岸英是因為做雞蛋炒飯而暴露目標的。這些毫無根據、不負責任的言論讓我非常難受,因為我······我就想到,一個烈士獻出他生命的時候只有28歲,他在獻出自己生命前,遭受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他是活活燒死的,除了古代的凌遲,沒有再痛苦的了。網上究竟是什麼人,可以對這樣一個烈士說出那種話來?他們的心得是多麼冷酷?雞蛋炒飯!朝鮮戰場那麼艱苦,哪裏來的雞蛋,哪裏來的大米,那時候他們吃的是沒有破殼的高粱米,排出來還是一粒粒的。」

我不懷疑劉思齊說這段話時所表達的憤怒的真誠性,也能理解她當時作為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感受。

但是,情感的真誠屬於個人,歷史真相屬於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所有人。

個人的情感傾向不能替代歷史事實的真相,個人的感情真誠不能代替當事人說出歷史真相的真誠,更不能成為阻止見證人說出歷史真相的理由。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記憶,應該對誰宣誓效忠?

這篇小文不準備評價那場戰爭的必要和正義與否,做出這樣的評價需要更多歷史真相的還原,需要更多歷史檔案的解密,需要時間帶來的冷靜與理性,需要更專業的史學眼光史學修養。

建國之初,正是一個造神的年代。

辛亥革命之後,國家的四分五裂、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的歷史,提醒剛剛奪取了政權的執政者,警惕那個混亂局面的再現。而製造、形成和保持對領袖的崇拜,是被歷史反覆證明、屢試不爽的最便捷和有效的途徑。包括關於領袖的一切,都必然地納入造神的軌道。

對已有結論的質疑,對見證人證言的傳播,不僅不會影響在那場戰爭中捐軀的人(包括毛岸英在內)的真實的價值與意義,相反,以客觀誠實的態度來追尋真相,恰恰是對他們真正的尊重。

這場爭論的普遍意義在於: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個案,讓後人進入歷史現場。

個人記憶,是通往歷史現場的返回之路。

通過當事人的見證,把過去變成曾在,感受六十年前那個歷史現場的氣氛,傾聽在場人的聲音,觸摸他們的脈動與體溫。

毛岸英的死,對耄,對新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什麼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後人有諸多揣測,比如耄性格的變化,心態的變化,耄對民主人士態度的逆轉,反右、文ge等等此類大的運動的毫無顧忌的發動,對戰友們毫不留情的清洗,他的退隱與復出,他對身後事的憂慮,尤其是他對劉少奇的批判鬥爭,對林彪當接班人的選定與疑慮······都是值得聯繫起來考究的課題。

有一個後果不容否定:對於耄,對於劉思齊,對於毛岸英本人,對於彭德懷,毛岸英的死都是一個悲劇。以致多年之後,耄在廬山面對彭德懷的萬言意見書又一次提及此事時,竟說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樣的失態之言。

今天,我們能在上一篇文章《真相:毛岸英之死的幾種見證》中,分享楊迪、丁甘如、楊鳳安、王天成等當事人的記憶與見證,說明了社會在進步。

我注意到,爭議雙方的話語中,屢屢提及那間兼具彭總的住處、辦公室、作戰室等幾種用途的屋子,顯然,有人強調作戰室,更有利於把毛岸英塑造成一位英勇的戰士。

這些見證人的敘述,起碼已經顛覆了當時志願軍總部電報中「正在作戰室工作」,這類含混不清或故意模糊的表述,以及「處理緊急公文」這樣的明顯的謊言。

「熱飯」與「蛋炒飯」的不同表述,也與上面的強調作戰室的心理相同。「熱飯」是每個人生活之必須,而「蛋炒飯」,尤其是用朝方高層送給彭總的很稀缺的十幾個雞蛋炒飯,在那個特殊環境下,就顯露了毛岸英的特殊身份。

駁斥楊迪的人,寧願選擇「熱飯」而迴避「蛋炒飯」。這都是政治正確的需要。

其實,「熱飯」是不是以「蛋炒飯」的形式來熱,已經不那麼重要,雖然幾位見證人都明確地說,是在「蛋炒飯」。

一個年輕的,有着光明前途、無限可能性的生命,在凝固汽油彈的烈火中被活活燒死,那個慘烈的場景,令我們這些與之關係疏遠的後人,在六十年之後,想像一下,仍能感到戰爭的殘酷,從而生發出深深地悲憫。

但,這種悲痛不是因為死者是毛澤東的兒子就會特別不同。

今天反思那場戰爭,是為了更牢固地記住包括毛岸英在內的18萬志願軍戰士,那些死在朝鮮戰場上的中國人。

我希望這種感受所喚起的,是對戰爭這種人類歷史上最大最邪惡的暴力的反思與警惕,而不是仇恨。18萬(一說30萬)中國人在那次戰爭中的死,已經充分地展示了人類的苦難、命運的悲慘,以及生命與死亡的不可承受之輕。

今天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如何避免,這就需要還原歷史真相,追尋釐清所有的關鍵細節。魔鬼躲在細節里。

這就是人們熱衷參與爭論,進行思考的意義所在。

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1951年生於荷蘭,現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哲學教授)在其《記憶的倫理》中,格外擔心有人把「記憶的倫理」誤解或故意歪曲為「記憶的政治正確」。

這種政治正確的記憶往往被美其名曰為「傳統」,馬格利特稱其為「傳統主義」。他指出,「傳統主義主張的是忠誠於過去,而記憶的倫理則是要弄明白,就記憶過去而言,這種忠誠究竟是指什麼。」

馬格利特擔心傳統主義會把過去營造成一個用來支撐某個政權統治合法性的神話。

他引用英國作家拉爾夫·英格的話說,「一個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個王位,但卻不能坐在上面。」越是靠刺刀得到的王位,越需要武斷營造某種正統的傳統,某種單一的、決不允許別種解釋的「光榮歷史」神話。

而在現實生活中,營造單一的記憶神話和壓制不同記憶必然是同時進行的。

看現在拍的電視劇,為什麼國民黨軍官都那麼鮮活生動,而一當八路軍、解放軍,特別是高級指揮員、那些黨的領袖出場,大多讓人覺得不真實,假模假式,做作,不是相互交代劇情背景,就是打哈哈,相互開一些並不幽默的玩笑,或者說一些永遠正確無懈可擊的大話、套話、空話,就是沒句「人話」。

政治正確壓制了鮮活的人性。

分享記憶,使那些歷史見證人的個人記憶,通過敘述和在公共空間的自由交流傳播,成為一種共同記憶,成為一種公共政治性質的歷史憑證。

對單一記憶的營造,和對不同記憶的壓制與禁絕,使記憶成為某些人或某個集團證明其政治正確的工具。

對歷史見證人的證言證詞給予道德上的指責,是壓制不同記憶,營造和保持單一記憶的慣用手段。

這時候,忠誠於過去政治正確的結論,還是忠誠於歷史事實,就成了許多當事人需要艱難面對的選擇。許多當事人在這種壓力下,只好選擇沉默。

說出歷史真相,原來需要很大的勇氣。

努力還原記憶,不僅僅是為了記住更多的人,更是為了當下和明天。

今天,在為所謂「朝戰勝利」歡呼自豪的時候,別忘了,那更是一場悲劇,一場以幾十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的人類歷史上的悲劇。

劉亞偉:筆名亞子,1953年生於山東曲阜,北師大研究生學歷。自由作家,獨立學者。著有《我是一個兵》《五十年謀殺》《拾麥女》《旱》《結他手》《報社》《今夜與誰同眠》等長中短篇小說,歷史紀實《孔府大劫難》等,另有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等散見於各報刊雜誌。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微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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