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辛灝年演講的《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第四節。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南京志史》披露封存近半世紀醜聞
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噎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着國民政府，背着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譁然。」
國軍頑強抵抗中共暗通日本司令部
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揚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
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揚帆便起程赴南京。
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揚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日本」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
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獄，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
蘇聯特派員罵中共在抗戰中漁利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