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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內批新四大家族的歷史真偽

—關於《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幾個問題

作者:

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這本書對於研究文革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人們對這本書有着各種各樣的看法。多年來致力於文革史研究的卜偉華在其個人博客中撰文《關於<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幾個問題》,發表他對這本書的看法。其中談到中南海內「針對四大家族的批鬥會」,這四大家族並非人們熟知的「蔣宋孔陳」,而是「彭、羅、陸、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楊尚昆被列入彭、羅、陸、楊「四大家族」之內(圖源:VCG)

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這本書,我只是匆匆看過,沒有來得及仔細研究。總的感覺是:兩個外國人,能把中國文革史寫到這個程度,真是難能可貴。我對兩位作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謝。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記下了一些問題,在這裏提出來,供作者參考。

「保護吳晗的文章」

第29頁:「北京市委的高級幹部們匿名撰寫了一批保護吳晗的文章」。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看了這段話,會以為真的有人逆潮流而動,勇敢地站出來為吳晗辯護。嚴格說來,這些文章不能簡單地說成是保護吳晗的文章,其實還是一些批判吳晗的文章,只不過語氣稍為緩和,較為講道理。最主要的有兩篇文章,一是鄧拓化名向陽生寫的《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一是李琪化名李東石寫的《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在戚本禹姚文元等左派看來,他們是在「假批判,真包庇」,而從這些作者來說,可能確實是想以這種方式簡接地對吳晗進行一點兒有限的「保護」。但從文本上看來,還是以極左的理論觀點對吳晗進行批判,批判的方法也同樣是「扣帽子」、「打棍子」。例如,在向陽生的文章中,批評吳晗「盡力宣揚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說吳晗的「道德觀本質上是屬於資本主義甚至是封建主義的範疇,他的歷史觀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等等。

荒誕不經的東西也可以寫入書稿嗎?

第36頁:「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特情人員在同筆者之一交談時,堅持說他看過一位當時在場的解放軍元帥的私人日記,原文的結尾是『主席可以為葉群是處女作證』!」

1966年5月19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了林彪寫的所謂「處女證明」之事,已有幾個在場的當事人作過回憶,基本可以認為確有其事,但在當事人的回憶中具體文字略有出入。要徹底弄清真相,恐怕只有等待將來公佈檔案之日了。

而所謂的元帥日記的說法,我認為是荒誕不經的。說毛澤東「可以為葉群是處女作證」,無異於說毛澤東讓林彪戴了綠帽子,這玩笑開得有點兒大。對毛澤東的私人生活歷來傳聞頗多,但很少有讓人信服的證據出現。

我並不懷疑作者有過這樣的交談,但能把如此荒誕不經的東西寫入書稿,令我吃驚。

楊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第38頁:說楊尚昆下台的「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讓自己信得過的人來控制頒發中央文件」。

這個認識可能過於簡單了。用楊尚昆自己的話來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關係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據蘇維民《楊尚昆憶為何被撤中辦主任:毛澤東首先拿我開刀》)

我認為,讓楊下台,不僅是因為他和彭德懷關係密切,主要還是因為他與劉鄧走得太近了。劉鄧主持日常工作,作為中辦主任的楊尚昆自然要與他們頻繁接觸,這就為毛所不容了。周恩來的一段話(1966年5月21日)可以參考:「楊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彭、羅、陸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周恩來的話一語中的,擊中了要害。楊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就是毛澤東認為楊「抱了腿」。

「針對四大家族的批鬥會」和「慶祝四個人下台的集會」

第43頁:「6月,中南海舉行了針對『四大家族』的批鬥會,這也是文革中無休無止的群眾集會的開頭。與此同時,北京到處召開有組織的群眾集會,慶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對中央效忠。」

1966年6月,北京的群眾集會確實很多,但書中所說的中南海內「針對『四大家族』的批鬥會」和「慶祝那4人的下台」的群眾集會,卻是想當然耳。

彭、羅、陸、楊下台的消息在當時還是保密的,許多老百姓還不知道這回事。他們的名字直到1967年5月以後才見諸報端。

根據現已公開出版的四個人的傳記,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各自最早被批鬥的時間。

羅瑞卿在1966年3月的京西賓館會議上受到批判,但那是軍隊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以及公安系統的42名負責幹部出席的會議,與有群眾參加的批鬥會不是一回事。羅瑞卿第一次公開接受批鬥是在1966年12月24日,當天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判羅瑞卿篡軍反黨集團大會,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與蕭向榮、梁必業、王尚榮、陳鶴橋、史進前等人陪鬥。

彭真第一次被公開批鬥,是在1966年12月12日。當天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由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等高校造反派串連各院校和北京市直屬單位共12萬人參加的「首都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會上批鬥了彭真、劉仁、萬里、鄭天翔、吳晗等人。

陸定一第一次接受公開批鬥的時間,是1966年12月9日。

楊尚昆1966年6月根本就沒在北京。他原被貶到廣東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又被改任為肇慶地委書記。因身體不適應廣東的潮濕酷熱,楊尚昆向鄧小平和周恩來「懇切要求」調換到北方工作。1966年5月30日,楊尚昆被從廣州調往山西臨汾任地委書記。7月3日,楊尚昆被「監護審查」。12月25日,中央專案組派專機把他押回北京,從此才開始接受無休止的批鬥。

中央文件中沒有說「停課」

第61頁:「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決定,在全國大學和中小學『暫時』停課」。

6月1日以後,確實有許多學校都逐漸停課了,但要說中央和國務院發佈的決定讓大中小學停課,則不準確。該文件中並沒有「停課」的說法。

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認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制度,必須徹底改革」。「考慮到上述情況,決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方面,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有充分的時間作好一切準備。」

哪兒來的第14卷?

第65頁注62與注63,都是引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4卷。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一共只有9卷,另加4個附卷,總計有13卷,哪兒來的第14卷呢?原來是作者把冊數當成了卷數。有的卷不只一冊,該套書在書脊上標有連續排列下來的冊數,共19冊。書中所引材料正確的標註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九卷(第14冊)。

張冠李戴

第68頁,引用清華工作組組長葉林的話說,當時他完全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工作組)這個工作。

但注釋卻說來自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組》。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

清華北大誰排第一?

第69頁:「清華大學在北京排名第一,6月份一共湧現出了65000張大字報」。

這個說法肯定不準確。當時北大的大字報可能要比清華多很多。張承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組》一文中說,僅6月1日至6日,不到一周的時間裏,北大即有50000張大字報。至於北大6月份一共出了多少大字報的數字手頭沒有,但肯定要比65000張多得多。我當時所在的清華附中,6月份的大字報達到了20000張(據清華附中工作組1966年7月4日匯報材料),附中共有師生不過一千四五百人,而清華當時在校學生即有16000多人。按比例來說,清華大學的大字報還不如附中多呢。

「黑幫」帽子何曾「不用了」?

第69頁:「(黑幫)這頂帽子在6、7月間的媒體上滿天飛,由於據說它對如此之類的戴帽人『不能說明其性質』,8月份以後就悄然不用了」。

這樣寫的根據是《周恩來年譜》中說:「在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周恩來與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用詞」。但《十六條》中刪掉了這類詞語並不影響這類詞語在群眾中,在社會上繼續大量使用。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黑幫」、「黑線」這類用詞實際上是貫穿文革始終的。不僅群眾中用,《人民日報》上也一直在用,尤其是在說到鄧拓、彭真等名字時常常會用「黑幫」這個詞,這只須翻看一下當年的報紙就知道了。1969年以後,「黑幫」一詞基本不用了,但「黑線」一詞還在繼續使用。有意思的是,1976年10月以後,《人民日報》又開始使用「黑幫」一詞了,不過這回是用在了江青等人的頭上了。

是173人還是195人?

第88頁:「在1956年和1958年的中共『八大』兩次會議上選舉的173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只有141人參加了會議,和正常情況相比,人數大大減少,這說明許多領導人找藉口脫身,避開這註定的是非之地。」

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總數不是173人,而是195人。(八大選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70人,八大二次會議增補2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合計總數為195人)說出席人數少是「許多領導人找藉口脫身,避開這註定的是非之地」,很不靠譜。有許多人是想參加也參加不了的,如此前被打倒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習仲勛、賈拓夫、譚政、萬毅、王稼祥、李立三、肖克、鄧華、楊獻珍、周揚、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仁、烏蘭夫、奎璧、林鐵等人被剝奪了出席全會的權利(人數不全,還須核實)。另外,自八大以來逝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1人:黃敬、賴若愚、林伯渠、羅榮桓、柯慶施、陳賡、李克農、劉亞樓、甘泗淇、周保中、張德生。說列席全會的47人中有兩位「革命師生」,也不對。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革命師生」除聶元梓和楊克明外,還有:北京大學學生高盛清和原北京大學教師張恩慈,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清華大學學生王博文、賀鵬飛、花春榮,北京廣播學院學生鄧良寶,北京郵電學院學生王柏松,北京工業大學教師陸彩雲,北京戲劇學院教師梁恩澤,北京第四中學學生孔丹等人。

能這樣加注嗎?

第105頁:「在文革後期,(毛)在與其親信們談話時,主席甚至提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標誌確切地說是他為了革命而心甘情願地承受大肆殺戮的死人數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位希特拉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殺人就越要革命。」注釋為:本書作者看到的一個可靠的材料。

毛澤東為達目的死多少人都不怕這樣的話,我們都見過。但問題是:我們在寫書時,難道可以這樣來加注嗎?這樣加注還有什麼意義呢?

8月13日大會

第106頁:「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一次群眾集會上,大約7萬名青年男女見證了對10餘名小』流氓『的公開批鬥」。「這些流氓遭到了毆打。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負責監督北京文革的進程,他也不能或不願意進行干預」。

1966年8月13日北京工人體育場鬥爭大會批鬥的「小流氓」不是「十餘名」,而是5名。說王任重「也不能或不願意進行干預」現場的毆打,這話說反了,王任重是想努力控制局面,制止打人現象的蔓延的。而毛澤東是主張放任自流的,所以,毛澤東批評了這個大會和支持中學生開會的王任重。這個大會上,打人者是突然從觀眾席上沖向體育場中的,他在打人時還得到了全場的許多掌聲。這個場面在北京市造成了惡劣影響,周恩來後來也嚴厲批評過這次大會。大會的本意是想控制局面,維護秩序,實際效果卻是助長了打人風氣的形成。但不容否認的是,大會的組織者中有人出面制止了打人。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第一個打人者的行動得到了掌聲的時候--我當時就在觀眾席上--又有許多人開始離開座位沖向體育場內了。可以肯定,如果不加制止的話,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中學何時開展運動?

第106頁:「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發生在中學甚至小學裏,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在注釋中說:「在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看來,假如讓曹軼歐去一所中學煽動人們支持毛,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他們或許會認為毛已經失去了理智。實際上各大高校從5月中旬開始進行動員,到8月初毛才批准在中學開展運動。」

注釋中的話是有問題的。從北京的情況看來,高校和中學幾乎是同時開展運動的。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黨委召開了北京天津10所高校黨委書記、宣傳部長會議,討論和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問題。4月19日,中央辦公廳教育辦公室編發了關於高教部黨委召開座談會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情況簡報,這份簡報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和好評。毛澤東於4月23日批示:此件好,發各位同志看。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應參加到文化革命運動中去。這也就是說,毛澤東在4月份就「批准在中學開展運動」了。另外,在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於5月10日在全校大會上作了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這個報告後來受到清華附中一些學生的批評。

和大學生相比,中學生思想單純,更容易衝動,盲目性更大。但要說「最無條件積極支持文革的是中國的1300萬中學生」,還是不妥。因為這1300萬中學生里,還是可以分成各種各樣的人,對文革的態度還是會有千差萬別的。

編造的材料不能用

第107頁,引用了於輝的《紅衛兵秘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有關紅衛兵成立的段落。

用文學筆法描述紅衛兵成立的具體情形,有一點兒可讀性,但不能作為研究歷史的依據。作為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著作,在引用的材料上本應更講究一點兒的。

本書引用的段落中說:「次日,一批用』紅衛兵『的名義寫出的大字報就覆蓋了北京西郊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第一張大字報並不是在(5月29日的)次日,而是4天以後的6月2日貼出的,沒有「一批」,只有1張。

對工作組的作用應作全面的分析

第127頁:「在』五十天『內,尤其是在工作組煽動學生而不是阻止學生的時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區,羞辱折磨的例子無計其數,有些還出了人命。」

工作組時期,整了不少人,也有死人的現象,但總的說來,工作組還是維持秩序,反對亂打亂鬥的。有工作組在,還能維持起碼的正常秩序,工作組一撤,秩序大亂,目無法紀的「破四舊」和大批打死人的現象都出現了。對工作組的歷史作用也應該作比較全面的分析。

一段翻譯錯誤

第127頁:「在上海,9月份與文革相關的有704人自殺,534人被殺害」。

這段話容易被理解為:除了有704人自殺外,還有534人被殺害。其實,這是個翻譯錯誤(其中還包括引用數字錯誤)。裴、李書中原文為: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1966 ShangHai suffered704 suicides and354 deaths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應該翻譯為:1966年9月,上海有704人自殺,354(不是534)人死亡。也就是說,在704個自殺者中大約有一半人死亡。

這個材料引自裴宜理、李遜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一書。經向李遜請教,這個數字的原始出處是上海市委辦公廳編的《文化大革命動態》第841期。「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1994年編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這本後來並沒有正式出版的書中披露了這條史料。

誇張的說法

第130頁,在提到北京一〇一中的時候說:「這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員」。

北京一〇一中建校於1946年,曾經使用過晉察冀邊區聯合中學、華北育才中學等校名,是中國共產黨在老區創辦並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該校幹部子弟較多,但要說「幾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員」則太誇張了。據我向當時在校的一〇一中校友了解,絕對沒有那麼多,幹部子弟相對較多的班能佔50%左右,有些班,如高一的幾個班,每班幹部子弟也就十幾個人。清華附中也算幹部子弟較多的,但幹部子弟所佔的比重,也常被人誇大了。例如我所在的初634班,全班先後共有53人(有4人留級),幹部子弟有12人。

似是而非

第133頁,在敘述了大興屠殺事件後,引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話:「我們到大興縣去調查……形勢非常好」。

如此寫法,容易造成這樣的印象:王力對屠殺五類分子的行為是肯定的,而且還說「形勢非常好」。其實,王力的原話是:「我們到大興縣去調查,只有一個大隊沒有動起來,他們分成兩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勢非常好,壞人要組織武鬥就讓他們暴露,不要怕,這樣大的鬥爭,不可能那樣順利,我們每個同志必須站在毛主席這一邊,必須旗幟鮮明。」王力說的是對保守和造反的問題上要旗幟鮮明,這裏面並沒有包含對大興屠殺事件的肯定態度。

臨時工、合同工與正式工

第165頁:「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慘敗,但是沒有出局。』《解放日報》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動員大批市民來保衛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敵』工總司『卻吸引了大批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與此同時,上海的正式工,總的來說,受益於現有的領導層,故而是支持現狀的。他們自己組成了赤衛隊,與』工總司『抗衡」。

將上海工人中造反與保守的對立說成是臨時工、合同工與正式工的對立,可能過於簡單化了,而且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臨時工、合同工中的保守派和正式工中的造反派同樣大量存在。上海最著名的工人造反派,如王洪文、王秀珍、陳阿大、潘國平、耿金章等都是正式工。說工總司吸引了大批的臨時工和合同工也不準確,當時上海另有一個主要由臨時工、外包工組成的群眾造反組織「紅工司」(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後被工總司和上海市革委會鎮壓。

「聯動」

第199頁:(「聯合行動委員會」)「這個紅衛兵組織完全是由高幹子女組成的,他們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為他們突然認識到,文革針對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嫌疑目標,而是他們自己的父母。」

「聯動」,全稱是「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是老紅衛兵組織的一個鬆散聯盟,並無嚴密的組織機構。就像不能說老紅衛兵完全是由高幹子女組成的一樣,也不能說「聯動」完全是由高幹子女組成的。一般來說,老紅衛兵組織都是由高幹子女、普通幹部子女、非紅五類子女等幾部分組成的,具體到不同的學校,各種出身所佔比例會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所學校的老紅衛兵組織都不可能是完全由高幹子女組成的。

廣大幹部受到衝擊,他們的子女自然會有反應。由不相信自己的父母會是什麼走資派,到懷疑普遍地炮打司令部的合理性,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聯動」產生的真正原因,實際上還是從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的。老紅衛兵(包括大多數的保守派)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基本上來自「十六條」中的那些原則:破四舊立四新,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幹部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等。1966年10月以後,運動的主流迅速從破四舊轉到炮打司令部,老紅衛兵和保守派轉不過這個彎子來,最終被運動所拋棄,其中一些極端分子走上了懷疑、反對中央文革的道路。

王任重派北京紅衛兵去保衛湖北省委?

第203頁:「王(任重)利用這個重要的職位向(湖北)省內的下屬通風報信,讓他們避開文革的漩渦」。在注釋中說:「比如,1966年8月末,湖北省和武漢市委受到了北京紅衛兵的攻擊,王任重從首都派了一支敵對的紅衛兵去保衛它們。」

1966年8月底,王任重向師大女附中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建議,讓他們去武漢看看,介紹一下北京的經驗。王任重雖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但顯然還不具備調遣北京紅衛兵為他服務的權威。

9月6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等5人發表了《致革命同學的公開信》,信中說:「現在北京南下串連的同學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說湖北省委是黑幫黑線,張體學同志(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省長)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這些反動的觀點我們堅決反對!」公開信中的這些觀點與當時武漢市的絕大多數群眾是一致的。(最近宋彬彬已經說明《公開信》發表的不是他們的原稿,是被湖北省委做了很大的改動的,詳見《記憶》總第47期。)

清華附中紅衛兵則認為,湖北省委的領導人對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9月1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以「中南支隊」的名義,發表了「訪漢聲明」。首先指出了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偏差:「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存在着嚴重的偏差,廣大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積極主動地炮轟省委,向省委的錯誤、缺點開火,而是集中很多精力攻擊外地來漢的所謂一小撮混蛋,敵對情緒很大。」其次指出了省委的錯誤,認為湖北省委存在着壓制批評和擴大敵對情緒的錯誤。針對武漢市當時流行的口號「揪南下一小撮」,聲明提出,外地來漢師生的主流是好的,然後又說,在炮打司令部的群眾運動中,乘機搗亂,乘機進行階級報復的混蛋是有的。最後提出了希望:「我們誠懇地希望湖北省委負責同志擔起責任來,接受批評,檢討錯誤,糾正錯誤,正像十六條所說的那樣:』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希望省委深刻認真理解當前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特別是炮打司令部的群眾運動,敢字當頭,謙虛謹慎加以得力領導,使運動走上正確的軌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的開展起來。」

舉出當年的這些文字,目的是想說明:對任何歷史事件的敘述切忌概念化、簡單化,應該以史料說話。

「百萬雄師」否認有必要開展文革?

第206頁:「實際上,』百萬雄師『否認有必要開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實際上,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對他們來說,不是要不要文革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文革的問題。「百萬雄師」和類似的保守派只是按照他們理解的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去參與運動。他們以共產黨傳統的做法和政策來衡量所發生的一切,殊不知毛澤東自己先一反常態,採用了一整套超常規的做法。保守派用過去的毛澤東思想來反對現在的毛澤東思想,成為了逆潮流而動的力量。

難以置信

第207頁,引用武漢一個17歲的中學生自述:殺一個小孩可以得20元,殺一個成人可以得50元,所有殺死了人的錢到紅武兵頭頭那領。這個材料來自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編:《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這類材料往往會有大量的誇張、虛假的成分,引用須謹慎。無論如何,這種事情都是難以置信的。而對難以置信的材料,應該儘量搜尋可與之相印證的其他材料。在沒有任何其他材料支持的情況下,一般不宜貿然使用。郭沫若所說「孤證單行,難以置信」(史學論集·論古代社會),可能就是這個意思吧。

莫名其妙

第225頁:「隨着在幾天的聯合搜捕行動中把』五一六『兵團』打倒『,中央當局就不再對這一兵團感興趣了。注釋說,引自卜偉華《北京紅衛兵運動大事記》。

這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作者是如何從我的那篇文章中得出了」當局不再對這一兵團感興趣「的結論的?其實,在1967年8月基本摧毀了真正存在過的」五一六「兵團後,1968年、1969年,當局一直都在講」五一六「的問題。到1970年、1971年更是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了。

書中所說」李震死後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動就鳴金收兵了「(第242頁),也不準確。李震死於1973年10月21日,此後,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既未」鳴金「,也未」收兵「。全國許多地方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既沒有宣佈結束,也沒有結果,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戴像章是特權嗎?

第267頁:「在文革開始時,只有少數階級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帶毛的像章」。

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文革初期佩戴像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並非只是少數人的專享。在「血統論」盛行的時候,出現過禁止「五類分子」及其子女佩戴像章的事情,但總的說來,還是屬於個別現象,不能用個別代替一般。「破四舊」時,北京還出現過禁止「五類分子」及其子女抽煙喝酒的事情(見北京一〇一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井岡山之火戰鬥隊」:《勒令》),但不能因此就說:在文革開始時,只有少數階級背景好的人能夠享受煙酒。

語意不清

第443頁:「』四人幫『的戰術和他們的戰略一樣錯誤。作為毛身邊擁有重權的寵臣,他們在北京呆了19年,親手製造了文革的混亂,自己也變得狂妄傲慢,自以為是。」

這段話語意不清。「四人幫」這個詞是1974年才出現的,1976年時「四人幫」才兩歲,怎麼能「在北京呆了19年」?王、張、姚長期生活在上海,江1949年到北京,1976年時已在北京「呆了」27年了。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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