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薛雨婷，這才是美國駐加州記者。
每次碰見不認識的黑人時，我都讓自己打起精神，做好迎接攻擊的準備，儘管每次他們都只是對我點點頭，說聲「hi，兄弟。」
這就是我為什麼在1995年特地跑去華盛頓參加一個黑人集會的原因。我需要把自己浸在全是黑人的海洋里，來減輕我隱藏在內心深處對黑皮膚的恐懼。是的，我怕黑人。
儘管我有一群黑人兄弟姐妹，黑人父親，黑人繼父，他們都跟我住在一起而且很愛我，儘管我有着從出生就跟着我的黑皮膚，我還是一個很怕黑人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知道那個殺了Keith Lamont Scott（夏洛特市的一名43歲的非洲裔美國人在與警察的對峙中被當地警方開槍擊斃）的警察的膚色時，我才看出媒體的評論是多麼不靠譜。
「在北卡羅納州出現因黑人被射殺而聚集起來的憤怒的黑人，他們與白人軍官對抗，與Scott事件有很大關係。」媒體評論人Kurtz說道。
我知道Kurtz是錯的，因為我有對黑人不合理的恐懼，這錯誤的歸結到其他白人或是非黑人種族的誤導上。
Scott其實是被一個黑人警察射殺的，而這些人舉行了好幾天的反暴力抗議——他們以為是一個白人警察。
我在一個檢測是否有種族偏見的測試中發現，人們很容易把不好的事情和深色的皮膚聯繫起來，最起碼有90%的白人和幾乎一半的黑人這樣認為。
這是我們正在進行的關於種族的討論的一個關鍵方面，而這點經常被忽視。
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恐懼，我知道就算是「好」警察也會殺死一個沒有武器的黑人，而且數百萬的人還會覺得這樣是合理的。最致命的偏見還是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裏的。它可以引誘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想法正確、做法正確，或是做個好人，我們的行為就永遠不會被種族歧視所干擾。
我不種族歧視，我喜歡那些和我一樣有着深色皮膚的人。我和一個黑女人結婚了，她剪掉了長細辮留起了自然的短髮，我還是一個十四歲黑男孩和十二歲黑女孩的父親。我學習了醜陋的種族歷史去再教別人。我毫不畏懼各種形式的偏執、歧視和種族主義。
然而，仍舊，我在和內心深處做鬥爭。
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理解這不是一些事你可以祈求它離開或是想讓它消失就消失的，有目的的行為最終會變成第二個自然反應。
當黑人和警察衝突時，這種類型的種族歧視不會消失並且會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管黑人多完美地配合警察工作，不管警察多嚴格地遵守他的訓練手冊。
美國長久以來建立在黑人是卑微且危險的思想上，這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了。沒有體制的改革來消除這種偏見，我們只能在圈子裏繼續跑下去，一邊哀嘆我們的命運。
Airbnb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來對抗某些屋主在分享房屋時的偏見。這家公司重新調整了預定和接收時的規則。Orchestras也取消了性別的選項。
在《不公平：犯罪量刑的新科學》一書中，Drexel大學的教授給出了一系列在犯罪量刑上需要調整的法案，這將會徹底根除量刑時的種族偏見。
上面的各種行為都是為了幫助我們抵抗那些不經意紮根在我們大腦里的種族偏見。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步是先清楚一個人是好人並不足以彌補他的種族偏見或是未來的不公平。
因為潛藏的偏見可以影響到一個像我一樣的好黑人，那麼一定可以影響到任何人，腐爛任何一個我們信賴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