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堯：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畫系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留校，工作一年。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歷。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你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哪些根本差異？對於現在大學生出國熱怎麼看？跨過門檻，意味着創造與超越。你的出國，是不是一次跨過門檻的過程？在國外，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陳丹青：我對出國熱沒有看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本該出入自由，改革開放只是將事物恢復應有的狀況。在國外，最深的感觸：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吳懷堯：這種說法讓人詫異，能否闡述一下？
陳丹青：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係：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麼？
吳懷堯：我很好奇，為什麼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膽子變得如此之大？是什麼讓你口無遮攔？你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
陳丹青：我少年時就口無遮欄。可那時沒人找我說話，文革時哪有媒體啊，即便有，憑什麼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膽子。和紐約市隨便哪個說說寫寫的傢伙比，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給摘除了膽囊。我從不自稱藝術家，更不是知識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國連真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裏來「公共知識分子」？
吳懷堯：那你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陳丹青：我從沒想過給自己定位。「定位」這倆字也是近年回國後才知道。為什麼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穩、就有價值了麼？我聽不少人動不動就說「我是作學問的」，「我研究這一行一輩子」，我就心裏想：傻逼！
吳懷堯：如果說你的憤怒是一種高興，那麼幸福是什麼？
陳丹青：到我這年齡，活着，沒病，就什麼都好。我不會去想：啊！我的生活與精神最近怎樣怎樣……不會的。我只是活着。
吳懷堯：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後，你為賑災所繪的油畫《中國的山川》在一場慈善競拍中以165萬元拍出。有媒體報道，這筆善款將全部捐助給汶川地震災區，用於建立多所希望小學。這些小學，你會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嗎？
陳丹青：為什麼要用我的名字？我從未想過。我也不知道這些錢會不會拿去蓋小學，甚至不曾指望錢會用在災民那裏。只是我得做些什麼，不是為了災民，只為心安。
吳懷堯：一個人用什麼名字，或者接受什麼樣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義。從字面意思來看，「丹青」是紅色和青色的顏料，借指繪畫。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來歷——是父母取的嗎？如果是，那他們太有先見之明了。
陳丹青：我的名字是父親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親是抗戰那代過來人，相信「精忠報國」，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親給我們兄弟倆起這對名字，當時哪料到我喜歡畫畫。
吳懷堯：據我所知，你的父母經歷過戰爭，逃難，你的祖父是黃埔軍校的軍官，打了半輩子仗，你的岳父也是軍人，也打了半輩子仗。你雖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戰爭有關。小時候看的電影都是戰爭，然後經歷「文革」，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對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陳丹青：我對苦難會敏感。但「苦難」這個詞現在被說濫了，惹人討厭。當我說對苦難敏感，意思是說：苦難是美的，假如進入藝術的話。我喜歡畫悲劇主題。孟德斯鳩說過，人在苦難中才活得像個人。
吳懷堯：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經經過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薰陶，經過風月流水的滌汰，你覺得這樣一座歷經過苦難的城市會產生什麼樣的藝術？或者說，什麼樣的藝術會適合上海？
陳丹青：除了殖民時期的建築，「殖民文化」對上海曾經有過的「薰陶」早已被淘洗乾淨了——不論這種薰陶是負面還是正面的。民國的上海藝術家作出了全中國最「洋氣」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給出全國最左的無產階級文藝——八個樣板戲有四個是上海創作的——現在上海的藝術，整體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給全國哪些作品。譬如現在上海沒有一部驚動全國的電影。這種情況已延續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國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電影。
吳懷堯：前幾天我倒是看了一部電影，叫《海角七號》，台灣的片子，看完後寶島是個美麗溫情有夢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寫了篇《日常的台灣》，說台灣人情好，早期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處處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積上，台灣算是彈丸之地，但是卻接連出了不少厲害角色，諸如李敖、柏楊、侯孝賢、鄧麗君、白先勇、周杰倫等。如果我說，台灣是目前中國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圍最好的省份，你會同意嗎？
陳丹青：一個省份不能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或「文化氛圍」比較，但台灣出人，不是因為文化氛圍，而是相對大陸，比較自由，比較地沒有遭遇文化上的毀壞與劫難。你去問問台灣有頭腦的文化人，都對台灣不滿意。
吳懷堯：在評述王家衛的時候，你說他「一看就是一個流氓」，很多人奇怪你為什麼這麼說。你平時喜歡看什麼類型的電影？能否為大家推薦三部你覺得必看的電影？
陳丹青：媒體喜歡聳動，在我全部講演中只摘取這句話，並予誇張。那是形容詞，表示一種潑辣大膽的影像風格。事後家衛請我吃飯，我說媒體只用這句話，他說對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電影！即便從電影故事看，事實上歐美多少電影以黑幫流氓作主題。
我喜歡各種類型的電影。沒有一種類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難推薦「三部電影」，那樣會對不起其他好電影：好電影太多了。
吳懷堯：你25歲時考上美院，其時正好是「文革」後各地高校全面恢復招生的1978年。據說在考大學的前幾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試資格，真有這事嗎？坊間還流傳一種說法，那年你以外語零分、專業高分被錄取。你在外語考卷上寫下「我是知青，沒有上過學，不懂外語。」隨即交卷，離開考場，真是這樣？
陳丹青：具體情況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樣。但考試前幾天忽然被取消資格，完全沒這事。那時國家拼命鼓勵所有年輕人考試，每個縣委公開發放申請表，誰都可以填表申請。國家十年不招生，急壞了。
吳懷堯：對任何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與侮辱。要改變這種考試制度，關鍵點在哪兒？對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陳丹青：我對制度的改變與否，不抱希望，那是許多人的飯碗，不能隨便改動。我對出人才不絕望。人才是擋不住的。
吳懷堯：你小時候是乖孩子嗎？學習成績如何？有沒有翻牆越界手腕子給大人捉牢了的經歷？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打架與被打的經歷？
陳丹青：我小時候很乖，聽話，又很頑皮，叛逆。我想現在也差不多。媒體誇張了我的判逆。許多記者一見我，發現完全不像他們想像的樣子，他們大概以為這傢伙是個瘋子。
吳懷堯：有人問畢達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畢達哥拉斯說：她們有三個神聖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兒，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後被叫着母親。能否說說你對女性的看法？
陳丹青：上帝創造男女。我對女性談不出什麼要緊的話，太多人已經發表過意見了。我也談不出對女性的「看法」，一個男人對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這要看你面對一位怎樣的女性。我不會對太寬泛的詞語發表意見：「女性」一詞什麼都沒說出，一位八十歲的老太太和一位五歲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應的顯然不是這倆年齡段的「女性」。
吳懷堯：那我們來談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紀大講堂，你和賈樟柯圍繞電影《小武》展開對話，台下座無虛席，掌聲和笑聲此起彼伏。學生們提問也很踴躍。退場時，我看見有個男同學衝着台上大喊：「我愛你！」看得出，不少年輕人對你很是崇拜，不少聽上去「很深刻，很哲學，很迷茫」的問題，你也面帶微笑，耐心作答，你當時內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陳丹青：我喜歡小孩，喜歡看見年輕人。中老年人要麼對年輕人討厭——年輕人處處提醒他們，你老了，快死了——要麼看見年輕人會高興。我屬於後一種吧。我年輕時，凡是對我們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會喜歡。
吳懷堯：既然這麼喜歡年輕人，那你有生之年，還會參與體制內的教育嗎？
陳丹青：體制不變，我不會參與。
註：此文發表於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