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赴西德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治療腿病，於8月3日突發心肌梗塞病逝。就在去世前不久，羅瑞卿在一起講話中披露了自己遭林彪整肅的真正原因，他說：「是因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中共開國大將羅瑞卿（圖源：VCG）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職務，名義上是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實際上是隔離審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
所謂「竊聽器」，其實是錄音機。以前毛澤東講話沒有現場錄音，手工記錄既不準確且事後整理還找不到依據，這使時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很傷腦筋。一次毛澤東同外賓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真老虎的問題，因事先安排了錄音機，後來在整理成文字時很準確，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此後，在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講話時，都儘量安排錄音，但有時領導人講話不是那麼很正式，面前擺一個錄音話筒也感到不舒服，於是有關工作人員就用花之類的東西將錄音機擋着。其實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設竊聽器」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楊尚昆的冤案進行了複查，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了複查報告，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給予徹底平反。複查報告指出：「楊尚昆同志原在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佈的有關楊尚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頻頻活動於密室、點火於京滬之時，一向善於觀風察色的林彪，也認為機會到了，開始施展陰謀手段整人了，並首先將矛頭對向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
林彪與羅瑞卿長期是上下級關係。羅比林大一歲，但林一直是羅的上級。林任紅四軍軍長時，羅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師師長。林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時，羅任軍團保衛局長。紅軍長徵到陝北後，林任紅軍大學校長，羅任教育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兩人沒有在一個地區工作。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原總參謀長黃克誠因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而被免職，經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羅瑞卿由公安部長職位調任總參謀長。
起初，林、羅工作上相處尚可，但從1961年起就有點矛盾。1964年以後，林彪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逐漸對羅瑞卿心懷不滿，以致發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對陶鑄說：1960年，羅瑞卿對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2年起，就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是什麼原因導致林彪對羅瑞卿不滿呢？林彪垮台後，羅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寫道：「那麼，在什麼一些事情上，我觸怒了他呢？因為他總是有什麼病，經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請示主席辦了，或者主席有什麼指示，我就佈置執行了。有些重大一點的事情，事後報告了他。有些事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病，也沒有告訴他，我想，這樣辦，我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沒有錯誤，因為主席不僅是黨的主席，而且是黨的軍委主席。他對我不經過他就直接向主席請示決定問題，表示不滿，但又說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對羅瑞卿表露出明顯的不滿，是從1964年的全軍大比武開始的。為進一步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1964年春，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舉行一次比武活動。1964年6、7、8月期間，全軍分18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參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萬餘名幹部、戰士和民兵，軍內外參觀的幹部近10萬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北京部隊和濟南部隊的比武表演。毛澤東對這次比武活動評價很高，並指示要在全軍普及「尖子」經驗。
這次全軍大比武對於提高全軍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起了重要作用，但這一做法卻並不符合林彪此時的治軍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隊的政治「四個第一」的觀點，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軍大比武顯然與他的「四個第一」不一致。因此，對於這次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採取的是靜觀的態度。後來覺得有文章可做，就派葉群等人到廣州軍區當年他參加南昌起義時所在的連隊等基層單位搞調查。調查中發現有些單位軍事訓練佔用的時間多了一些，比武中個別單位有錦標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於是，林彪、葉群抓住這些問題不放，指責大比武是單純軍事觀點，衝擊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機，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緊急召見總政治部領導人，批評說：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的太突出，時間占的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衝擊了政治。林彪還強調，軍事訓練等「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他甚至說，軍事訓練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並要求1965年應當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講話作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標》下發全軍貫徹執行。在林彪的壓力之下，大比武活動就這樣偃旗息鼓了。
羅瑞卿不同意林彪對大比武的批評，認為「1964年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對於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羅瑞卿說：政治「也不能亂沖一氣」。以後，羅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頭政治，說：「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哪裏有這種政治！」「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
本來在大比武這件事上，林彪就認為羅瑞卿不聽話，同他有二心，產生了要將羅整下來的想法。1964年5月，毛澤東提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要有三線接班人。在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的過程中，羅瑞卿曾就新老幹部交替問題向林彪作過匯報，並曾講過有些老幹部應當主動「讓賢」之類的話。一向多疑的林彪聽了，認定這是羅瑞卿要他讓賢，更堅定了打倒羅瑞卿的決心。
可是，僅一頂「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還不足以整倒羅瑞卿。於是，從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鵬等人寫揭發羅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說：「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做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以隨時到來。」
同一天，葉群坐專機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匯報，至於匯報的內容，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的話說：「現已無從知道。」因為匯報是單獨進行的，自然沒有留下記錄。但據幾天後葉群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了解，揭發的內容大致是羅瑞卿要奪軍權，羅瑞卿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
當年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曾安排葉群向毛澤東匯報，因為葉群談話的時間太久，他還三次進去催葉早點結束談話。據他回憶：
三次催葉群，只聽到她的話頭話尾。聯繫起來看，是葉群向毛主席告羅瑞卿的狀。她對主席說：「我過去對羅瑞卿是畢恭畢敬的，沒想到羅瑞卿跟林彪的關係搞得這個樣子。」
葉群又說：「羅瑞卿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林彪的位子讓給他沒關係，但會不會發展到『逼上奪位』的程度呢，我想是會的。主席，他是兩個眼睛盯着這個位置的。」葉群還羅列了羅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說：「羅瑞卿反對林彪『突出政治』，他說，『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應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
在葉群來杭州前幾天，羅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澤東接見柬埔寨的朗諾將軍，羅瑞卿在參加接見時見到毛澤東，並且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還沒看。」毛澤東只向他笑了笑，沒有說什麼話。當晚，江青見到羅瑞卿又說：「北京各報至今都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為什麼？」還說：「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羅瑞卿聽江青講完這幾句話後，回到住地即給彭真打電話，說：「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毛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軍報》轉載，請你也考慮，如果北京的報紙不能同時轉載的話，就先指定一家報紙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11月29日，《解放軍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羅瑞卿離開上海去蘇州看望林彪，行前將他這一想法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鼓勵說：「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見此時的羅瑞卿根本就沒想到林彪要對他下手，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也沒有什麼變化。
林彪、葉群的誣告顯然產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澤東在蘭州軍區第55師的一個報告上寫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是一次比較獨特的常委擴大會，參加會議的人員，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書記處成員，還有軍委委員和軍隊的負責人，作為林彪辦公室主任的葉群和總參作戰部的一位副部長也參加了會議，除了少數人外，大多數與會者事先並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講到這樣一個細節：賀龍接到通知到上海開會，問通知人開什麼會，對方回答說，去上海就知道了。秘書問他，去開會總要帶點文件，帶什麼？賀龍說，帶上地圖去，他還以為是討論軍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後，劉少奇見到賀龍，問賀開什麼會，賀說，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起初，林、羅工作上相處尚可，但從1961年起就有點矛盾。1964年以後，林彪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逐漸對羅瑞卿心懷不滿，以致發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對陶鑄說：1960年，羅瑞卿對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2年起，就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會議分為三個小組，組長分別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近十個小時的發言，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楊成武回憶：
小組會由周恩來主持。他宣佈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是做了充分準備的，講得有聲有色，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翟月英（按：劉亞樓夫人）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
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
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
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
「還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裏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道呢！』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一下子講了幾個小時，硬說羅瑞卿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使別人聽起來似乎都是真的。
對於開這樣一個會議，事先羅瑞卿本人更是一無所知，會議召開時，他已離開蘇州，正在雲南昆明巡視部隊。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才通知他來上海出席會議。羅瑞卿於12月11日下午到達上海，沒能住進大多數到會人員住的錦江飯店，而是住到建國西路618號一個小院子裏，一進小院實質上就被看管起來了。會議對羅瑞卿進行的是背靠背的揭發和批判，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
當時給羅瑞卿列的「罪狀」，概括起來有三條：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林彪在會上宣佈：撤銷羅瑞卿的各項職務。
12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向羅瑞卿傳達毛澤東的談話：「主席對林彪講，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這是一。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查什麼。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想到完全打倒羅瑞卿。
羅瑞卿聽了周恩來、鄧小平的傳達後，很想不通，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去見毛澤東，去見林彪，希望把問題解釋清楚。周恩來告訴他不能同毛澤東見面後，羅瑞卿又馬上給林彪打電話要求見面。周恩來見此情景，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會後，羅瑞卿即遭隔離審查。隨後又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作組」，於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開會，揭發批判羅瑞卿，鄧小平被指定為會議的主持者之一。鄧小平對林彪素無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對羅的那些惡意誣告。於是，會議開始後，他就把會議交給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與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視察三線建設。後來在「文革」中「檢討」此事時，他說：「對於這個斗爭的嚴重性質一直沒有理解」，並承認「實際上是在開脫羅瑞卿」。
這次會議最後作出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給羅瑞卿羅列了一大堆罪名，諸如：「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還說他是「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是「打着紅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林彪為什麼要打倒羅瑞卿呢？
羅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講話中說：「是因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