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裏長大，對他的早年經歷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經歷坎坷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常「配對兒」在一起玩。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准，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併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後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干，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着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對我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衛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鬥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看得出來，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少年往事
「惡毒攻擊雷鋒」
王岐山是1956年從青島轉學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於讀小學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憶說，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時候，我和王岐山關係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閒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
下鄉插隊之前，我曾隱約聽說，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後，我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麼「小錯誤」，王岐山笑着說：「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鬥呢！」
聽他解釋，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說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於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說，「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餘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於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麼一個觀點：如果雷鋒還活着，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說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後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說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說，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說錯話，辦錯事……於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後來對我說，「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鬥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毀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現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鄉插隊，我去了內蒙古，他去了陝西，我們沒有聯繫。（作者：老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