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北京人」質問我為什麼要為「非京籍」上學呼籲，罵聲也不在少數。他們委屈：「大北京都被外地人佔領了，都是因為外地人，北京的城市病如此嚴重。」
與那些在過年叫嚷「這幫孫子可走了，這才是北京」的人一樣，我也沒有戶籍壓力。我算是三代「北京人」，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都有北京戶口，父母都在北京出生——相信現在很多以「大北京」人自居的，也不過是第二代，更少有祖宗八輩都是北京的。
在我年幼無知的時候，也會在發現自行車又丟了時埋怨一句：「準是外地人幹的。」好事，都是咱北京人幹的；壞事，都是他們外地人幹的。
直到我大學出國留學，也成為流動人口，當「北京戶口」的優越感不復存在時，當我感到身份困惑時，我開始思考一些更為本質的問題：什麼是人的身份？戶籍制度緣何存在？戶籍能否限制基本人權？人的價值又是什麼？
從打工子弟學校到美國名校
2009年起，我在一項行動研究計劃中工作了四年，力求改善北京外來工隨遷子女的抗逆能力（resilience）、在京生存能力與工作機會。
我第一次走進打工子弟學校，是在城南魯谷東街。那裏有一座氣派高大，帶有四個金色塔尖的豪華酒店。雖然我曾駕車路過多次，但想不到就在大酒店的腳下，就有一個由幾排平房構成的簡易打工子弟學校。
自2001年以來，北京出現了很多打工子弟小學，多數由民間個人或團體興建，臨時租賃場地，師資薄弱，僅能滿足孩子們有地方去、有人管的需求。
楠楠（化名）是人們口中的「農民工子女」，她的整個義務教育就是在打工子弟學校完成。
如今，楠楠已是美國厄勒姆學院（Earlham College）的大學生。她為了這個讀書機會，總共在兩所打工子弟學校讀了兩次初一，在三所高中讀了三次高一，最後考入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最終來到美國。
沒有誰比楠楠更明白作為一名好學的農民工子女在京讀書的不易。對於渴望讀書的他們而言，北京是個殘酷的城市，在這裏「非京籍」學生不得不面臨嚴厲到令人不可思議的招生政策。即便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也頭頂着從未間斷的「關停魔咒」。
過去十年，在嚴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屢次遭到關停。其中，2006,2011年和2014年均掀起了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潮。2010年和2014年，成為北京諸多限外政策的拐點。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便是其中一環。
「在和平年代，我們竟然沒有學上！」楠楠曾經如此感嘆。
像楠楠這樣的外來工子女想要接受優質教育，意味着要比城市孩子經歷更艱辛的努力與犧牲，在更加混濁的迷霧中尋找資訊，甚至不得不為了手足讀書而犧牲自己的前程。
按楠楠自己的話說，她在京就讀的打工子弟小學「簡直誤人子弟」。不過，楠楠在初中時進入了蒲公英中學，有人將其比為打工子弟學校中的人大附中。蒲公英中學的校長鄭洪女士是一位美籍華人，畢業於哈佛大學，自2005年在北京大興建立起了這座打工子弟學校以來，一直致力於培養「像蒲公英那樣不被重視、卻無所不在，頑強地落地生根」的外來工子女。她為蒲公英中學的學生爭取到許多機會和優質教育資源，甚至不輸公立學校。
初中三年，楠楠一直穩居年級前三名。不過，沒有北京戶口的她，無論成績多麼優異，也無法進入公立高中。
那時，「非京籍」學生還可以在北京入讀職業高中。鄭洪為楠楠所在班級的學生聯繫到北京海淀區一所不錯的職業高中，讀電腦專業。但是安逸的職高生活不能滿足楠楠，她一心想考北大。
「我在這所職高第一次感到人生空虛。」楠楠說。
一年後，楠楠返校時得知，比她低一級的2009年初三畢業生，即將升入大興一所職業高中，但是校長竭力為他們爭取到「區別對待」，該職高專門為這個班提供普高課程——這對楠楠來說已經足夠了。她決定降級去大興讀普高課程。
但楠楠沒想到的是，在職高教授普高課程面臨着很多現實阻力。一來職高老師對於普高內容感到生疏，二來工資並沒有增加任務卻加重，老師怨聲載道。
終於，2010年5月30日，距離修完高一普高全部內容還有一個月，學校決定提前放假，並召集這個打工子弟班的學生開會。楠楠說：「從他們的眼神中我就知道要發生什麼。」果然，校長宣佈特殊班停辦，並對楠楠和同學下了最後通牒：要麼去職高班，要麼自謀出路。
楠楠告訴我，她和班上幾個渴望讀書的同學當時就哭了。哪怕是事後回憶起來，她的聲音仍保留着幾分顫抖：「在和平年代，我們竟然沒有學上！」
2010年暑假，鄭洪再次幫楠楠等渴望讀書的孩子在京謀得一條出路：一所民辦普高的校長願意接收五名應屆畢業生以及三名像楠楠這樣從職高退學的學生。
2010年9月，楠楠第三次讀高一，但她仍然感到失望：「考題太容易了。老師的工資和教學成績掛鈎，也不想難為平時不學的。」
這時候，楠楠身邊很多上進的同學已經選擇回到老家讀書。但楠楠三思後決定不回老家，理由在於：「我老家是山東，學生多，競爭激烈，一直沒在那裏念，我肯定跟不上。而且爸媽和姐姐妹妹都在北京，我一個人回去念書也沒人照顧。」
2011年4月，楠楠通過鄭洪獲悉，她可以參加聯合世界書院（UWC，United World College）的公開選拔。
UWC是一所創建於1962年的私立國際學院，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學預科學歷的教育機構。UWC倡導平等的教育機會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旨在將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宗教、政治和社會經濟背景的青年精英匯集在一起，相當多的學生可以取得書院提供的部分或全額獎學金。目前全球有12所聯合世界書院，分別位於美國、挪威、委內瑞拉、史濟瓦蘭、香港等地。
楠楠知道自己的學姐，蒲公英中學的張天歌就在2010年4月考入了挪威的UWC。2012年，張天歌順利考入美國杜克大學，並獲得全額獎學金。
已經讀了三年高一的楠楠不敢怠慢，這可以說是她進入大學的最後一次機會。多虧了蒲公英學校的英語教學，楠楠的英文一直沒有落下。2010年至2011年，蒲公英每周都為楠楠所在民辦普高讀書的蒲公英畢業生補習英語，由來校支教的外國志願者負責教學。
2011年備戰時，蒲公英還利用端午節為他們集訓，由支教老師修改申請資料，安排模擬面試。楠楠說：「蒲公英外教多，我們經常和外國人接觸。膽子特別大，個個都敢說（英文）。」
最終，楠楠被香港UWC錄取，面試的三個蒲公英學生中，還有一位被英國UWC錄取。楠楠對我說，她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陰雨綿綿的四月天：「從（UWC）面試房間出來，我看到天空突然之間放晴了。」
與此前讀中學時一樣，蒲公英中學也為楠楠聯繫到一筆獎學金，她的人生從此不再一樣。楠楠在香港經歷了很多文化衝擊，在和來自捷克、美國、香港的室友共處時感到了「世界的精彩」。
回想自己的「外來工子女身份」，楠楠說：「在北京的時候有時會為了這個感到尷尬和難過……我們生於外來工家庭，生來就隨着父母整天搬家，整天在城市漂泊，所以來到香港，並不會覺得日子太難過。」
2011年我在香港UWC見到楠楠時，她告訴我，她的夢想是在貧窮的地方辦教育。她進入美國的大學後，我曾問過她的夢想有否改變，她說：「無論是兩年的UWC經歷，還是現在在美國的留學經歷，都不會改變我想改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初心。我並不覺得我比其他同齡人聰明，我也不認為以一己之力可以改變世界。UWC教會我的是如何堅持自己最初的夢想。」
不難想像，如果楠楠沒有如此堅持，她可能早已開始打工，或者在初中畢業後與家人分離獨自回到陌生的老家。
楠楠的故事告訴我們，農民工子女並不是天生的弱者。如果城市沒有上升機會，對於像楠楠這樣奮進的移民二代，是很大的打擊，也是社會的損失。
你們為什麼不回老家？
經常有人對北京這50萬外來工子女提問：「你們為什麼不回老家？」
回老家這個選擇並不需要別人啟發。只要對他們的處境稍作了解便不難發現，許多「非京籍」父母已經來京穩定生活近二十年，他們並非死賴在北京不走，而是沒有故鄉可回。為了生計，父母仍要在京打工掙錢，只能把孩子送回陌生的老家當留守兒童。但學者調查發現，回流學生的身心發展最令人憂慮。
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0歲-17歲流動人口子女已經接近1億，包括3580萬流動兒童和6100萬留守兒童。這意味着全國流動人口子女在同齡人口中佔比已經超過三分之一（34.72%）。
這1億農村孩子如何發展，已經成為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農村孩子的成長道路上障礙重重，其中多數是制度性障礙。
畢節留守兒童自殺再次引發人們的反思和關注。全國婦聯曾明確提出，要把留守兒童的問題化為流動兒童的問題。然而，目前的戶籍制度以及特大城市嚴控人口的政策卻在製造新的留守兒童，甚至輟學兒童。
人們開始意識到，回流學生面臨着艱難的回鄉再融入問題。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聽不懂老家的方言，在學業上和生活上的壓力都很大。最糟糕的便是和父母分離。
由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宋映泉博士領導的一項調查顯示：回流群體是留守兒童中最弱勢的群體。這些原本隨父母在城市上學的兒童，由於大城市的人口管制政策，被逼返回家鄉，成為回流兒童。他們的身心狀況最差，校園霸凌及留級現象非常嚴重。在寄宿制學校中住校的回流兒童，在身心健康、校園人際關係及學業發展方面十分糟糕。
由宋映泉領導的課題組，曾於2015年10月分別赴華北和西部地區兩個省五個縣137所農村寄宿制小學，對1.7萬多名四年級、五年級學生開展問卷調查，還向1.4萬多名家長以及這些學校的教師、班主任等發放了問卷，從身體健康、心理發展、校園關係和學業發展等四方面調查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發展狀況。
在受調查學生中，36%的學生屬於留守兒童，即父母雙方外出打工超過半年以上的兒童。如果把父母任意一方有外出打工超過半年的學生也算上（單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比例高達60%。在調研樣本中，60%左右在學校住宿。在課題組調研中，回流兒童在全部樣本中佔比達到20.52%，在留守兒童中佔大約三成（31.07%）。
無論是開辦「留守兒童之家」，還是開通「親情電話」，都比不上讓父母陪伴孩子一起成長。
而流動人口子女與父母團聚的趨勢，在過去的五年間持續惡化。據《北京市統計年鑑》，2011年，流動兒童佔比34.24%，與流動人口佔比36.77%的差距為2.53%；此後二者的差距重新拉大，2015年擴大至6.54%。
2014年以後，在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背景下，北京市人口調控的力度持續上升，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學生入學「五證」門檻不斷提高，小學階段「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持續大幅下降。由於中考、高考目前仍然未向「非京籍」學生開放，超過4成的「非京籍」初中在校學生無法在京完成初中學業。
2016年，北京市戶籍改革政策頻出，但在嚴控人口規模的背景下，未來流動兒童在北京接受義務教育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每年仍會有大量流動兒童被迫從北京返鄉，成為留守兒童。
在目前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像中國一樣，存在嚴重的城鄉教育差距，最關鍵的是，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比例如此之低。
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有勞動力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佔74%；25歲-34歲人群中上過高中的佔72%。而在中國，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所有勞動力中上過高中的只有24%，低於墨西哥、南非等國。
遺憾的是，在北京全面收緊的控人政策下，一些原本可以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學生，不得不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進入大學更成為小概率事件。
由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史丹福大學和香港大學等機構研究人員組成的聯合課題組常年跟蹤研究發現：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既顯著降低流動兒童學生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也顯著降低他們上職業高中的可能性，尤其是降低他們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
研究還發現，控人政策難見效：超過七成的流動兒童學生不上學後繼續留在北京，有增加趨勢。而且，未被關閉學校的流動兒童學生離開北京的百分比反而高於被關閉學校。同時，超過八成的父母雙方都仍然留在北京。京城數量龐大的外來工子女在質量不高的打工子弟學校完成初中後，老家回不去，在北京書也念不下來。「很多孩子初中畢業後就沒有夢想了，」宋映泉說，「這是很可怕的。對國家，對未來，都是很大損失。」身份與暴力
中國大陸各省市區屬於同一主權國家，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的內部差異性很小，但囿於戶籍制度，卻不能在城鄉和地域間自由流動，同等付出的同時，並不能享受同樣的福利。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梁建章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的一系列文章表明，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城市面積，北京甚至連世界前10位都進不了，擁擠程度在世界大城市中更是處於中等偏輕水平。從世界範圍來看，所謂北京人口太多、規模太大的說法站不住腳。
梁建章和黃文政撰文指出：如果沒有限制，北京的人口也不會一直增加。這是因為，隨着規模擴大，聚集的邊際好處會遞減，而邊際代價則會上升。讓更多的外地人獲得大城市戶口，會惡化交通和入學難題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城市強大集聚效應告訴我們：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收入也越高。只要改革設計得當，當地人擁有先天優勢，外來人口促進當地的創新創業和經濟發展，使得城市生活水平水漲船高。相反，僅僅因為戶籍政策而不得不成為「二等公民」的人以及子女，則會累積憤恨和怨氣。
梁建章和黃文政寫道：「嚴控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沒有經過嚴謹的論證，很可能只是計劃生育思維下的一念之差。但其負面效應卻在從上至下的機制下被不斷放大，不僅破壞無數家庭的幸福，也危害北京等特大城市本身乃至國家整體的發展。」
我聽到太多「北京人」罵外地人，在我為「非京籍」的教育進行呼籲時，也有「北京人」罵我。
我為所處的社會感到悲哀：當一部分人，僅僅因為擁有北京市戶口，就可以歧視沒有戶口的人，可以讓他們滾出去，可以認為外地人低人一等，甚至連這些「外地人」的孩子也不能接受教育，並對他們遭遇的制度性障礙，哪怕是惡政沒有一絲同情，只有厭惡。「北京人」高高在上，他們的歧視如此理直氣壯，如此理所應當。
這使我想到阿馬蒂亞•森所寫的《身份與暴力》。人類的歷史，充滿了偏見，仇恨，分裂與屠殺。因身份而來的暴力，其實從未遠離我們。
每個人都有許多身份。但是許多人拒絕看到多元身份，卻選擇簡單粗暴的二元論，要麼是「北京人」，要麼是「外地人」。許多「北京人」存在着阿馬蒂亞•森提到的「單一性幻象」。
他們把由個別人或部分人製造的衝突，歸咎於整個群體；把負面行徑，歸咎於他們的某個身份。於是，「外地人」是「北京人」勢不兩立的罪人和異類，「外地人」是城市病的元兇，「北京人」必須二選一來站隊表態。
在這種單一性幻象下，只因戶籍而被劃分為「外地人」的人，明明有許多身份：可能是你小區的鄰居、你的客戶、為你提供城市服務的人、你孩子同學的家長、你的病友、與你有着同樣人性的人……但是人們卻偏偏只看到一種身份：沒有北京戶口的「外地人」。
對身份偏狹的理解，對人性理解的貧瘠，很容易令人們在蠱惑之下，陷入暴力。阿馬蒂亞•森說：「滋生暴力的藝術依靠某些本能，同時利用這些本能去擠掉思考的自由和冷靜推理的可能性。」
這些讓「外地人」滾蛋的「北京人」不明白，當「外地人」全都滾出北京後，他們的生活並不會更好，很可能更差。抱持這種狹隘的身份暴力，人往往走向簡單粗暴，滑向危險的境地。
那些叫罵的「北京人」看不到，他們反對的，是與自己生活在同一個主權國家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少年，活生生的夢想，活生生的希望。他們在反對的，也是他們自己。
改革開放以來，常住戶口成為社會常住人口信息的法定功能完全喪失，人戶分離的情況全國近3億。
但控人制度下的戶口功能，卻體現在社會地位和公共福利上，甚至成為社會等級的標誌，衍生種種不公。
無論城市如何發展，我們是否都應持守底線：人的價值和尊嚴不應維繫在戶口上。兒童的受教育權，高於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