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達拉斯聯儲主席Richard Fisher認為，非常規貨幣政策可以用於幫助解釋特朗普在政界不可思議的崛起。
Richard Fisher上周在Urban Land Institute秋季會議上發言稱，看看如今的政治形勢，「我為我的國家感到悲哀。」他當時還引經據典描述了他對貨幣政策的絕望，稱：
就我所知的每一個銀行家、保險業者、長期投資者和商業家都認為……這成了一個傻瓜的遊戲。
他對CNBC證實，自己當天確有此言。
這位前美聯儲高官認為，過去的低利率和大肆印鈔扭曲了市場價值，嚴重地傷害了儲戶利益，但美聯儲從金融危機以來就一直維持着寬鬆貨幣政策不放手。
所以，對於特朗普能在政界走到今天，或者其他地方類似的運動崛起，我一點都不驚訝。
Richard Fisher認為，正是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讓中產階級的焦慮感增加了。所以：
我們站上政治的十字路口也就不足為奇了。兩個總統候選人里，一個倡導政府拿出更多的錢以緩解經濟之痛，另一個則主張通過徹底更換引擎來提供安撫，雖然我們不知道如何、何時以及何地。
他認為，全球央行推出的零利率和負利率政策，以及QE項目，加劇了財富不平等，增加了經濟和市場的風險：
這些項目，再加上一個力量有限、不負責任的政治階層，將我們置身於現在這個令人不快的選舉窘境。這些政治家們無法拿出合適的財政和監管政策來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繁榮。
事實上，Richard Fisher多年以來都不是超常規貨幣政策的支持者。早在2013年，他就呼籲，量化寬鬆政策不能永遠持續下去。他在2014年曾表示，太晚加息可能令通脹失控。
與很多人認為去年的市場下跌歸咎於中國相反，Richard Fisher並不這麼認為。他說錯不在中國，反而是美聯儲推出的QE要負更大的責任。他當時稱，美聯儲的三輪QE政策提前透支了未來五年內的市場漲幅，未來股市的漲幅將會減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