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24日，中共的六中全會召開，六中全稱為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五中、四中、三中等皆同此理。六中的召開，吸引了大量目光，原因之一，是這次全會聚焦於從嚴治黨，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與《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被視為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建的一個總結和新起點，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共的領導機構多少還帶有些神秘的色彩，特別是在外界的眼中，好奇的打量不少，很多人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
如此次六中全會，是由全體中央委員開的集體會議，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其名額由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全體會議的召開則由中央政治局召集。
而相比起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為中共的核心領導機構之一，常受到人們更多關注，在六中召開前的一段時間，還曾有聲音探討過政治局人選是否可能在會上有所變動。事實上，雖然關注中國政治的人鮮少有不知道政治局的，但深入了解者或無很大比例，尤其是如何選拔高官「入局」之類疑問，仍廣泛存在。
梳理1977年十一大到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局人員構成，呈現出一個大體規律，即官員是否能夠進入政治局主要有兩類原因，一是因官員其人，二是由職務決定。
因人方面有幾類因素，其一如某高層官員在中共黨內威望很高，年老資深，且在具體領域有突出貢獻，則可能進入政治局。如烏蘭夫即是此類官員代表，1977年烏蘭夫在十一大上當選政治局委員時年屆71歲，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作為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權——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創建人，烏蘭夫對於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工作有很大貢獻，能夠進入政治局，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對其個人的嘉獎。
另一類為該官員是中共核心高層謀策施政關鍵助力，典型如王滬寧。王滬寧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這一職位在他之前並無進入政治局先例。媒體報道，自王滬寧2002年起擔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以來，被視為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屆中共領導人的重要智囊，特別是在習近平任職期間，每有外出活動，王滬寧都在陪同官員之列，對其倚重可見一斑。
因職位方面有幾類因素，其一是特殊時空局勢決定。如十一大上倪志福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他擔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與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同進入政治局。十一大的召開時間是文化大革命結束次年的1977年，政軍兩界亟需穩定局面，回歸正常軌道，作為北京第二書記，倪志福「入局」就有了必然性，可為佐證的是，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均在這屆「入局」，除第十二屆外，再未出現如此多的軍界將官「入局」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也進入政治局，和時空背景的要求不無關係。
其二，是中共自身建設和國家建設趨勢決定。1997年十五大，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書記尉健行進入政治局，這是中紀委書記「入局」的肇始，其後的吳官正、賀國強、王岐山等也都循例入局，正是在這一時期，反腐成為中共黨建的關鍵詞，中紀委日漸權重，尉健行等人由此進入政治局。而因中共黨建力度的加深，中辦主任栗戰書也在十八大上得以「入局」，這是中辦主任首次進入政治局。
另外要關注的情況是，隨着中國政經格局的逐漸穩定，進入政治局的地方高官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分佈態勢，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以及廣東和新疆的一把手「入局」固定下來，這背後有區域代表發展的經濟意義，也有民族穩定、地區安全的政治意義。普遍觀點認為新任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新疆自治區書記陳全國最晚在明年十九大上進入政治局，便是基於這個原因。
以十七屆、十八屆固定下來的政治局25人構成，尤以2012年選出的第十八屆政治局來看，在黨的層面，分別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政法委書記、中紀委書記、中組部部長、中辦主任入局；政府層面，為國家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四名國務院副總理入局；軍隊層面，為兩名軍委副主席；地方上則是上述提到的六個直轄市、省和自治區；還有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兩人及政協主席。
可以預期，在今後的中共政治結構中，處於決策頂端的政治局可能會出現個別人員或職位調整，但大體將保持這一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