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澤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主席台上（圖源：VCG）
「60年代初，國家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自然災害，黨在工作上的失誤，蘇聯斷絕經濟援助，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內外對新中國懷有敵意的人，對此感到高興，感到有機可乘。蔣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裝人員襲擾沿海，中印邊界也發生了戰事。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重提了階級鬥爭。
「毛主席雖然有失誤，但在當時黨在國內外都遇到巨大困難的局面下，毛主席沒有驚慌失措，他主持安排制定《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等文件，使農業生產較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穩定了大局。
「毛主席從蘇聯的變化中受到了刺激，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不穩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
「蘇聯赫魯曉夫給我們造成的傷害，人們已經忘了，有的人把困難只歸咎於中國人自己。我們不諱言自己的失誤，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糾正錯誤。但是，只要回想一下那幾年很多公共汽車頂上都背着一個大氣包的情景，就應明白赫魯曉夫撕毀合同，中斷石油等物資的供應，給中國經濟的打擊。
「蘇聯的的變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認為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情況，共產黨內部產生了一些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利用職權搞特殊化，對下壓迫群眾，對上欺騙拉攏。毛主席認為這些人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說他們是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終歸要搞資本主義。他的這個觀點集中體現在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語中，陳正人的這份報告，記得是薄一波報送的。另外，毛主席還對陶鑄、謝富治等人的報告寫過批語。這幾份報告的原文都是寫得很尖銳的。
「毛主席認為幹部隊伍中的問題雖然嚴重，但大多數人還是可以教育好的，所以他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清理幹部隊伍中的貪污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教育幹部要密切聯繫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這個詞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區叫的，指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後來中央採納王任重的意見，改稱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四清的重點是要解決干群之間的矛盾。
「四清的兩個文件，前十條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負責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後十條少奇同志管得多些，田家英負責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見參加了兩個文件的討論修改。那時我主要在搞工業調查，也起草過一部分國際問題的文件，主要是起草國際共運二十五條，寫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九評》主要是小平同志和康生主持的，具體寫文章的有吳冷西、王力等，小平用王力比較多些。說起來，我本來也是釣魚台寫作班子的主持人之一，但是康生先搬進了釣魚台，在那裏指揮這個指揮那個，我就索性不管了。
「當時劉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是贊成搞四清的。通過四清蹲點，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許多同志擺脫了高高在上的狀態。大家深入農村，接觸了農民，了解到農村基層的許多情況。當然，錯誤也是有的，主要是把一些問題看得過重了。
「那時，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工作也很不滿意，認為文藝沒有很好地做到為工農兵服務。毛主席要我轉告周揚同志，讓他下去到農村接觸實際。毛主席還說了一句很嚴重的話：『如果他不願意下去，可以派軍隊讓他下去。這雖是一句氣話，但表明毛主席態度很嚴肅。我和周揚同志談了，又和天津市的同志談，要天津市給周揚同志安排一個離市不太遠的地方。天津市的同志安排了小站。周揚同志去後，我去看他。那時他是住在一個支部書記的家中。我向他建議，最好不住在支部書記家，住到普通農民家，群眾反映問題方便些。結果這樣一個變動群眾反響很大，紛紛揭發支部書記的問題。後來天津市抽調了一些幹部組成工作組，主要有王亢之、方紀、江楓等同志。小站的工作我過問的比較多。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四清』的報告後來被中央批轉了，少奇同志寫的批語，毛主席也稱讚過。現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這事我還不能完全理解。
「說我是國民黨特務，也是一件怪事。特務總是有組織的，怎麼也沒有人問一問我這個特務都和誰聯繫？再說特務得有任務，難道給我這個特務的任務就是寫《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編出這種瞎話只能讓國民黨看笑話。
「少奇同志對四清是積極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我看後開始也覺得好，曾建議傳達。後來少奇同志向毛主席寫報告提出傳達，毛主席當時還是批了。但後來少奇同志講開調查會過時了，不下去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這些話就說得過分了。
「少奇同志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他與毛主席的差別在於，他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基層，在下面。而毛主席認為問題主要出在黨內，在當權派。少奇同志與毛主席歷史上就有過一些分歧，這時他們的矛盾又發展了。
「鑑於團結的重要，我曾努力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向毛主席建議，可以由少奇同志總管四清。毛主席說：好，一會兒就找他談。後來他們談的怎樣，我就不知道了。沒有想到，在討論二十三條時，矛盾更突出了。」
談到這裏時，我插問了一句：「毛主席講的1962年的右傾是怎麼回事？」陳伯達說：「大概指的是兩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了報告。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都看過，毛主席修改過。但是少奇同志在做報告以後，大家討論的時候，另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毛主席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會的討論我沒有參加。我因起草少奇的報告很疲勞，中央讓我在玉泉山休息一段時間，所以具體情況我不清楚。七千人大會後不久，少奇同志又召開了西樓會議，對經濟困難做了比較嚴重的估計，而毛主席經過一些調查，認為情況已經在好轉，不應悲觀。當時財政和工業方面問題多些，但農業在落實六十條以後，已經逐步好轉。
我又問：「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諾談話時說，他是在1965年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陳伯達說：「那次中央會議上，有一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少奇同志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在說劉少奇不許他發言。」
我插言道：「這件事就有點奇怪了。即使在一般的單位，第一把手的發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斷了，不能講完，也會被看成是不尋常的事。劉少奇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犯糊塗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講話，所以一直講了下去？」
陳伯達答道：「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應該出現這種事的。」
我接着問：「毛主席認為劉少奇要搞資本主義。如果劉少奇要真的掌權，他也並不會搞資本主義吧？」
陳伯達說：「這個事不好說。少奇同志過去做過許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寫得也很出色。他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在和王明路線做鬥爭時，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風以後，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黨內第二位，這與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開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時變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難以理解。他做事有時也是武斷的，別人不容易和他商量問題。他和毛主席的脾氣比較相似。沒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觸的人覺得他很溫和，實際上不然。
「從他的思想來說，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寫給續範亭的一封信。續範亭拿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當時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話，表示不同意劉少奇的觀點。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與國民黨的和戰問題上，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意見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1年對待山西省農業合作社的批語，毛主席有過批評意見。但那時的不一致，是黨內同志之間的正常現象，毛主席並沒有當成大的問題。從總的方面說，毛主席對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後高崗拿少奇的天津講話攻擊少奇，說少奇不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當時毛主席是反對高崗的，是保護少奇的。當然，高崗的話可能也給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後來毛主席繼續與少奇發生矛盾時，毛主席就把過去的分歧聯繫了起來。
「劉少奇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不好說，歷史不能假設。我覺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繼續中蘇友好。
「毛主席後來整少奇同志整得過分了，本來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卻錯誤地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結果造成了一個大悲劇。」
我又問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能走的通嗎？報紙上不是一直都說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嗎？」
陳伯達回答道：「說是那樣說，但實際上是能走通的。我不贊成搞資本主義。如果搞了資本主義，將來終歸也還是要回到社會主義，但那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了。我們宣傳上是說資本主義走不通，但既然其他國家能走通，中國當然也能走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討論「二十三條」的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衝突，陳伯達說：「毛主席在那次會上拿出黨章以申明他在會上有發言權之後，一天晚上，他連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個文件。他口說，我匆匆記下了來，後來他又做了幾次修改，經中央討論修改後通過。這個文件就是『二十三條』。毛主席找我談時，表示了對劉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見，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團結很重要，要想個辦法避免事情發展。我與列席會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鑄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談，請他向毛主席做個檢討，緩和一下關係。
「為調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關係，我做過幾次努力，這一點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是清楚的。後來毛主席批少奇同志時，說我在他和少奇同志搞投機，就是指我調和他們的關係的事。我夾在他們之間，很難啊！對毛主席最後確定了的事，我也只能服從。秘書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志說他那裏缺秘書，我曾說過，我可以給他當秘書。這是閒談時隨口說的。『文革』中，江青就經常拿這件事攻擊我，說我願意給劉少奇當秘書，不願意給毛主席當秘書了。我在毛主席那裏工作，是有過困難的時候，毛主席對我也並不滿意，經常批評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連外國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麼可能自己離開主席呢？我對毛主席是很崇敬的。他雖然有缺點，有失誤，但是他歷盡艱辛，領導黨從弱到強發展起來的，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國家一百多年來積弱挨打，人民如一盤散沙的狀況，我作為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個工作人員，總是要服從毛主席的意見，這是大局。在這點上，我沒有過多的想法。」
談話中我插了一句：「毛主席好像對身後的事情考慮得比較多，總是擔心他去世後國家的命運，擔心會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想防止國家出現蘇聯那樣的變化。所以他對選擇接班人的事考慮得多。毛主席幾次更換接班人，都是出於這種擔憂。」
陳伯達接着說了一段我沒有想到的話：「是啊，可是人終歸是要死的，將來的事情怎麼可能都管得到呢。明代的方孝孺說：『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從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到現在才多少年？康有為和孫中山在當時都是很高明的人物，都是當時最有遠見的政治家了。可是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會出現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他們去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不過只有二三十年的時光。可是，國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他們卻都沒有能預料到，更不可能管得到。所以最主要的應該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不是老想着將來會怎麼樣。至於說到接班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雄才大略的人物，都對這個事處理得不好。漢武帝、唐太宗和清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的問題上跌了跤。所以，也可說有點規律性。」
陳伯達說：「劉邦和朱元璋，身後事也都沒有安排好。我認為最好的皇帝還是唐太宗和康熙皇帝。60年代初，我向學術界提出過，建議多寫一寫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響一下毛主席，後來劉大年他們按我的建議，寫了論康熙的文章。」
我又說：「你剛才說，人顧及不到太遠的事，這一點我過去就沒有想到過。這個道理你跟毛主席說過沒有？如果勸說勸說他，或許他晚年不至於主要精力用在搞政治運動上。」
陳伯達說：「勸說毛主席不是件容易的事，話說得直接了，有時起反作用。我試着勸過他。我剛才引的方孝孺的那句話，出自《深慮論》。有一次我和毛主席談話時，就向他推薦《深慮論》。我說：『方孝孺的《深慮論》很值得一讀。』毛主席卻說：『他自己的結局怎麼樣？他自己都慮不到自己的命運，還談什麼深慮。』話就沒有辦法再談下去了。方孝孺因為不肯為明成祖起草詔書，被夷十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件。問題是，我不是在談方孝孺個人命運如何，而是在談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主席故意岔開了話題，他明白我想說什麼，不願讓我繼續再談下去。實際上方孝孺的《深慮論》寫得很好，你可以找來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