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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秘聞:曾謀劃解散中共另立新黨

—宋慶齡欲撇開蔣介石另組新黨,卻被斯大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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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夕,在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和共產黨個別領導人之間,就曾有解散共產黨,再次改組國民黨,另組第三黨的醞釀。當年的組建「第三黨」計劃,並非秘事。但是宋慶齡參與「第三黨」之籌建一事,則少有講述。

1961年,毛澤東上海接見宋慶齡,小圖為毛澤東送給宋慶齡的熊掌(圖源: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網)

1927年前後,宋慶齡、鄧演達、葉挺、譚平山等一批國、共人士,曾有過一次於國共之外,另組「第三黨」的計劃。了解該計劃之成敗始末,當可加深對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理解。

宋慶齡、鄧演達等欲撇開國共另造「第三黨」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第三黨」計劃,並非秘事。但宋慶齡參與「第三黨」之籌建一事,則少有講述。究其原因,大概跟「第三黨」當日欲取代中共之革命領導地位有關。

1、共產國際截獲的書信,證實宋慶齡確實正參與謀劃另造新黨

宋慶齡深入參與「第三黨」的籌建,現有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里的一封鄧演達寫給她的書信為證。1928年2月17日和2月21日,宋慶齡給身在德國的鄧演達連寫了兩封信,內容不得而知,但鄧的回信,則主要談的是第三黨。該信被共產國際截獲後,送到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上。鄧演達在信中說道:

「慶齡姊姊同志:接到你17/Ⅱ的信時,我打算晚幾天再寫信給你,方才又接到你21/Ⅱ的信,叫我不能不即刻寫信給你了。……慶齡姊姊!我是贊成你回去一躺[趟]看你的親愛的母親的,如果她真是有病;但是我不贊成你回上海去,我盼望你能設法請你的母親無論如何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候她。這樣子可以得着許多益處,免去許多害處。第一,日本的地方養病好些,方便妥當些;第二,可以免去國內反動關係的欺騙牽扯;第三,可以進行我們的革命工作。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因為一件事做成兩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國內無量數的信件和請求-都是叫我轉致意給你的。彭澤民最近有一封很懇切的信來,我明後天就轉給你看。總合起他們的意見,第三黨的組織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已經有過一封信給你,稍稍問你現在的意見,因為你從前的意見,我已經知道的了。我以為繼續總理從前在日本的主張,就以中華革命黨為新黨的名號,不過一切綱領政策口號及組織自然要十二分具體的指出,才能免去過去國民黨的招牌人人可以頂戴,國民黨的說法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混淆曖昧底性格。因為這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詳細商量;但是我現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為我如果現在就去,那黨的組織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這個種關係的。我-以及國內多數同志的意見,我們應該到日本去做這種工作,所以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趁這個機會先去日本。我現在決心三月十號出院工作,等待幾個月後即到日本去做工,你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但是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

「因為說話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決定,我們有親口談一次話的必要,望你能設法到德國來一次。一來在回國前可以借名瀏覽西歐景色;二來可以多得些消息。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進行這個工作罷!你的母親即使有病,遲三五天見面不十分要緊的,望你一面有以安慰親愛的母親;一面更有以安慰國內無數渴望我們-尤其是你-的青年及工農同志也。各事要和你面談的很多,恨不能插翼飛去和你立刻見面!!!

「葉挺有信給我要來德國,我前信已經告訴你。他的意見如何,盼你告訴我?我的病到三月十號業算完結,我不再被病了!我十二分的盼望你放心,安慰,拿着你的決心和勇氣去安慰你親愛的母親!祝你的康健。弟演達。」

2、宋、鄧創建新黨的目的,是取代國共兩黨,另造革命中心

宋慶齡、鄧演達等欲於國共之外,另組「第三黨」的起因,與1927年前後國共分裂有關。一方面,宋、鄧諸人不能認可蔣介石的「分共」,如宋認為「容共」是總理的既定政策,要改變總理的政策,她不能贊同。另一方面,宋、鄧諸人也對中共當時的暴力土改政策存有異議,如鄧認為毛澤東在湖南的做法並不值得仿效;另一參與組建「第三黨」的重要人物、共產黨人譚平山,時任國民黨農民部長,曾到湖南土地革命第一線考察,對運動的印象也是不佳,給斯大林寫信,認為「必須糾正農民之幼稚行為」,擔心過火的沒收徵發,會引起秩序混亂。

宋慶齡以「國母」身份參與「第三黨」之籌劃,可謂該黨之形象代言人。該黨之理論基礎,則多來自鄧演達、譚平山等人。鄧的理念,是要搞「平民革命」,把工人、農民、小商人和青年學生都歸入「勞動平民階級」,視作「革命群眾」——這與共產黨當時執行的「工農革命」大不相同。直接目標,是推翻國民政府,另建平民政權,以實現社會主義。至於推翻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鄧演達主要寄希望於發展和拉攏國民黨軍隊中的青年軍官,以及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援助。針對中共階級鬥爭式的暴力土改模式,鄧演達另提出一種「和平贖買」方案,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具體操作方式是:出台法律規定農戶佔有耕地的最高額和最低額,最高額之外的土地由國家贖買,再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耕種。

簡言之,宋、鄧等籌劃創建之「第三黨」,有取代國共兩黨,另造革命領導中心之目的。如譚平山對鄧演達所說的那般,以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為基礎,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的綱領,建立新的革命組織,繼續領導國民革命。

莫斯科為自身內鬥利益計,出爾反爾拋棄宋慶齡

宋、鄧等人最初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頗得莫斯科的信任和支持;但當他們拋出自己的組黨計劃後,卻遭到了莫斯科的拋棄。莫斯科拋棄他們,並非因為不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而僅僅因為,支持該計劃,將不利於斯大林針對托洛茨基的權力鬥爭。

1、宋慶齡、鄧演達等人一度寄望於新黨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清黨後,蘇聯在華工作人員如羅易、鮑羅廷、傑羅尼等,仍堅持斯大林擬定的「國民黨左派政權」模式,努力在國民黨內尋找可支持的左派力量。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遂被認為是可以爭取的國民黨左派,羅易甚至說鄧演達是國民黨里「唯一的左派」。1927年6月底,鮑羅廷安排把鄧演達送往蘇聯,意在培植其取代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因斯大林將重建國民黨左派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鄧的身上,鄧抵達莫斯科時,蘇聯方面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

在鄧抵達莫斯科之前1個月,宋慶齡也在武漢發表公開聲明,抗議國民黨人「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說他們「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並表示將不再參與國民黨事務,從政壇「暫時引退」,「以待今後更賢明的政策出現」。稍後,在斯大林的過問下,宋慶齡、陳友仁一行人等也抵達莫斯科,沿途受到蘇聯方面的熱烈歡迎。

這種歡迎,無疑使宋慶齡、鄧演達等人感覺莫斯科必然會支持新成立的「第三黨」。1927年11月1日,宋慶齡等人發佈《莫斯科宣言》,正式高舉新成立的臨時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旗幟,並宣佈將由該組織來「臨時行使革命領導之機能」。換言之,宋慶齡等人已做好準備,欲取代國共兩黨,正式問鼎革命領導權了。

2、孰料斯大林為推卸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犯下的錯誤,「第三黨」竟被開除革命陣營

但莫斯科的支持沒有到來。原因在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發生了變化,已不再寄望於「國民黨左派政府」,而轉向建立獨立的蘇維埃政權。1927年10月6日,斯大林指示在廣東組建蘇維埃,「一切政權歸農會和農村」,組織工人糾察隊,設立契卡和革命法庭。斯大林還提到了深度參與「第三黨」組建工作的中共領導人譚平山,說他是動搖分子,一定要清除,但可以給一個名譽頭銜。稍後,譚平山更被開除出黨,理由是他與鄧演達秘密試圖組建第三黨,其性質是「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第三黨」是「統治階級的奸細」;此外,譚平山反對過火的「屠殺豪紳和沒收土地」政策,也成了他的重要罪狀之一。而在不久之前,當譚氏將其在農村考察發現的「過火」行為報告給莫斯科時,斯大林曾在回電中明確批示:「必須反對過火行為」、「對譚平山的巡視產生顧慮是有某些根據的」;鮑羅廷也曾按照斯大林設定的口徑,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現在國民黨左派還是好的,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

莫斯科和斯大林之所以出爾反爾,針對譚平山翻臉,實乃共產國際欲推卸國共分裂之責任的結果。莫斯科和斯大林堅持認為自己「到目前為止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上都是正確的」,於是責任就被轉嫁到了陳獨秀和譚平山頭上,說他們是「機會主義傾向最嚴重的領袖」。但問題實際上是出在斯大林那裏,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曾承認從中國寄到莫斯科的材料把他「弄糊塗了」,「不止是你們有點讓我糊塗了,而且我……可能也把你們全都弄糊塗了。」斯大林雖然糊塗,但必須「永遠正確」,對莫斯科的指示一肚子不滿的陳獨秀和譚平山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當時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內部權力鬥爭激烈,斯大林更不能容許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成為政敵的武器,故而新的指示非但不再提及對「過火」行為的糾正,反而愈演愈烈。廣州起義一度喊出「兩點鐘內赤化廣州城」、「大殺土豪劣紳,務使其寸草不留,寧枉殺不姑縱」的口號,起義領導人葉挺即因為不能贊成這一方針,而被指責「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臨陣脫逃」。

在這樣一種共產國際愈來愈左的形勢下,主張實施「土地贖買」政策、聯合小商人階級、城市自由職業者等共同革命的「第三黨」,自然不再可能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尤其是,參與籌建第三黨的一些骨幹力量,如譚平山、葉挺等人,均已被共產國際定性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要莫斯科繼續支持「第三黨」,無異於緣木求魚。這大概也正是鄧演達在給宋慶齡的書信中,表示「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進行這個工作」的緣故。但這封信終究還是落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手中。

莫斯科作出決定:對宋慶齡應「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針」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就鄧演達信中提到的葉挺、宋慶齡等人作出處理指示。對葉挺,因其反對廣州起義,應組織一個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可以讓他到「療養院住一個半月,然後給他一個機會提高軍事素養」,實際上即變相圈禁。對宋慶齡,為了破壞其與鄧演達等人見面會商,「最好讓她到美國去一兩個月,作報告,發表演說,宣傳蘇俄和中國」。

次日,米夫即以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名義,就宋慶齡問題提出九條處理建議。建議由「負責同志與宋慶齡談一次話,摸清她對……(共產國際)關於第三黨決議的態度」;因為「澄清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針」。具體而言,「可以利用宋慶齡來分化國民黨的軍閥上層,保證把國民黨左派挖出來參加與中共聯絡的工作」,可以「利用宋慶齡向南京、武漢和馮玉祥這三個中心施加壓力,迫其恢復同蘇聯的關係」,並試圖讓宋「大義滅親」,揭露孫中山之子孫科的「反蘇言論」。

沒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宋慶齡卻並不願就此罷手。她後來在1981年寫信給愛潑斯坦,回顧當日情形:「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這個「革命小組」,就是1928年6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中華革命黨」。

「第三黨」之失敗,乃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力所致

「中華革命黨」的名稱,明確傳達了該黨繼承孫中山政治理念的意圖。1930年9月,鄧演達刊布其與宋慶齡等人兩年來在海外研讀土地問題的思考成果《我們的主張》,實際上就是孫中山和平土改政策的翻版,對十月革命式的沒收政策、階級鬥爭式的暴力土改,均予以了否定。

但宋慶齡寄予厚望的「第三黨」,終究未能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產生真正的影響力。究其原因,有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雙重絞殺的因素。在國民黨層面,鄧演達1930年回國後,一方面積極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聯絡和策反工作,與江西的陳誠、陳銘樞,陝西的楊虎城、鄧寶珊,山西的閻錫山、馮玉祥,河南的張軫,四川的孫震、鄧錫侯等地方軍閥,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繫,有的還參加了第三黨。另一方面利用自己黃埔的舊人脈,成立了「黃埔革命同學會」,作為建立平民武裝的骨幹。該會在18個省市建立了分支機構,聯繫了黃埔學生近6000人,其中不少人參加了第三黨。1931年8月,第三黨決定舉行武裝起義,計劃由鄧演達擔任起義總指揮,前往江西指揮陳誠的國民黨第十八軍在臨川、清江一帶起義,同時在武漢,陝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發動已有聯繫的部隊一齊響應。但蔣介石對危機早有預判,提前佈局,逮捕了鄧演達,並隨後將其槍殺。第三黨就此名存實亡。

共產國際層面,因鄧演達、宋慶齡等屢屢批評蘇維埃革命是「盲動亂動」,建立蘇維埃政權「不但是空想,而且是妄想」,二者亦同樣形如敵國。第三黨骨幹當中,葉挺被長期跟蹤,宋慶齡屢遭文章批判;許多「可靠的同志」被徵調「去第三黨中做偵探」,破壞他們在工農群眾中的活動,「揭破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驅逐出去。」事實上,早在1930年,宋慶齡就已經看出了自己參與籌建的「第三黨」的前途是黯淡的:「我看這一團體希望不大,因為它對南京和北平以及共產黨都要鬥爭。」(筆者註:此處所謂的「北平」,系指閻錫山、李宗仁等在北平組建的反蔣的「北平國民政府」)周恩來在1944年回顧說:「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此中亦可看出第三黨當日之處境。

縱觀宋慶齡參與組建「第三黨」之前因後果,其對孫中山政治理念的堅持,尤其是在主張和平土改,反對階級鬥爭式暴力土改方面,是相當虔誠的。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進程之影響,終不出「利用」二字,亦可自「第三黨」之興衰中,得窺一斑。

(參考資料:李玉貞:《宋慶齡與第三黨》,收錄於《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第二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阮霖:《譚平山與第三黨問題的試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陳先初:《共產國際、中共與第三黨》,《求索》雜誌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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