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不同的學生，可能站在相距很遠的起跑線上，奔向高考的終點。
近年來，關於高考改革的呼聲從沒停止過。但是，「高考至少是一個相對公平的篩選手段」始終為社會普遍認同。值得思考的是，高考之前的教育公平嗎？
我們知道，進入一個省或市的重點中學，會大大提高獲取理想高考分數和加分優惠的幾率。而有一個重要因素決定了學生能否進入重點中學——家庭背景。也就是說，家庭背景不同的學生，可能站在相距很遠的起跑線上，奔向高考的終點。
高等教育一直被視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機制。然而，教育的社會分層機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經啟動。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者對於家庭背景在這一分層過程中的影響展開了詳細的分析。
分析數據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受訪者是在北京讀大學的06、08級共4771位本科生。他們的學校被劃分為精英大學（北大、清華和人大）、211大學（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學三類。為期五年的調查（2009-2013）包含了詳細的學生家庭情況與入學前後經歷。
從數據本身，已經能夠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響。比如說，精英大學的學生中，30%自評來由中上或上等經濟地位的家庭，而該比例在211大學和非211大學分別只有18.6%和14.6%。精英大學裏來自農村或鄉鎮的學生比例為19.2%，而在另外兩種類型的大學裏該比例則分別為31%和32.8%。
高中類型上的分野更明顯，精英大學裏近80%的學生來自省級或全國重點中學，16%來自市縣級重點中學。而在非211大學裏，來自上述兩種重點中學的比例分別只有39.4%和38.5%。
數據分析進一步顯示，來自省級或全國重點中學的學生比非重點中學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幾率高10.1倍、進入211大學的幾率高5.7倍。縣市級重點中學學生進入兩類大學的幾率則比非重點中學學生分別高2.4倍和2.1倍。加分優惠政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享受了優惠政策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和211大學的幾率比沒有優惠的學生分別高7倍和1.5倍。
那麼家庭背景對於高考分數和優惠政策的獲得有沒有影響呢？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來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學生高考成績明顯高於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學生（注1）。前者獲得優惠政策的幾率也比後者高47.2%。另外，家庭居住地在縣級市、地級市、省會城市和北京的學生，獲得優惠政策的幾率相比農村或小城鎮的學生分別要高出35.8%、123.4%和151.6%。
研究者並沒有分析家庭背景如何對學生進入重點中學施加影響，以上的分析也不能完全被確定為因果關係。畢竟，除了家庭的經濟實力，學生的個人能力也會有重要的影響。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家庭背景對於高考分數和是否獲得優惠政策有着顯著的影響，這又進一步影響學生進入不同類型高校的幾率。
即便是在相對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由厄的經典分析所言，家庭背景仍然發揮着階級再生產的作用。這意味着，如果社會分層是發生在高考之前，純粹的高考制度改革恐怕並不足夠。
注1：來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學生高考成績比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學生標準化高考分數[（考生考分-本省一本線）/（本省一本線-本省二本線）]高0.287分。
延伸閱讀：
邵立/政見觀察員：「官二代」更容易被重點大學錄取
政見此前曾介紹說，一個學生的家庭背景對於他/她能否考上清華北大非常重要，這一觀點引得各路圍觀群眾哀鳴一片。
今天，政見將繼續介紹一個「慘絕人寰」的研究成果：根據香港科技大學楊文輝和清華大學陳玲的最新論文顯示，官二代比其他同齡人更有可能被重點大學錄取。
他們的結論來自於對2010年全國大學生調查的分析。該調查利用隨機分層法，在全國各地2305所高等院校中抽取了19所的5000多名大四學生進行調查。在這19所高校中，有10所「211工程」的重點大學和9所普通大學。調查中搜集了學生的來源省份、家庭背景、高考成績和高中表現等多項數據。
研究者關心的是，學生父母的職業背景會不會影響學生被重點大學錄取的機會。統計結果發現，如果其父母在政府、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幹部身份，那麼這些學生有更大幾率上「211」。而如果其父母是工人，農民，文員，技術員或企業家，那麼這些學生上重點大學的幾率則會降低。
不過，這並不能說明父母的工作是孩子能上重點大學的主要原因——畢竟上大學這件事，既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也要靠孩子的自我奮鬥。那麼會不會是官二代比其他二代更優秀呢？其父母的官員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好的學歷，這使得他們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來讓孩子變得更優秀？父母的官員身份還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或許正是這些財富帶來的教育資源讓孩子變得更優秀？
然而，統計結果說明，在控制了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兩個變量之後，父母職業這個變量的影響還是顯著。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把受訪者的高考成績標準化以後放進回歸方程內，依然沒有抹除父母職業變量的正顯著性。這意味着，即使兩個學生的高考成績一樣的情況下，官二代還是比工二代、農二代、商二代更容易進重點大學。
研究者又把高考成績作為因變量，父母職業背景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分析，發現父母職業對高考成績的影響並不顯著。也就是說，官二代的高考成績並不比其他二代要高。
這裏也許有人繼續提出質疑，高考成績並不一定反映學生的優秀程度啊。於是研究者又用自主招生、保送制度、高考加分和高中成績排名等衡量學生水平的指標代替高考成績放進回歸方程，結果依然沒有抹除父母作為官員，對孩子重點大學錄取機會的顯著影響。
這就意味着，官二代不僅僅不比其他二代更優秀，而且同樣優秀的官二代和其他二代相比，還是官二代更有機會進重點大學。
那麼，父母是官員，究竟帶給了孩子什麼好處呢？
研究者認為，官員地位有可能與孩子中學的入學機會有關。他們發現，重點高中的學生更有可能上重點大學。而將「上重點高中」這個變量放進回歸方程之後，父母職業對「上重點大學」的效果變得不顯著了。研究者又將「上重點高中」和「上重點初中」作為因變量，父母職業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他們發現，在同等性別，年齡，成績，戶口等條件下，官員子女比其他子女更有可能上重點初中和高中。也就是說，父母是官員，帶給孩子最重要的教育資源，就是能讓他們進入重點中學，從而讓他們上重點大學的機會更高。
研究者總結道，雖然高考制度看似是很公平的設計。但正是因為中學教育資源分佈的嚴重不均，高考提供的公平並不能改變教育不平等的現狀，也無益於社會的健康代際流動。只有改變目前初等教育的不平等狀況，才能真正實現教育公平。而作為非官二代的你，還是不用太沮喪。至少，老爸老媽再嘮叨「你學學人家誰誰誰，真沒出息」的時候，你終於懂得如何有理有據地還嘴了。
參考文獻
Yang，W.，&Chen，L.（2016）. Political capit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Evidence from elite college admission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2），194–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