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事件是文革爆發前中共高層政治鬥爭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也是軍隊高層開始捲入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羅瑞卿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等要職，其黨政軍任職之多幾乎無人能出其右，其地位之顯赫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羅瑞卿的倒台與日後不久倒台的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一起被稱之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大陸官方和黨史學界將羅瑞卿的倒台簡單地歸結為林羅齷齪，而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換取林彪的支持聽信了林彪饞言而犧牲了羅瑞卿，這一流行的說法卻掩蓋了一個重要的史實，即倒羅是軍中一些最高層將領的一次聯合行動，這裏既包含了解放軍山頭派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更多的是還是對羅瑞卿為人「霸道」的強烈不滿。
文革期間，羅瑞卿遭殘酷批鬥，跳樓自殺未遂負重傷，文革結束後平反，1978年赴西德治療腿疾時病逝（圖源：VCG）
一、解放軍山頭主義的起源、演變與羅瑞卿的走馬上任
解放軍山頭主義的起源與形成有一段較長的時間，然其最開始時則是起源於各個不同的分散的革命根據地。第一個便是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後所形成的紅一方面軍，在日後的對敵作戰中林彪成為實際的領導者，第二個則是由賀龍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二方面軍，第三個是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四方面軍。這三大紅軍主力部隊在抗日戰爭中分別整編為八路軍115師，林彪為師長，120師，賀龍為師長，129師，劉伯承為師長。而解放戰爭時期，這三個師加上原新四軍部分，分別成為彭德懷領導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劉伯承領導的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領導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和林彪領導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張國燾在延安時期與毛澤東的政治鬥爭中被清算而脫離革命，紅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又在西路軍事件中喪失殆盡，因而其軍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大降低。以林彪為代表的紅一方面軍和以賀龍為代表的紅二方面軍成為日後解放軍內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林彪在戰功、威望和能力幾方面無疑都居於首位。
中共建國後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軍隊內部並非相安無事。1958年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首肯後，由鄧小平、彭德懷掛帥，錯整了一大批軍隊高層主要幹部，主要是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還有粟裕大將、肖克上將等一批人。一年之後彭德懷在廬山上因為就大躍進問題上書毛澤東，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頭，軍內一批幹部也隨之倒台，如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等。通過這兩次政治鬥爭，解放軍原四大野戰軍中的三大野戰軍首領都幾乎都被整肅了，只剩下林彪為首的四野系統保持較為完好，而這恰恰是原紅一方面軍的老底子。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央軍委改組後，毛澤東仍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則是林彪、賀龍、聶榮臻。這也體現了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軍中的掌權。羅瑞卿出身於紅一方面軍，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延安時期林彪出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羅任抗大教育長，關係非常密切。1959年林彪親自提名已經離開軍隊工作多年的羅瑞卿擔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這一提議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毛澤東說：「林彪同志選了個好總參謀長，這隻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出來。」〔1〕由此羅瑞卿開始了與林彪在軍隊工作上再次的合作。新的軍委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工作的班子——軍委辦公會議，幾乎是清一色的紅一方面軍幹部：除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外，還有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肖華、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由此可以看出軍隊山頭主義的影子，這也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
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是軍隊的主要當家人，不僅資歷強、能力強，更要得到毛澤東的認可。羅瑞卿出身紅一方面軍，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共建國後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年富力強，工作雷厲風行，辦事精明果斷，也是毛澤東非常信任的高級幹部。林彪當時身體不好，所以一定要選擇一位自己信得過，且能辦事、會辦事的得力助手，而羅瑞卿正是這樣一位合適的人選。1959年10月新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託給羅瑞卿、蕭華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的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2〕
時任空軍政委的吳法憲回憶說：「據我所知，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在那裏具體主持。……林彪實際上沒管多少事情」。〔3〕可以說，林彪主要負責軍隊的重大方針政策，羅瑞卿則主要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性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對羅瑞卿的充分信任及與羅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
二、林彪養病，林羅矛盾由此而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林彪與羅瑞卿的合作還是很好的，迅速開創了軍隊建設的新局面，解放軍也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對外，中國打贏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多次挫敗了台灣蔣介石集團在中南沿海地區的進犯，秘密參與了越南的抗美救國戰爭；對內，軍隊參與了國家的經濟建設，特別表現在抗洪搶險，擁政愛民等活動，軍隊湧現出了一批被人民廣泛傳頌的英雄人物，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的一段時間裏，軍隊工作是最好的。從當時的物質生活和軍事裝備來說，肯定是比現在差得遠。但是當時的部隊，政治思想素質，精神面貌，卻比現在要好得多。那時候部隊高度的集中統一，官兵一致，從而產生了高度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同心協力，團結在軍委領導的周圍，為着共同的目標拼命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因此，當時的各項工作，包括政治思想，軍事訓練，國防戰備都是很有生氣，很有起色的。」〔4〕
1962年秋天開始，林彪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復發，有時十分嚴重，不得不向中央請假養病休息。林彪養病期間，軍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身上。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林彪長期生病，身體不好，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5〕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一致贊同。由於林彪原本就信任羅瑞卿，放手讓羅操辦軍內具體工作，林彪養病後就更少過問軍內事宜，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格局，林彪的角色似乎逐漸淡出，而羅瑞卿與賀龍之間的關係也由此漸行密切，羅瑞卿與林彪原本密切的關係反而顯得漸行疏遠，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林彪身體不好而暫時退出軍委日常工作，軍隊方面的事務均由賀龍與羅瑞卿主持，而此時羅瑞卿的砝碼卻逐漸傾向了賀龍一邊。羅瑞卿採取了「冷林熱賀」的方針，根據總政副主任梁必業的揭發，羅瑞卿從1964年起就在軍委日常工作中擴大林彪的病情，集中宣揚賀龍的「親政」，使大家信服林彪的病情是在「熬時間」，來日無多了。〔6〕
此外，羅瑞卿要求大家不要過多地「干擾」林彪，以免「影響」林彪的休息，並要求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把關，對「隨便干擾林彪休息」的人予以批評。羅瑞卿還請出總後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在軍委辦公會議上介紹林彪的病情，甚至說出「我們對林總是儘量爭取他多活些時間，別的辦法是沒有的。」〔7〕
由此，軍內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賀龍、羅瑞卿為一個陣營，林彪與其他老帥們形成另一個陣營。邱會作說：「在兩個陣營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從數量上來說，幾乎相等，但力量懸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陣營有一批能人，這是優於賀、羅陣營的，特別是林彪同毛主席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也是特別的優勢。賀、羅陣營雖然有同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但他們同毛主席的關係就大大不如林彪了。這個不如，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另外，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8〕
軍內兩大陣營在「大比武」問題上形成了明爭暗鬥的局面。全軍大比武運動在解放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比武運動，海軍在青島舉行了建國以來最大的軍事演習，空軍也舉行了以師為單位的實兵演習，全軍分成十八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而這一大規模的比武運動主要是賀龍與羅瑞卿主持執行。
1964年軍委派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到福州軍區作調查研究，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及林彪的夫人葉群到廣州軍區作調查研究。1964年12月底林彪看到了劉志堅和葉群的報告，並聽取了葉群的匯報，於是召見劉志堅等人就當前軍隊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認為「1964年全軍各方面的工作成績是很大的，部隊的政治情緒高，作風好，幹勁大，毛主席思想紅旗舉得高。總的說來，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佔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失調，衝擊了政治。」林彪指示說：「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在全軍掀起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當作最根本的必修課。要趕快採取措施，使軍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復1962、1963年的正常情況，糾正最近一個時期出現的失調現象。」〔9〕隨後總政工作組將林彪的指示傳達給羅瑞卿，羅瑞卿自己認為「我理解林總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況，不是指全體。如果那樣，那就是路線錯誤。」〔10〕
平心而論，林彪與羅瑞卿的在大比武一事上的分歧基本上是工作方面的不同意見，林彪作為主管解放軍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在抓軍隊總體工作方面常有自己獨到的看法，所謂政治與軍事之間的關係問題孰輕孰重的指示也屬正常，林彪在充分肯定軍事訓練成績的同時也指出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並無不妥。然而，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還隱含了另一層意思，即賀龍與羅瑞卿的「聯盟」違背了毛澤東的初衷，毛是將軍隊委託給林彪掌管的，毛絕不願意看到軍權落入與劉鄧關係密切的賀龍的手中。按邱會作的說法就是「那時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說法，就是大比武衝擊了突出政治。」〔11〕林彪要給大比武降溫。儘管林彪與羅瑞卿之間存在一些矛盾和衝突，但這並不意味林彪與羅瑞卿的關係已勢同水火，林彪仍然希望羅瑞卿能多團結一些人，特別是與老帥們搞好關係。事實上，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日後被官方和大陸的黨史學界無限誇大，成為羅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三、羅瑞卿與老帥之間的矛盾激化
由於林彪養病深居簡出，不太過問軍內具體工作事務，羅瑞卿與賀龍元帥過從甚密，大權獨攬，其「霸道」的一面漸顯突出。當年林彪提名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時，有人曾經對此表示過某些疑慮，這主要是因為林彪脾氣倔犟，而羅瑞卿為人行事又頗有一些「霸道」的意味，這個搭檔是否合適，連毛澤東都曾有些猶豫。邱會作回憶說：「可主席認為羅渾身都是『刺』，問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說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羅干；林總說『不怕』，是有點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還是總理給主席做了工作，總理對主席說〔大意〕：你讓林管軍隊，他那個人的身體狀況，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體工作要找個他熟悉且身強體壯、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後批准了林的意見。」〔12〕而此時，羅瑞卿與其他元帥和一些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
時任海軍副司令的李作鵬回憶說：「隨着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帥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帥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聶帥就是其中的兩位。當然向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請示報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評羅瑞卿『根本不來見面』。」〔13〕
據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回憶：「羅瑞卿主持軍委辦公會議，對領導國防科技戰線的聶榮臻只當成一個方面的負責人，而沒有從軍委副主席考慮他的意見，對聶帥的尊重遠不如賀龍〔那時的軍委只有林、賀、聶三位副主席〕。羅瑞卿對賀龍和他自己主管的國防工業，非常下力氣。對於聶榮臻主管的國防科委的工作，羅瑞卿有的是自己決定了，有的是和賀龍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聶帥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這就產生了矛盾。公道地說，羅瑞卿對聶帥支持不夠。比如科研的物資供應方面，聶帥在得不到足夠支持的情況下，有些事乾脆繞過羅，直接找我商量，要我為他辦。當時我國正在三年困難時期，錢少物又缺，而我國核武器研製正好到了關鍵時刻，需要物資和財力上的支持。凡是聶帥向我提要求的，我都當作急事特辦了。這樣一來，聶帥很滿意，羅瑞卿就不太高興了。」〔14〕
羅瑞卿與葉劍英的矛盾也漸為突出。1963年秋，葉劍英從總參編輯的《軍訓簡報》上看到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報道，甚感興趣。葉劍英於12月親赴南京軍區深入考察，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年底葉劍英正式向中央軍委寫報告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的內容和特點，並建議軍委在全軍予以推廣。這份報告當即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15〕1964年1月底羅瑞卿代表中央軍委在南京軍區主持召開全軍訓練會議，會議就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蹺的是，發現並積極介紹郭興福教學法的葉劍英卻沒有與會，而是到廣州軍區組織人員研究制定《連隊基礎訓練方法二十條》。〔16〕其中的隱情葉劍英後來才發泄出來。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8月初，葉帥把我叫到他的家裏去，對我發牢騷說：『羅瑞卿很會往自己腰包里裝東西，我在南京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的軍事訓練方法，羅瑞卿並不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羅就打主意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17〕原來葉劍英不願與會是與羅瑞卿矛盾所致。
聶榮臻與葉劍英對羅瑞卿的不滿日益加深，邱會作就曾親身予聞聶、葉二人的談話。邱回憶說：「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18〕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過從甚密了，不免就與其他老帥們有了衝突和矛盾。賀龍、羅瑞卿主管軍隊與國防工業，而聶榮臻則主管國防科委，聶榮臻任命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為國防科委常務副主任，而賀龍與羅瑞卿也任命張愛萍為國防工辦副主任。張愛萍成了「一仆三主」——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辦副主任。張愛萍一直想把這幾攤子事撮合起來，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張愛萍千方百計從中協調。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都向張愛萍打招呼：不要讓兩個老帥打架喔！〔19〕
正是由於老帥們與羅瑞卿的矛盾不斷加深，葉劍英、聶榮臻日後成了軍內倒羅的主要力量。而這一點恰恰是官方和國內黨史工作者們刻意隱諱不提的，因而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在後來的倒羅事件中葉劍英等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與規勸
羅瑞卿與軍委其他老帥們關係不睦，引發了老帥們的反彈，自然也會到林彪處告狀、發牢騷，這不得不引起林彪的重視。對於羅瑞卿，林彪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放手讓羅瑞卿充分發揮其所長。但是對於老帥們的抱怨、告狀，林彪出於對羅瑞卿的維護，也必須對羅有所批評和規勸。
1965年5月2日，羅瑞卿倒上海面見林彪匯報工作，林彪當面提醒羅瑞卿要加強溝通。林彪還特別拿出毛澤東選集和黨章，向羅瑞卿宣讀了其中有關加強組織紀律性的內容，目的就是要羅瑞卿特別注意這方面的關係。林彪規定了五條：1、加強通氣、遵守組織原則；2、林在北京時，X日通氣一次；3、林不在北京時，X日通氣一次；4、重大問題，立即通氣；5、去林處，不要事先通知。顯然林彪是很認真的，是希望羅瑞卿經常與他溝通，一來不致發生誤會，二來也避免節外生枝而引發其他老帥們的不滿情緒。
1965年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羅瑞卿代表軍委作總結報告，但因人選、程序和方法上引起了一些意見。林彪感到羅瑞卿對老帥們不夠尊重，因此批評羅要多通氣，多尊重和請示其他老帥。另一件事是部分軍內高幹對全軍五級幹部定級名單不滿，向林彪反映，林事前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日後還曾對此大發議論說，羅瑞卿「不是軍委主席嘛，也不是軍委副主席，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怎麼由他作總結髮言？聽說有的老帥組織了一個班子，準備了一兩個月的總結髮言稿，怎麼不讓這幾位老帥發言呢？聽說羅長子的總結髮言事先沒有經過軍委其他領導看過？大將也不只他一個嘛，現在許多老帥和大將怎麼沒工作干？怎麼都養起病來了？黨政軍的工作難道就靠羅長子一個人干？」〔20〕
對於羅瑞卿出現的這些問題，林彪一直耐心予以批評。林彪曾說「我從一九六一年就開始敲打羅，主席說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羅，人是我推薦的嘛，總是要負責任嘛！毛主席對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帥管民兵工作，你羅長子要聽嘛，徐帥按主席的指示講，沒有錯嘛。你羅長子不能耍驕傲，你對人家不禮貌，人家說我用的人沒教養，這不對嘛。」邱會作對此回憶說：「林總曾對他提了兩點：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頭；二是，要多團結一點人，總是比不團結人好，你待人處事要把我〔林彪〕放進來，你看不上人家，人家會說你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21〕
筆者的朋友仰天長嘯先生是羅瑞卿事件的知情者之一，他是如此評論林羅之間的矛盾的：「但羅變化太快，有了重權高位，很快就有些忘乎所以，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目中無人，連老帥都不放在眼裏，甚至有人說羅『狗仗人勢』。為此林對羅很生氣、很在意，羅畢竟是他推薦的，林不願意別人看笑話。林對羅的批評是嚴厲的也是中肯的，是把羅當成自己人來看待，林對羅『矯枉過正』之處也不見得沒有，軍人嘛，老上級嘛，說就說了，罵就罵了。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她的《紅色家族檔案》中引用過葉群的話，葉群對羅說：『他〔指林〕是把你作為親密的人才給你發脾氣的嘛。』葉群本是好意，不過羅點點在書中卻是作為貶義來引用的。」〔22〕
葉劍英在日後批判羅瑞卿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語重心長的發言：「羅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過毛主席許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過許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寧有幾人？羅瑞卿同志當總參謀長也是林彪同志和總理推薦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對他工作中的錯誤，多次批評，誠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羅瑞卿同志對林彪同志的批評、指責、教育，如果自己認為有委曲之處，何以不報告毛主席？而竟同劉亞樓等同志密談！跟毛主席幾十年，還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師長。難道這樣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對嗎？」〔23〕
葉劍英是文革初期軍內倒羅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自始至終捲入最深、最為知情的人士，他的講話在軍內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和影響力，而以葉劍英在軍內的地位和作用，葉絕非是林彪所能支使、操縱的了的人物。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和規勸看來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軍內倒羅的力量則不斷聚積，終有一天要爆發出來，而那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
五、軍中倒羅力量的醞釀和興起
大陸官方和黨史學界將羅瑞卿的倒台簡單地歸結為林羅齷齪，而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換取林彪的支持聽信了林彪饞言而犧牲了羅瑞卿，這一流行的說法卻掩蓋了一個重要的史實，即倒羅是軍中一些最高層將領的一次聯合行動，這裏既包含了解放軍山頭派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更多的是還是對羅瑞卿為人「霸道」的強烈不滿。羅瑞卿原本是林彪一系的最主要干將，是原紅一方面軍的骨幹成員，也是林彪最為信得過的部下，但是羅瑞卿卻與紅二方面軍山頭的主帥賀龍的關係過於密切，對其他老帥和軍中將領不夠尊重，長此以往這些人心生怨氣，終於聯手起來搞掉羅瑞卿。
1965年6月，葉劍英專程去大連向林彪告狀。葉劍英事後將林彪和葉劍英的看法向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交底。邱會作回憶說：「葉帥說：我才從林總那裏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你談長子的問題。」葉劍英明確說：「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都不放在眼裏，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有時還給他們穿小鞋。有的人不願穿小鞋，有時還敢頂起來。」葉劍英最後說，「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於上台，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台。第三，『鬍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帥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24〕葉劍英此時還向李作鵬打招呼。葉將李找到西山葉家談工作。葉說：「這個人〔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25〕
葉劍英不僅向林彪告狀，更直接向軍委主席毛澤東告狀。1965年秋，受毛澤東的委託，林彪、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面「打招呼」，據邱會作回憶「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蕭華和我。後來又有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打招呼是葉劍英進行的，他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鬍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一下，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葉帥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這麼辦的。」〔26〕葉群在1965年秋也向李作鵬打了招呼，葉群說：「首長〔林彪〕要我給你打個招呼，羅長子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林彪讓賢休養」「老帥們對羅的意見也很大，羅的情況主席和首長都知道了。」李作鵬說：「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羅的問題，葉群也不敢給我打招呼。」〔27〕顯然，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對羅瑞卿這個中央里的「重臣」動手，包括林彪在內。
1965年12月初，總政主任蕭華、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副主任劉志堅集體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時間長達十小時。毛澤東表態說：對羅的霸道，我想得出來，並對林彪同志講過幾次。他搞陰謀，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要他安心養病，羅瑞卿的問題由中央來處理。〔28〕
面對軍中將領倒羅的態勢，林彪卻遲遲不願表態，林彪並未將那些告狀資料轉給毛澤東，而是壓了下來。葉群在文革中曾向邱會作提及羅瑞卿事件，葉群說：「一○一〔指林彪－筆者注〕對羅長子是很器重的，羅過去對豆豆、老虎也很關心。那些年，林對羅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評教育他，希望他改正並得到元帥們的原諒，同心協力搞好軍隊的工作。但羅的問題究竟怎麼處理，林總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態度。有一次，葉帥來看望一○一，一○一像對不起人似的對葉帥講，我要經常刮他〔羅〕的鼻子，不要目中無人。葉帥對一○一講了主席的決心，說主席讓我告訴你，羅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來解決。我們知道主席對羅的態度後，我都慌了神。這邊羅對林耍態度，可是別人以為羅是仗着我們在耍霸道。」〔29〕如果林彪是個積極的倒羅派，他此時盡可將那些告狀信及時轉給毛澤東，積極表態支持倒羅，並向自己的手下們重點佈置倒羅事宜。但是，就在毛澤東、葉劍英緊鑼密鼓部署倒羅活動時，林彪卻按兵不動，沒有找過軍內任何人談話佈置倒羅，也沒有就此事發佈過任何指示。由此可見，林彪內心深處是不願倒羅的。再一進步分析，如果林彪是倒羅活動的始作俑者，那麼應該是林彪主動出面遊說毛澤東，主動將反羅的資料送交毛澤東，而非反過來毛澤東主動派人說服林彪同意倒羅。
1965年11月，毛澤東部署的倒羅事宜已然箭在弦上，葉劍英再次奉毛命赴蘇州見林，傳達毛澤東的倒羅指示，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羅瑞卿了。林彪則藉口身體不好不願出面。此時的毛澤東乾脆要葉群專程到杭州匯報。〔30〕11月30日葉群在蘇州給空軍司令吳法憲打電話，要吳派一架飛機送葉群去杭州見毛。據吳法憲回憶：吳當即下令從上海派了一架里2型飛機送葉群到杭州。葉群事後告訴吳法憲，她於當天下午見到毛，向毛作了匯報，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毛。毛要葉群當晚返回蘇州，還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31〕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當時與葉群同在江蘇太倉縣參加四清工作，王回憶說：「我聽葉群說，是接到毛主席秘書的電話，她才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羅瑞卿的問題的。」〔32〕
林彪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敬禮！
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給毛澤東信中，開頭即說「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林彪信中所提的「好幾個重要負責同志」是誰呢？當然就是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這些軍中要人。另據王年一教授保留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份手稿，林彪此信中還有一句話「有關情況是葉劍英元帥剛剛告訴我的」，此一情節首次披露於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所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33〕惟王年一手稿所言的出處何來未有明確的說法，考慮到王年一是一位嚴謹、認真的文革史學者，其說法應不會是空穴來風，在此我們也存錄備考。
林彪通過葉群向毛澤東送交了哪些材料？據日後上海會議印發的材料，其中包括：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4、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9、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10、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另外還有一份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電話報告紀要，應是後來補充進來的材料。〔34〕
葉群從江蘇太倉縣農村匆匆趕赴杭州向毛澤東匯報。葉群匯報的是些什麼內容呢？主要是講林彪、羅瑞卿的關係，諸如「病號」啦，「擋道」啦，「讓賢」啦。如果林預謀整羅，葉群匯報時，早把「資產階級野心家」，「篡軍反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帽子給羅戴上了。〔35〕對比葉劍英這些重要的軍內要員們的告狀，葉群的匯報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六、「倒羅」是毛澤東的文革初期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大陸一些黨史學者認為，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滿足了林彪的要求，更有人否認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之前的一次戰略部署，指責「西方文革史學者」的研究是搞「學術猜測」，且「富有想像力」，但是與此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一事件與黨內政治緊張相聯繫，與複雜的國際國內動向相聯繫，也與黨內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走向相聯繫。〔36〕這種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作辯護顯得那麼蒼白無力。難道身居要職的羅瑞卿的倒台僅僅是軍內政治鬥爭的一個巧合？為何它的發生不早不遲，恰恰就在姚文元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不久發生呢？
邱會作在其回憶中對此問題有很深刻的認識和見解，邱說：「1956年蘇聯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反斯大林，以及隨之發生的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國際共產主義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產黨領袖人物生前死後的悲劇結果，對毛主席刺激非常深。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毛主席打倒了彭德懷，是按黨內分裂考慮的，後來毛主席就把彭德懷往『裏通外國』方面去想了。起初毛主席對威脅他權力的防範還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按毛主席自己後來說的，對劉少奇警惕了。在這種背景下，賀龍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就成了一個無形的紐帶，把羅瑞卿聯繫起來了。原來『毛澤東―林彪―羅瑞卿』統帥人民解放軍的概念模糊了，『劉鄧―賀龍―羅瑞卿』的模式為一些高級幹部所習慣，這是毛主席沒有料到和最不願意看到的。我認為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羅瑞卿下台，並為賀老總日後遭難埋下了禍根。」〔37〕
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在其開始時並不為人所知，毛澤東也極為機巧地隱藏了他要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的真實意圖。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是，從黨中央核心的外圍開始，搞層層「剝筍」策略，從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開始，再順藤摸瓜揪出吳晗背後的彭真，然後再一步步地將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而軍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終的保障，軍權絕對不能落入劉鄧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澤東處於「二線」，黨中央的實權在身為「一線」領導人的劉少奇、鄧小平手中，毛澤東對劉鄧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雲「北京空氣不好」。軍隊高層內部由於林彪身體不好，放手羅瑞卿，而羅瑞卿又與賀龍關係密切，賀龍則與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密切。這就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毛澤東一旦發動針對劉鄧的鬥爭，軍權無論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須掌握在自己信得過的人的手中。綜觀中共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鬥爭，毛澤東莫不如此行事，蓋無例外。
毛澤東在倒羅前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一）更換中央辦公廳辦主要領導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是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出身，與楊的工作閱歷和能力，無法相比，但是由汪東興掌管中辦，毛澤東才更放心。（二）調整軍事系統高層人事佈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確定楊成武由副總參謀長提升為第一副總參謀長，該任命由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名義公佈。一周之後的6月14日，毛澤東又再批准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1965年11月15日，軍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肖向榮被停職審查，由軍委副秘書長、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軍委辦公廳代主任，調國防科委副主任路揚為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澤東對羅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對羅瑞卿的權力的限制和防範。（三）毛澤東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在蘭州軍區黨委一個報告上批示說：「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38〕這一批示就是針對羅瑞卿而來。顯然，為了最終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就必須首先要搞掉劉少奇和鄧小平掌控的中央書記處，拿下「彭、羅、陸、楊」這幾個人，只有先掃清了外圍力量和前沿陣地，才能進一步擴大戰果直搗劉鄧「司令部」，這才是羅瑞卿事件最本質的原因。
國內史學研究者宋德金亦指出：「打倒彭、羅、陸、楊，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前哨戰，而倒羅又是其中的重要一役，在文革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毛澤東處於政治權謀的考慮有意隱藏自己的『打倒劉少奇』的政治企圖，不想公開充當『倒羅發起者』的角色〔即不想過早暴露打倒劉少奇的圖謀〕，從而將整件事栽到林彪的頭上。而林彪則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得。』長期以來由於毛澤東的圖謀權術得逞，從官方到坊間都普遍認為倒羅的發起者是林彪，使林彪長期蒙受不白之冤。」〔39〕
現在我們客觀地分析這一事件，林彪並不是第一個向毛澤東提出羅瑞卿問題的人，葉群在向毛澤東匯報羅問題前，早有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蕭華、劉志堅、謝富治等人匯報過了，這才會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說的「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這些人中謝富治負責公安部的工作，與軍隊問題、林羅關係毫不相干，謝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馬，這是毛澤東自己要動手倒羅的另一個重要佐證。事實證明，毛澤東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着手處理羅瑞卿的問題，並在軍隊內部預先作了調整和部署。11月30日毛澤東主動將葉群從江蘇省太倉縣召到杭州，想就羅瑞卿與林彪的關係問題問個究竟。換句話說，毛澤東在解決羅瑞卿問題前還要再從林彪那裏印證一下那些老帥們的意見，並要林彪就這個問題表示自己的態度，林彪再不表態就被動了，於是就有了葉群赴杭州向毛匯報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澤東反映羅瑞卿的問題，並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羅瑞卿，這是全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林彪曾經對羅瑞卿有過批評，但至今尚未見到在對羅做組織處理〔打倒〕的問題上，林彪表過什麼態度，迄今為止也沒有見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羅的史料。提前向軍隊系統高級幹部就羅瑞卿問題打招呼的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搞折中主義的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批羅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開會議繼續批羅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一切職務並分別由葉劍英和楊成武繼任的還是毛澤東。軍隊內部派系的紛爭、羅瑞卿與老帥們的矛盾正好被毛澤東所利用，而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則被無限誇大成為打倒羅瑞卿的一個口實。顯而易見，毛澤東倒羅絕非是滿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滿足了毛澤東自己的要求，這並非什麼「西方學者」富於想像力的猜測，而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中國高層政壇上的不爭事實。
七、上海會議、北京會議
1965年12月毛澤東親自坐鎮上海，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着手解決羅瑞卿問題。此時的羅瑞卿正在雲南昆明視察，聽取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匯報並在軍區常委擴大會議作了報告。12月11日，羅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飛機到上海「參加會議」。周恩來指示吳法憲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吳法憲說他當即報告周恩來，「準備派空軍運輸十三師的副師長時念堂去駕駛這架飛機」。〔40〕另據空軍34師〔專機師〕副師長時念堂回憶：「吳法憲親自向他交代：1、專機上午11點半準時在上海虹橋機場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遲；2、專機從昆明起飛後直飛上海，中途不能有轉彎點，更不能落地；3、機組人員全部配備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時，你們要聽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監視他們的行動。」〔41〕由此可見，此時的毛澤東、周恩來早已做好了一切萬全的準備，只待羅瑞卿抵滬，即可發起批羅運動。
如今的大陸黨史學界眾口一詞，皆說所有與會的人員都不知道上海會議的目的何在，似乎僅有毛林二人知悉會議內容。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事實卻是軍內所有與會者除了賀龍一人不知會議內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且配合默契。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為羅所處的敏感位置，毛澤東當然認為會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風聲。惟多種材料及回憶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碼周恩來、鄧小平是知情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當天，12月5日，即召周恩來從北京飛上海。當天，周在毛召見後，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其他與會者中，起碼陶鑄、謝富治、葉劍英、蕭華、楊成武、李作鵬、張秀川、王尚榮、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員中，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不知情並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羅與他們走得那麼近，提防還提防不及，豈能讓他們事先知情！彭真毛就乾脆以在京『看家』為名不讓他到會。」〔42〕
邱會作回憶說：「12月6日晚，通知我第二天早晨去西郊機場乘飛機去上海開會，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同機去的是劉伯承、賀龍，以及李天佑、李作鵬等人。」同機去上海開會而不知目的者「只有一個人不知道，賀老總，其他人都聽過『打招呼』。機艙里大家說說笑笑，賀老總突然問：『開什麼會呀？找我們還不是打仗的事，軍用地圖我都帶上了。』大家誰也不願意說破，劉伯承開玩笑說：『打仗？我們〔他和賀龍〕都可以當老將黃忠〔《三國演義》裏的人物〕的哥哥了，要打仗是他們的事了（指我們幾個）。到了上海，你賀鬍子不就知道開什麼會了。』」〔43〕可以看出，軍內一些高級將領未必十分清楚羅瑞卿與老帥們和林彪之間的矛盾，但是聽了葉劍英等人打招呼後，自然就要站到毛澤東一邊，聽從毛澤東的指示。邱會作回憶說：「之前，羅瑞卿『反林』是我沒想到的問題，即使他們倆有些什麼不同意見，也容易說清楚。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不簡單啊！紅一軍團時羅瑞卿擔任保衛局長，保衛林彪司令員的安全是重要任務，後來他們長期共事，很配合嘛，羅瑞卿出任總參謀長又是林彪親自選的，總不至於到鬧得這麼厲害吧。我心裏這樣想，但沒有同葉帥說出來。聽了葉帥『打招呼』，那我當然要聽毛主席的了，認為羅瑞卿不對，而且問題嚴重。」〔44〕邱會作的想法實際上帶有普遍性，應該是軍內大多數將領們內心世界的寫照。
現在國內的黨史學界在涉及上海會議和北京會議時，閉口不談葉劍英等人的作用，只是把罪責推到葉群、李作鵬、雷英夫等幾個人身上，似乎這些人操縱了會議批羅的走向，決定了羅瑞卿倒台的命運。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上海會議於1965年12月8日到15日召開，參加者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各大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軍委總部和各大軍區主要領導，共有六十一人與會，其中軍隊高級將領三十四人。邱會作回憶說：「會議主要方法是小組會。開會的時間是『九三學社』（上午九點、下午三點開會），開的是『馬拉松』會議。在小組會議上，大家可以隨便發言，沒有長篇大論，大都是『交差式』的發言。這次會議比較特殊的是沒有出簡報。我所在的西北小組，比較集中的是對長子的『干將』與『霸道』兩個問題談得比較多。大家異口同聲地指出：他有才幹，他霸道。吳冷西對他的霸道作風說得很好。他說：『長子的霸道作風有很多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手長、嘴尖』……。』還有就是蕭勁光等人批判羅搞小圈子也說得比較好。劉瀾濤對大家的發言稍有異議。他說，大家批判長子的霸道作風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確的，看來羅也在準備搶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準備，問題的實質是後者。他指出長子搶班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準備，―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事實上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組織上他都在準備。大家認為劉的發言對羅的問題提高認識很有啟發幫助。」〔45〕邱會作說會議期間曾去看望老帥，「葉帥當着我們這些去看他的幹部大聲說：『搬掉凶神，解放元帥！』他說：『你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是要客氣一點的，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他就不客氣了。他根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的！』」〔46〕由於葉劍英的積極批羅，在林彪的推薦下，1966年1月8日葉劍英與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被毛澤東任命為軍委副主席，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任命為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從此開始了葉在中共高層政治活動的「鼎盛期」。
批判羅瑞卿的過程中葉群的一份材料頗為引人注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中發［66］268號，其中說：「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劉亞樓同志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同志講了四條意見，希望她勸林彪同志接受。這四條意見是：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訓的事情了；第四、交給羅去管，勸他多尊重羅，要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林彪同志當時嚴肅地批評了劉亞樓同志，還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來羅瑞卿的思想情況，惡劣影響及近來對他進行批評的經過。劉亞樓同志表示，他過去是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的當。關於這件事，劉亞樓同志的妻子翟雲英同志聽說過，楊成武、吳法憲同志也聽劉亞樓同志在臨死前說過。」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的揭發批判中就此「四條」都曾大引特引，強調該材料的真實性。而現在官方和國內黨史學界以及羅瑞卿的家屬對此加以否認，認為這是林彪、葉群惡意陷害羅瑞卿的偽作。而涉及該事件的當事人劉亞樓、葉群等人早已作古，曾積極參與批判羅瑞卿的高層人士們日後則對此諱莫如深，由此導致文革研究者們的莫衷一是。那麼到底有無這「四條」的存在呢？
據邱會作回憶「林彪把劉亞樓拉了回來，是經過楊成武多次談話之後，劉亞樓才覺悟的，劉亞樓在1965年春天最後說：『我把羅瑞卿這個野心家沒有看清楚，真傷心！我認識林總以來，就只有這一次對不起他！有關向林總提建議的內容都記在一個本子上了，我請你把這個本子交給林總，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劉亞樓的本子之後說：『劉亞樓是個好人。臨動身之前〔即死之前〕把問題說清楚了，還是一個好人。這樣他到馬克思那裏就有共同語言了。』劉亞樓因患肝癌於1965年5月初去世，去世前的4月15日，他給羅寫了一封信，對羅表示不滿，因為病重，生前沒有交出去。在1965年上海會議時，劉的這封信作為證明材料發給了參加會儀的人員。劉的這封信比葉群的發言有力量得多，現在傳言鄧小平對此事說是『死無對證』，怎麼死無對證？劉生前的信還在嘛！」「『四條』的核心問題是『伸手』，即有『野心』的問題。羅自己在檢討中，已經觸及到『伸手』的問題，羅瑞卿說『我對陶鑄、蕭華、楊成武、梁必業說的那些話，我都是說了的。類似的話，還同劉亞樓同志說過，這些都是絕大的錯誤。』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葉帥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髮言，蕭華的揭發以及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都提到『伸手』問題，都確認有『四條』。翟雲英也說有。如果說沒有，首先是葉劍英、蕭華、楊成武他們幾個人給全黨開了大玩笑，有些人後來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47〕李作鵬對此回憶說：「當時我參加上海中央批羅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批羅會議時，所聽到的發言中和看到的揭發材料上，不止葉群一人證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劉亞樓還親自向林彪談過此事，受到林的批評。」「快要死的人為什麼進此之言？臨死之前的劉亞樓有必要再說一次假話嗎？據我所知，劉與羅瑞卿私人關係很好。」〔48〕
以筆者分析，這「四條」的內容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羅瑞卿對林彪的態度，希望林彪不要過多干預軍中事務，放手給羅去干，今後對軍隊的執掌逐漸由林彪過渡到羅瑞卿。這個態度與梁必業等人的揭發互相吻合。梁必業說：羅瑞卿再三強調，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沒有自己的人哪還有什麼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種、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擁賀兩種人〕只有這樣才能「平衡」。羅端卿再三交代，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的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的作用就大了。〔49〕平心而論，這「四條」並非將羅瑞卿問題上綱上線為敵我矛盾，基本上還屬於個人品質問題。這「四條」與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謝富治等的揭發批判相比，實乃小巫見大巫。毛澤東決心拿掉羅瑞卿的出發點也不是因為這「四條」問題的存在，而是拿掉羅掌握的軍權，真正的目的則是對劉少奇等人的防範。
1966年3月4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批判羅瑞卿會議，軍隊各總部、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等前後共九十五人出席了會議。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僅在開幕會時露面後即赴三線考察，會議的實際主持者則是葉劍英。如今大陸的黨史學界只是強調葉群、李作鵬、吳法憲對羅瑞卿的批判，而隱匿了其他更多的、更重要軍方人士的表演。中央工作小組負責人之一的葉劍英說：「我們的小組會，是毛主席、中央常委為了解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問題而召開的。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上海會議的繼續。」葉劍英進一步說：「會議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開了一個月又五天，參加會議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發言的同志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共有八十六篇發言稿。」〔50〕顯然，葉群、李作鵬、吳法憲僅僅是這八十六篇發言當中極小部分人，那麼其他那些人是誰呢？現在能查出來的除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謝富治外，還有劉志堅、張宗遜、邱會作、唐平鑄、李曼村、張秀川及鄧汀，而這也還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大陸黨史學家們現在拿李作鵬、吳法憲個別已被打倒之人說事，全然迴避了那些更重要的大人物的關鍵性作用，用邱會作的話來說「高級幹部批羅瑞卿，是在向黨中央、毛主席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這裏有真心的，有說官話的，也有敷衍的。但是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吳法憲、李作鵬。說句實話，他們就是想表現積極也起不到那麼大的作用，因為他們地位還不夠高，還沒有充當『急先鋒』和『干將』的資格嘛。」〔51〕對羅瑞卿刺激最大的還不是那些表態批羅的軍隊將領，而是羅瑞卿自己心腹圈子內的幾個人的書面揭發，邱會作回憶說：這些揭發材料包括「要有自己的人，沒有人什麼事也辦不好，也辦不了」、「要名正言順地擁護賀老總主持軍委工作。林總身體不好，再工作，不可能了。」葉劍英把揭發的原件和賀龍夫婦揭發羅的親筆件交給羅瑞卿看了。葉劍英政治上極為老練，他在向羅瑞卿表示，「事是你自己做的，揭發是你自己的人幹的，我葉某沒向外擴散。」但沒想到，羅看了以後，從他宿舍的三樓上跳下，腿部受了重傷。羅瑞卿的自殺行為引來毛澤東的不快，說：「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羅的事還沒有完。閻王老子是有原則性的，沒叫羅去，羅自己要去也不收。」「羅向中央要挾沒有用，會議繼續開。」〔52〕
李作鵬回憶說：「我記得，在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做了長篇講話……全面、系統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們發言中揭發出來的。比中央上海批羅會議詳細的多。」〔53〕
葉劍英是工作小組的負責人，他的批判發言最具代表性。葉列舉了羅「篡軍反黨」事實的第一大項是「羅瑞卿同志是反對毛主席的，是反黨的」。具體細項是（1）他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具體內容略，下同〕；（2）他反對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3）他反對毛主席人民戰爭的思想；（4）他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5）他歪曲貶低毛澤東思想。葉列舉羅「篡軍反黨」事實的第二大項是「羅瑞卿同志是反對林彪同志的，是要篡軍反黨的。」具體細項是（1）他對林彪同志欺騙封鎖，當面擁護，背後搞鬼。（2）反對林彪同志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惡意地攻擊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4）他把林彪同志當作敵人，公然伸手搶班奪權。〔54〕葉劍英是代表中央工作組為羅瑞卿作政治結論，表明葉劍英不僅是整個事件的積極參與者和主導者，更是堅定地維護林彪的地位，是倒羅事件中的「急先鋒」和「干將」。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後，葉劍英更是開心地改南宋愛國將領、詞人辛棄疾詞「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用葉劍英自己的話說：「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55〕
現在來看，葉劍英等人給羅瑞卿扣上的這些羅反對毛澤東的政治大帽子，皆是欲加之罪，而羅瑞卿反對林彪的罪名也屬誇大其詞，將羅瑞卿與林彪工作方面的矛盾上綱上線，而其中軍隊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和「倒羅」的真正目的卻被巧妙地掩飾起來。不可不說這也是葉劍英的高明之處，既搬開羅瑞卿這塊絆腳石，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也配合了毛澤東文革的戰略部署，一舉多得。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不僅北京此時在開會批羅，毛澤東在杭州也沒閒着。1966年3月17日到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與會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各大區的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劉少奇、周恩來與彭真都參加了會議。據參加會議的中共華北局書記李雪峰的回憶，「會議對羅的揭露就多了。一邊倒，群情激憤。光聽會上的揭發，羅的問題就很大。」〔56〕這個會議葉群、李作鵬、吳法憲並未參加，葉群、李作鵬等人顯然還沒有資格到這麼高級別的會議上去風光呢。那麼是誰揭發羅瑞卿？會議是怎樣「一邊倒」，而與會者們又是如何「群情激憤」的呢？毛澤東發動的這個倒羅態勢不是一清二楚嗎？
國內一些文人為了掩飾倒羅事件的真相和葉劍英在倒羅戰役中的真實作用，不惜顛倒黑白，聲稱「葉劍英改填一首詞作為對羅跳樓的惋惜」，〔57〕全然不顧當時的歷史事實。還有人甚至乾脆指鹿為馬，詭辯說「羅瑞卿專案組組長葉劍英元帥知道他是冤屈的，聞說羅瑞卿跳樓，不勝痛惜。」〔58〕無論是「惋惜」說還是「痛惜」說，都是刻意掩飾葉劍英等人在「倒羅事件」中的真實面貌，那就是對羅瑞卿的痛批。歪曲歷史莫此為甚！
八、林彪在「倒羅」事件中的態度
有關林彪在羅瑞卿事件中的態度，我們必須認真仔細地予以深入的探討，由此方能釐清林彪在羅瑞卿事件中的責任。長期以來，毛澤東為了換取林彪的支持以發動文革而打倒羅瑞卿一說，在大陸黨史學界已成定論，連羅瑞卿的家人也追隨官方的說法，將林彪說成為倒羅的始作俑者，坊間的野史演義更是以訛傳訛，鮮少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然而，歷史終究不是官方可以任意塗改的。
首先，林彪與羅瑞卿在工作上的矛盾絕非官方現在所誇大的那樣不可調和，羅瑞卿與老帥們和其他軍隊將領之間的矛盾更為深刻，否則就不會有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等高級將領在倒羅事件中的積極參與。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一直是善意的、保護性的。1965年羅瑞卿與葉劍英的矛盾加深，葉劍英對羅強烈不滿，告狀到毛林處，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林彪才在與羅談話時強調要多通氣。這個「多通氣」的目的在於讓羅瑞卿注意與老帥們的關係，以如此嚴肅的方式提出來也是要羅引起足夠的重視，同時林也要設法平息老帥們的怨氣。大陸黨史學界有意撇開前面的「因」而只強調後面的「果」，似乎是林彪個人對羅不滿導致對羅的批評，其論點自然也就謬以千里了。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亦不否認，1965年夏季以後羅幾次到林彪處談工作，林彪和葉群都是熱情接待的。羅點點說，11月27日羅瑞卿到蘇州看望林彪，「整個談話過程，爸爸沒有感到林彪有什麼不滿意和不高興，反而覺得這次和林彪的談話顯得比往日輕鬆些。」〔59〕
其次，林彪並不同意打倒羅瑞卿。1965年夏季以後毛澤東開始着手倒羅的戰略部署。1965年8月葉劍英看望林彪時，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今天主席叫我來，羅瑞卿的事你以後不要管了，羅的事以後由中央解決。」同年11月葉劍英再次到蘇州傳達毛的倒羅指示。而林彪則藉口身體不好不願出面。毛澤東則要葉群專程到杭州作匯報，並在上海會議上指名葉群發言。葉群不是中央委員，根本沒有資格與會，若非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葉群如何能夠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毛澤東就是要利用葉群的發言，給人以葉群代表林彪倒羅的印象，有些話從葉群嘴裏說出來更有份量。邱會作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主席又要借葉群的嘴講出這『四條』呢？那就是通過此舉把林彪捆綁在毛主席『倒羅』的戰車上，其實葉群在上海會議上所講的，事後並沒有得到很大重視，因為葉群講的都是些個人關係的瑣事，只是現在渲染過重罷了。後來下發中央文件，根本沒有葉群的講話，而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謝富治的發言作為批轉關於羅瑞唧問題的報告的附件下發了！」〔6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就是給打倒羅瑞卿找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參與中央會議的李作鵬也認為：「如果當時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真正想解決問題，完全可以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林彪雖然隊羅有過嚴肅的批評，但絕不是想一棍子打死。」〔61〕
綜觀整個上海會議和三月北京會議期間，林彪既沒有露面主持會議，更沒有發佈任何批判羅瑞卿的指示和談話，完全置身事外。李作鵬說：「我沒有聽到林彪對此會議做任何指示。」〔62〕據知情人士透露，1966年4月，中央工作小組整理了有關羅瑞卿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林彪不同意葉群的發言材料，所以中央工作小組報告中的五個揭發附件中，沒有葉群的發言材料。林彪送給毛澤東的一些材料不過就是林表態同意毛對羅瑞卿事件的處理，不干擾、不干涉。林彪實際上被動地接受了毛澤東「倒羅」的事實。
再次，官方與大陸黨史學界還有一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需要軍隊的保駕護航，於是林彪提出交換條件，為了滿足林彪的要求，毛澤東打倒了羅瑞卿。〔63〕在這裏毛澤東反而是被動的受了林彪的要挾而同意倒羅。這實在低估了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力，高估了林彪的作用。毛澤東，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政治強人，連斯大林都奈何不了他，毛澤東干他要作的事，和誰人作過「交易」！？毛難道會受林彪的要挾？毛澤東何時在採取行動前受制於他人的要挾？綜觀毛澤東上台後的歷史，毛澤東從來都是利用別人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羅瑞卿事件也不例外。難道沒有了林彪毛澤東就不敢發動文革了？那麼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身死大漠退出了政治舞台，毛澤東可曾因此而終止文革運動呢？沒有了林彪還會有其他人的及時替補。反過來說，林彪歷史上長期追隨毛澤東，是毛澤東極為信任和重用的「自己人」，林彪也深知毛澤東的為人，1959年取代彭德懷執掌軍隊後對毛澤東吹捧有加，在文革中採取「主席畫圈我畫圈」的態度，一切唯毛馬首是瞻，何敢與毛澤東作什麼交易以此要挾毛澤東去打倒羅瑞卿？再說，1965年初冬時節的政治形勢並不明朗，林彪根本不知道毛澤東心底里的文革大計，也不可能預知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提拔自己成為「副統帥」。綜上所述，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下，在軍隊老帥們的強烈反彈下，林彪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同意和接受了毛澤東「倒羅」的安排。
將「打倒羅瑞卿」的罪名安放在林彪頭上的，首先就是毛澤東自己。「913事件」後毛澤東面對一個無比尷尬的局面，不得不放軟身段，解放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然後就將文革中一切罪責統統推到林彪頭上，說他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錯整了羅瑞卿云云。另外，將這一罪名推給林彪的，就是羅瑞卿本人。毛澤東死後羅瑞卿復出，羅瑞卿既不敢批判毛澤東，也不敢公開和當年風風光光批鬥他的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蕭華、劉志堅等人翻臉，這些人在黨內軍內還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羅瑞卿只能把矛頭對準已被打倒的林彪，且至死都不忘周恩來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於毛主席」。〔64〕對照歷史事實，這真不愧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羅瑞卿事件」，那就是毛澤東為了發動蓄謀已久的文革運動，確保軍隊在運動中的絕對忠誠，利用了解放軍內部派系的尖銳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謂的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對軍隊高層採取的一次清洗鬥爭，成為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戰，羅瑞卿則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最早的犧牲品。
注釋：
〔1〕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2〕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頁。
〔3〕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頁。
〔4〕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44頁。
〔5〕李德、舒雲《林彪日記》，下冊，明鏡出版社，2009年版，第845頁。
〔6〕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0頁。
〔7〕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0頁。
〔8〕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0頁。
〔9〕李德、舒雲《林彪日記》，下冊，明鏡出版社，2009年版，第869－870頁。
〔10〕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頁。
〔11〕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4頁。
〔1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67頁。
〔13〕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頁。
〔14〕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
〔15〕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00頁。
〔16〕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554－555頁。
〔17〕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
〔18〕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7－378頁。
〔19〕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44－245頁。
〔20〕舒雲《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第560頁。
〔21〕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頁。
〔22〕仰天長嘯《也談羅瑞卿事件》，《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8月4日。
〔23〕轉引自余汝信《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24〕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頁。
〔25〕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頁。
〔26〕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27〕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38頁。
〔28〕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3頁。
〔29〕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1頁。
〔30〕舒雲《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第550－551頁；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皇福圖書，2008年版，第225頁。
〔31〕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56頁。
〔32〕舒雲《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551頁。
〔33〕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第24頁。
〔34〕高原《關於〈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見》，載《記憶》電子雜誌，第53期，2010年8月。
〔35〕仰天長嘯《也談羅瑞卿事件》，《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8月4日。
〔36〕錢癢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頁。
〔37〕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38〕余汝信《林彪「5·18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原載《楓華園》，第436期，2004年2月6日；還見「林彪？軍隊？文革」網站，www.linbiao.org《余汝信文集》。
〔39〕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第231頁。
〔40〕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60頁。
〔41〕時念堂《我的專機生涯》，自印本，2005，第281－282頁，轉引自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吳法憲回憶錄〉述評》，《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541期，2006年12月4日。相關情節還可見《帶槍的專機組——秘密武裝押解羅瑞卿總長的追記》，《軍事史林》，2004年第11期。
〔42〕余汝信《1965年12月上海會議的再研討》，《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32期，2008年3月3日。
〔43〕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44〕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4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5頁。
〔46〕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5頁。
〔47〕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65、401頁。
〔48〕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頁。
〔49〕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0頁。
〔50〕轉引自余汝信《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1〕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頁。
〔52〕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頁。
〔53〕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541頁。
〔54〕轉引自余汝信《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5〕轉引自余汝信《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6〕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內情》，見《回首「文革」》，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06－607頁。
〔57〕溫相《晚年林彪》，東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91頁。
〔58〕辛子陵《林彪正傳》，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頁。
〔59〕羅點點《紅色家族記檔案》，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頁。
〔60〕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2－383頁。
〔61〕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頁。
〔62〕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頁。
〔63〕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見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
〔64〕羅瑞卿《黨的三大作風的楷模：回憶周總理》，見劉武生、徐曉紅編《評說晚年周恩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