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兩個信息深深刺激了我。
6月1日，國際兒童節，阿里巴巴第一大股東軟銀，宣佈減持阿里巴巴的股份，消息一經傳出，阿里股價重挫6.5%。
這是軟銀和阿里合作16年之後，首次出售所持的阿里股份。而減持阿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軟銀相中了印度市場，它要把在放在中國的錢投到印度的「阿里」——Snapdeal公司身上。
就在同一天，印度當局公佈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相比於中國第一季度的6.7%，印度7.9%的同比增長率冠絕全球。
上面這兩條信息都說明了一件事：過去我們一直嘲笑的三哥，正悄然崛起，而且離我們越來越近，近到我們的脖頸都能感受到他們的呼吸！
印度：被中國光芒所掩蓋的低調大國
比較中印兩國的經濟，通過簡單、機械地把一個國家的GDP和另一個國家的GDP作比較，得出的一般共識肯定是這樣的：中國的GDP增長大幅快於印度的GDP增長。很多人因此簡單地認為，印度的發展似乎不那麼成功。
但要知道，從新世紀開始，印度的經濟的增長速度，在所有的主要經濟體中一直屈居第二位，僅次於中國——這個情況在2015年發生了變化。當年印度經濟增速已超越中國，而現在的一致預期是，未來這種經濟增速差會拉得越來越大。
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速，印度一枝獨秀
而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為了避免經濟增速放緩，出台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刺激計劃（較之於中國的GDP而言），相比較而言，印度在幾乎沒有實施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輕鬆保持了高於6%的增長速度。
中國的增長來源於自上而下的大水漫灌，而印度的增長更多的是來源於私營企業的活力，是純粹的由效率的提升產生的，兩者孰優孰劣不言而喻。
去年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的顯示，2015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將加快至7.4%，明年達7.8%，2017年至8.0%，上升勢頭明顯，相比之下，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今年的增速將會放緩到7%。
而現實告訴我們，大家都大大低估了印度的潛力，而明顯高估了中國的經濟彈性。
高盛曾經預測，印度要2020年才能超過法國和意大利，2025年才能超過德國和英國，2035年才能超過日本。可印度今年便超過了意大利和巴西成為第七大經濟體，現在看來幾乎明年就會超過法國，2020年左右德國就會被印度趕超，日本最遲在2030年也必然會失去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替代者也是印度。
更可怕的是，印度7.9%的增長率很可能只是個開始，誰也不清楚印度在未來是不是會出現兩位數的增長率，更不會清楚它的高增長會持續多少個十年——事實上，從印度人的年齡結構看，印度的這輪高速增長期，至少不會少於中國曾經歷的30年。
印度因何資本逆襲？
1、比當年的中國更誘人的人口紅利
中國之前的高速增長和人口紅利有莫大的關係，而據2015年7月聯合國公佈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統計，2022年印度將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作為與中國人口同等量級的印度，目前剛剛開始享受遠比當年的中國更誘人的巨大人口紅利。
這意味着印度將擁有世界規模最大的勞動力，同時印度一直位居全球勞動力成本最低國家的前列，印度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優勢將將不可撼動。
印度人口年齡結構呈現金字塔形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逼近。即使中國立即放開「二胎」政策，勞動力困局依然無解。
2、世界上最大的英語使用國，數十萬的矽谷精英
英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強勢的語言。世界上有75個國家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或者給予英語十分特殊的地位，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講英語，75％的電視節目是英語，四分之三的郵件是用英語書寫，全世界大約有3.75億人的第一語言是英語,另外有20億人在相當程度上懂英語。
當一門語言取得國際交往的標準語言地位時，你掌握它，意味着溝通、交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而在印度，除了1億左右英語使用者，印度還有2.5億可以拿英語做簡單對話的人口，總計3.5億已經跟美國打了平手。並且隨着印度英語使用人數的上升，印度英語口音已經是標準的英語口音之一了。
當我們還自認為東南亞是華人控制的後花園時，印度人已經在中東、非洲、歐洲、北美、中美、大洋洲四處開花落地結果。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印度人被歐美主流所接受的程度遠非中國人能比。
Google的Sundar Pichai（CEO）是印度人，微軟的Satya Nadella（CEO）是印度人，百事的Indra Nooyi（CEO）也是印度人、Adobe的Shantanu Narayen（CEO）還是印度人，諾基亞的、萬事達卡、高知特、德意志銀行、肯德基、思科這些公司的高管都是印度人。
早在2005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史丹福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52.4%的矽谷科技公司有一位來自國外的高管和技術領軍人物，印度裔佔到了25.8%。而到了2012年，印度裔人才領導的公司佔到了33.2%。這麼多印度高管的背後，有着更多的、數十萬的印度白領大軍還在一步步往上爬。
在美國矽谷的人口數量中，印度裔只佔到了6%，但是創辦的公司佔到了矽谷所有公司的15%。
3、堪比中國90年代的基礎設施，與發展潛力
去過印度旅遊的人都知道，印度基礎設施不佳，「髒亂差」一直是為人詬病甚至取笑的對象。儘管印度在人均GDP這個維度上跟21世紀初的中國差不多，但是在基礎設施這個維度上僅相當於中國的90年代。
比如高速公路。印度的公路里程甚至要比中國更多，但是高速公路里程數僅有200公里，和中國的9萬多公里相去甚遠，甚至不如領土面積少得多的馬來西亞和泰國，僅僅相當於中國90年代初的水平。
中國已經發展到幾乎村村通公路的的階段，成長空間有限。而印度基礎設施上的落後，則更像一個好消息：它說明印度在這方面的潛力。一旦基礎設施建設啟動，互聯互通將對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
想想過去中國依靠投資為主拉動經濟增長的幅度，未來印度將可以輕鬆複製我們走過的路。
4、極佳的戰略地理位置
印度的地緣環境非常優越——一桶油從中東走到印度，比走到中國要少走5/6的路程。
南亞地區在地形和氣候上都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封閉的地理位置使印度受其他陸上強國侵略的幾率大大降低。
此外印度處於南亞次大陸的中心地帶。遼闊的國土、雄厚的國力都使印度在小國林立的南亞地區戰略優勢異常明顯，地區第一強國的地位無可動搖，並且這種優勢因有地理環境的保護而不易受到外來勢力的挑戰。一支獨秀的地區環境使印度得以順利地以南亞為依託，從地區大國的基點出發開始自己的世界大國的征程。
不同於被島鏈死死圍住的中國，從海權論的角度來看，印度具有自身特殊的戰略優勢。印度洋作為連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橋樑，扼守着東西方交通要衝，是當今最繁忙、最重要的海上貿易線路之一，其中印度洋上的石油貿易航線對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有着決定性的戰略意義。
印度只要有不算太弱的海軍，就可以無限擴大自己的影響。位於印度洋中心的獨特地理位置為印度發展海權，走海上強國之路提供了便利。更為重要的是，印度洋雖然面積廣闊，但卻被亞洲、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洲所包圍，有三條主要海上通道使它和別的水域相連，即馬六甲海峽、好望角和蘇伊士運河。這三條險要的水道扼守了印度洋航運的咽喉，為印度加強對印度洋的控制增添了便利。
正如印度前外交部長賈斯萬特·辛格所說：漫長的海岸線在給印度留下無限的希望。
5、莫迪更徹底的改革
在印度，有這麼一位意圖帶領印度崛起，走出持續20多年滯漲經濟的人物——莫迪——他的改革動作正一步步變成現實，比如：
1、推行「印度製造」戰略。將製造業佔印度GDP的比重從目前的15%提升至25%，並為每年進入印度勞動力市場的逾1200萬年輕人創造就業。
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採用了類似中國廣東的發展經驗，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吸引外資，打造工業園，作為推動「印度製造」支持戰略。
3、加大開放，鼓勵外國投資。充分發揮本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不斷改善的產業政策等優勢，廢除繁雜的投資手續、加強政策和稅收體制的一致性和清晰度，積極吸引外國投資。
4、提升政府效率，打擊腐敗。整頓政府工作作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嚴懲基層腐敗，鼓勵女性公務員上崗。
5、大打經濟外交牌，助力國內政策。莫迪不論出訪哪個國家，都致力於宣介「印度製造」、遊說外國投資者、爭取當地印僑支援印度建設，外交為經濟服務成為最突出的主題。
這種改革，遠比鄧公當年更徹底——結合其人口、教育、科技等優勢，印度的後發優勢幾乎無可阻擋。
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
毫無疑問，現在的印度遠比中國要有潛力的多，但大多數人選擇視而不見，因為基於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的慣性認識，基於印度識字率不高，還在被種姓制度牽絆、交通基礎設施極度落後的表面！
但此情此景，是否似曾相似？
1919年，巴黎和會上，英法還在為了戰後利益而勾心鬥角，卻不曾想到，只是配角的美蘇會成為日後世界的霸主。
1945年，站在西德的領土上，美國不曾想到，在這片被聯軍的炮火摧殘殆盡廢墟上，會再出現一個工業強國。
還是在1945年，美國決定復興日本以遇制中蘇，不會想不到戰敗的日本會在戰後短短二十年，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並在日後危及到美國的利益。
日本人更不曾想到，在創造了半個世紀的經濟的奇蹟之後，突如其來的泡沫破裂，會讓日本經濟再也無法向前。
現在，我們面對一個經濟增速已經超我們的大國，有人卻因為印度的種種問題，而選擇性的忽略它的崛起。殊不知十幾年前的中國也曾貧窮、落魄，有很多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地方。如今中國不一樣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
我們一直擔憂中國經濟放緩，會不會步日本這樣發達國家經濟的後塵，卻從不焦慮，身旁的印度會不會在未來悄然追趕上我們，鳩佔鵲巢，以致讓中國無路可退？
這才是最可怕的：對當今的中國來說，可能形勢沒有到生死存亡的境地，但如今的中國，放眼望去，新經濟的增長引擎在哪裏？我們憑什麼有信心，一定能取得轉型的成功？如果短期，甚至比較長一段時間，產業轉型升級的前方戰場都沒有突破，還有沒有位置供我們退防？
或許稍微清醒一點的人都知道答案：我們沒有退路了，因為我們身後有印度！
怎麼辦？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既然無路可退，我們唯有一路往前。
如果印度經濟崛起，中國準備好了嗎？
近期網絡上一篇題為「不要讓華為跑了」的文章廣為流傳，這篇文章討論的話題是華為公司因為生產成本高而將部分板塊從深圳遷移到東莞。與此同時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儘管國內媒體報道較少，但在國外商業界卻引起了轟動——今年5月，蘋果公司CEO庫克訪問印度，宣佈在班加羅爾建立iOS應用設計和開發加速器，並表示考慮未來將全部生產線搬至印度；另外，蘋果公司及其代工廠商富士康已經達成意向，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購買1200公頃土地投資100億美元建立工廠，用於製造iPhone手機。有報道稱，富士康計劃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廠。
這兩件事情背後有着相似的邏輯，那就是，隨着生產成本的相對變化，企業向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或國家遷移，從而改變原有的商業版圖。如果說華為從深圳搬遷至東莞只是省內、國內遷移，不影響中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話，那麼蘋果和富士康向印度的遷移則不得不引起重視。事實上，蘋果和富士康絕非個例，包括三星、IBM、通用電氣等公司在內的一大批國際先進企業以及中興、TCL、金立、Vivo等國內企業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印度經濟潛在的巨大機會，開始搶先佈局。
當提起印度經濟的崛起，在中國往往能聽到兩種對比鮮明的觀點：一方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印度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加之種姓制度、基礎設施落後、文盲率高等障礙，不可能對中國形成挑戰。許多去過印度旅行的中國人對印度髒亂差的衛生環境印象深刻，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們對所謂的印度崛起嗤之以鼻。而另一方則認為，印度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市場，語言和制度上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會接納，正因為其起點低，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更顯著，因而認為印度經濟近年來的快速增長已經對中國形成了威脅，將成為「下一個中國」。如果將前一種觀點比作「印度斜視症」的話，後一種觀點則可以稱作是「印度崛起焦慮症」。
那麼，如果印度經濟崛起，中國是否準備好了？對此，我們將其拆分為如下三個子問題進行分析：首先，印度經濟會不會崛起；其次，如果印度經濟崛起，對中國會產生什麼影響；再次，如果印度經濟崛起，那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印度經濟會不會崛起？
過去幾年間印度經濟增速呈加快趨勢，IMF預測，2016年和2017年印度經濟仍將保持7.5%的增速。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速則從10%之上下滑到了2015年的6.9%。在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表現低迷、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印度成為世界經濟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一些跡象似乎表明，印度經濟將起飛。有學者認為，印度將複製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成功經歷。
支持印度經濟會成功的理由通常在於以下五點：第一，印度勞動力成本較低，且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具有鮮明的比較優勢。第二，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印度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發展經濟的動力較足。當前執政的莫迪政府高調啟動了「印度製造」計劃，並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21世紀全球製造的中心。國際社會也傾向於認為莫迪政府是一個有改革魄力、致力於推動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政府。第三，印度地理位置優越，易於發展海洋貿易。並且印度在歷史上曾長期是英國殖民地，在語言和制度上與西方主流更相容，更容易被國際社會接納。第四，印度在服務外包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且培養了大批國際化的信息技術人才。第五，相比於中國，印度距離「增長前沿」更遠，因而經濟增長的潛力更大。
最後，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足以成為印度經濟成功的充分條件的話，那麼對於企業家而言，還有一個不得不關注印度的理由，那就是印度太大了。這是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超大國家，以至於是一個不能錯失的市場——如果你已經錯失了中國，你想要再錯失印度嗎？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數不清的問題，這些問題會對經濟發展形成阻力。第一，印度缺乏支持經濟快速發展的要素條件，基礎設施落後，文盲率高、人力資本不足。第二，政府執行力較弱、腐敗叢生，導致大型項目建設難以推進。第三，印度的國民儲蓄率低，因而難以調動足夠的社會資源去投資基建；而如果大規模依賴外資的話，那麼國際收支和宏觀經濟穩定則可能受到挑戰。第四，種姓制度會限制分工協作，阻礙社會流動和經濟發展。
但是，如果仔細想一想，上述因素中除了種姓制度之外，其他的障礙並非不可逾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也存在基礎設施落後、人力資本不足、戶籍制度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彼時，很少有人成功預計到了日後中國奇蹟的發生。事實上，即便是到了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後，大部分西方人士仍對中國經濟的成就將信將疑。但事後來看，很多所謂的先天障礙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劣勢的因素在特定條件下會變成優勢。比如，正因為基礎設施落後，所以「鐵、公、機」交通基建投資和電力基建投資一度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再如，如果暫時不考慮公平正義的維度，那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勞動力市場上發揮了緩衝器的作用，有助於中國經濟抵禦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外部衝擊。另外，中國經濟的儲蓄率也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不斷上升的。
上述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印度經濟，但是關於印度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理論上仍然存在多種可能。事實上，「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難的研究話題之一，原因就在於經驗證據有限，難以進行可靠的實證研究。在有限的經濟史案例中，關於大國經濟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經濟學家尚未出現具有公認力的統一解釋，對於預測大國經濟走向則更是乏力。就像二戰結束伊始沒有人預期到德國和日本經濟會在戰後迅速重建和崛起一樣，就像在1970年代末少有人會相信落後封閉的中國會在三十年時間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樣，關於印度經濟的未來，沒有全能的先知。這也警示我們，要時刻對這個新興大國保持開放心態。
簡言之，對於第一個子問題，相對理性的回答是：印度經濟有諸多優勢，也面臨不少障礙。儘管我們對於印度經濟是否會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難以給出準確的答案；但有兩點是確定的：
其一，發展之路從來不會平坦。中國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和荊棘，諸如自然環境惡化、不平等拉大、社會衝突加劇、食品安全等，印度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一樣都不會錯過。
其二，如果印度經濟開始崛起，那麼其發展模式將與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崛起之路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充分利用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實行出口導向模式。
如果印度經濟崛起，對中國會產生什麼影響？
首先顯然存在正向影響。印度是一個人口超過10億的巨大市場，如果印度人均收入開始穩步上升，那麼必然會帶動服裝鞋帽、家電、摩托車、汽車、通信、基建、住房家居等一系列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中印兩國經濟也有一定的互補性，印度經濟增長毫無疑問會給一些領域的中國企業帶來機會。
但更多影響是負向的，印度經濟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帶來挑戰。
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競爭。製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是一個經濟規律。印度的勞動力不僅比中國便宜，而且人口結構更加年輕。一旦印度克服了制度上的障礙，走上出口導向型的快速發展軌道，中低端製造業企業就可能搬遷到印度去建廠生產，就像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從歐美和日本承接製造業一樣。富士康和蘋果的轉移就是一個例證。製造業企業的遷移必然意味着就業機會的轉移。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當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向中國的時候，歐美和日本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而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約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農村，數千萬人收入水平在貧困線之下。如果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就業機會大量遷移到印度，那麼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失去一個強有力的引擎。
除此之外，挑戰還存在於軟實力的國際競爭上。大國之間的競爭一定是全方位的競爭。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國經濟體，受到了國際社會較為普遍的關注和認可。中國成為落後國家謀求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杆，在基礎設施建設、鄉村醫療衛生、園區建設、經濟特區等方面的經驗和發展模式成為亞洲和非洲眾多經濟體學習模仿的對象。這種關注和認可既是軟實力的象徵，同時也切切實實地有利於我國在對外交往中拓展經貿、政治、文化關係，在全球化中獲得真金白銀的實惠。試想，如果在中國尚未基本完成城市化、經濟尚未達到高收入水平的情況下，印度經濟迅速崛起，那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的領導力必然會大大削弱。
如果印度經濟崛起，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如上所述，印度可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追趕者。但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擬的優勢。中國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素質遠高於印度，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優於印度，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工業生產配套體系，這也是印度在短時期內難以趕超的。人口結構老齡化雖然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潛在劣勢，但是老齡化本身還遠遠未起到惡化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更多的受過中等教育或職業教育的勞動者在尋求工作機會。
中國製造業真正的威脅在於扭曲的經濟結構。高工資並不一定是壞事，追求經濟增長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資上漲是生產率提高引起的，那麼即便工資水平高於其他國家，製造業企業也不會遷出，因為這是「好的工資上漲」。但如果工資上漲是因為高房價、高醫療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與此同時生產率沒有相應的提高，這就是「壞的工資上漲」。
壞消息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壞的工資上漲」。一方面，勞動者需要維持基本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為土地財政、金融約束等方面的原因，房價和房租在漲、醫療服務價格在漲、子女接受教育的綜合成本在漲。從而，工資不得不上漲。2015年，深圳房價在一年間上漲了接近50%，如果華為不能相應地大幅提高工資水平或者說服員工無視房價上漲的話，那麼只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麼華為離開深圳，要麼員工離開華為。就這麼簡單。
另外，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受政策支持部門的繁榮發展也結構性地抬升了製造業部門的工資——當建築工地提高工資且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時候，富士康這樣的製造業企業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資。連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企業都明顯感受到了工資上漲的壓力，其他中小型普通製造業企業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這部分壞的工資上漲削弱了中國製造業的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導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廠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在印度生產產品變得更容易了，而是因為在中國生產產品變得更困難了。中國經濟並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結構扭曲所困擾從而削弱了競爭力。
好消息是，這些「壞的工資上漲」是可以通過改革來避免的。通過財稅體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有助於減緩房價上漲。通過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加強財經紀律，有助於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通過反腐、簡政放權、摒除限制創新創業的制度藩籬，有助於孕育多樣性，使得人盡其才，減少教育中的無用功和惡性競爭。通過更合理的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特別是健全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有助於減輕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負擔。
總而言之，印度經濟近年來出現了良好發展的勢頭，儘管這一勢頭是否能夠保持下去仍有諸多不確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經濟崛起，就必然會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製造業帶來挑戰。面對印度經濟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視症」和「印度崛起焦慮症」都有失偏頗，應當避免。我們要做的是客觀分析、預判可能性、冷靜面對，一方面要抓住機遇，提前佈局搶佔市場，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積極通過深化改革和鼓勵創新來應對挑戰。一句話，真正與中國經濟賽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創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