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昌星看到的永遠是有太多的機會。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利，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利用中國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中的漏洞。有太多的中國官員可以與之結交，買回他們的保護，此外，在他貧窮落後的家鄉還有太多的人，他感到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學校、醫療設施，甚至每個月的生活補助。本文選《十萬消費》書，作者James McGregor，曾任《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
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圖源Reuters/VCG）
在尼亞加拉賭場縱歡的84天裏，賴昌星竭盡全力想要守住自己的錢財，他還不知道自己正被監視。他一共下注了570萬美元。在運氣最好的一天，賴昌星贏了23萬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輸了8萬美元。
但他從來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尤其是現在，他急需一大筆現金來拯救自己。做生意也一樣。
賴昌星看到的永遠是有太多的機會。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利，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利用中國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中的漏洞。有太多的中國官員可以與之結交，買回他們的保護，此外，在他貧窮落後的家鄉還有太多的人，他感到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學校、醫療設施，甚至每個月的生活補助。
2000年11月23日，在輸掉了44萬多美元之後，賴昌新在酒店門口被加拿大皇家騎警以偽造避難申請資料的指控逮捕，他的豪賭結束了。下一場賭博將事關他的性命，在加拿大的法庭上為不被引渡回國而鬥爭。中共總理早已聲明賴昌星被槍斃十次都不夠。
賴昌星落到了如此可怕的境地，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跳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過山車，而且一發不可收地徑直駛入了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中最黑暗的深處。賴昌星建立了一張龐大的保護網，從中國東南沿海薄霧籠罩的漁村到北京的秘密情報部門和警察大頭的辦公室和客廳。
他和高層的關係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於他的加長奔馳車可以直接開進中國的克里姆林宮——那座曾經的皇家園林。
他在廈門的私人娛樂宮殿——紅樓，聚集了從全中國找來的最惹火、最嫵媚的美女。
後來，他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走私案，大約有64億美元的原油、香煙和汽車，期間逃稅36億美元。
巴爾扎克曾說過，每筆偉大的財富背後都有着巨大的犯罪，他可能說的就是現代中國。
在中國經濟萌發的過去25年中，在無數個像賴昌星這樣的創業者的推動和經濟改革的領導下，誕生了成千上萬的財富奇蹟。大多數的背後都是大大小小的犯罪。在政府和官員的協助和支持下，像賴昌星這樣的人的口袋裏裝滿了國有資產和政府的錢。
中國政府的腐敗是家喻戶曉，用一句古老的諺語來概括，就是：吃皇糧。在帝王時期，由於皇帝控制着大部分的財富，通向發財致富的有效道路就是向體制爭寵、揩油。毛在後來採取了一次輝煌的行動，他把富人們的財產沒收充公，「全民」所有，等於所有人都一無所有。今天，在中國大規模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中，「人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相信他有權從中分得一杯羹。
令人遺憾的事實是，中國今天的體制和誠實背道而馳。當然，總有一些正直可敬的政府官員，他們努力遵守政府的命令，保持無私的社會主義作風。中國的體制充滿漏洞，缺乏制衡。執政黨希望根除腐敗，而同時它又允許統治精英的家人聚集財產，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這個充斥着商業的國家保持統治精英的地位。
執政者還想通過法律和法庭來懲罰犯罪者，同時又讓黨的統治精英們凌駕於法律之上，除非他們的行為或黨的政治訴求需要把這些人當作典型來處置。簡而言之，如果你的血統正當，默默地斂財就被默默地接受了。結果就是無言之舉：「不要問，不要說」。
在中國，你隨處隨地都可以看到國有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穿着阿瑪尼西服、開着奔馳或奧迪，住在名為公園大道、棕櫚泉或比佛利山莊的公寓中。他們在私人俱樂部打高爾夫，每輪收費150美元。很多人的每個月的收入不過一千美元，但是沒有人問及他們的資產，也沒有人會說。但凡有人提及，就會有制度上的力量掩蓋這些指控，因為幾乎所有人多少都有點不乾淨。
中國基本上已經回到了傳統的共生關係中，商人得幸於官員，而官員依賴於商人。要做生意，你需要得到一系列不斷改變的批准、許可證，以及政府官員的厚愛。為了給自己退休後的生活、家族的未來積累財富，政府官員培養那些能夠幫助自己的商人。
賴昌星和大多數中國農民企業家一樣。他們都不複雜。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從未想過自己將來是否會成為一名醫生、消防員或律師。他們小時候都吃不飽。他們缺乏教育、沒有教養、精力過剩，但也總是充滿樂觀。只要不斷抓住下一次機會，未來總是會比貧窮的過去更美好。而且他們知道機會來自和有權有勢的人的交往。
中國的體制依賴有序。你的個人關係為你帶來機會，做成事情。在這個需要和層層官僚及個人利益打交道的國家，單靠個人能力是無法成事的。
因此，中國的整個商業關係模式有別於西方社會。家族網絡和個人關係要比規則更為重要。在一個缺乏公平和公正的法律體系中，你的網絡能確保你的安全。賴昌星對這個體系洞若觀火。他善待那些他需要從對方那裏得到幫助的官員。他會在很早就進行投入，與快速升起的官員建立友誼。人際關係是他公司的核心資產。而一旦他的關係網破裂了，他就跌得又重又快。
賴昌星的沉浮對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都會有啟迪。處理中國無所不在的腐敗是令所有在華外商光火的問題。腐敗可以從公司的最高管理層一直蔓延到所有員工，並伸到政府各個層級的官員。秘書在購買機票時收受旅行社的回扣。銷售人員為了贏得訂單而支付回扣。
對於在通用電氣或西門子或三洋工作的普通中國員工來說，吃點皇糧並不困難。在講述了賴昌星的故事之後，我們將審視外國公司所面臨的各個維度的腐敗，以及他們是如何處理的。我們還會聽聽賴昌星自己的忠告。
中國的報紙已經做了大量的報道——它們是政府的宣傳機器，把賴昌星描述成一個狡猾的犯罪頭目。旅居海外的中國作家也寫過一些書，給出了一幅更為平衡的畫面。而在加拿大，則有數千頁關於賴昌星引渡案的庭審文件，紀錄了雙方對事件的看法。
我對賴昌星傳奇的報道，基於自己對這些常常相互矛盾的材料的深入閱讀和分析，以及對賴昌星和其他與本案有關人士的採訪。在對中國的腐敗問題多年旁觀之後，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哪些是真實的，哪些則是無稽之談。
挖溝的人
賴昌星1958年出生於邵厝，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臨海丘陵中的一個落後農村。賴昌星是家裏八個孩子中的老七，小學三年級時由於文化大革命而輟學。十幾歲的時候，他在自家的小農田裏工作，並和兩位兄長一起參加了附近軍營的挖溝隊。他在一家農用機械廠當過兩年的鐵匠學徒工。
賴昌星討厭這種累人的工作，討厭有老闆。他不想和自己數百年的祖輩一樣，一輩子種田，死後埋在山腳下一個小小的墳頭裏。
鄧小平上台後啟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賴昌星抓住了機會。1979年，他和四個朋友湊了大約180美元，購買了一些鍛造工具，開始製造汽車螺帽和其它的簡單配件。很快，他的小汽配廠就開設了分廠。
他善於與人交往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很快就為他贏得了不少公司，指定他為這些公司在全國的銷售代理。在乘坐骯髒擁擠的火車奔波國內期間，賴昌星聞到了處處都是的機會。
當時每個中國人在商海里都是從零開始，這也意味着他和其它人有同樣的機會發大財。汽車配件擴大到紡織機械配件，然後就帶來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在山東省從當地一家國有工廠的一名工人那裏非法買到了紡織設備的藍圖，大約2500美元。
他仿製了這種設備，並很快成為市場領先者，中國當時正在為即將形成的龐大的服裝出口業務奠定基礎。
但是在全國跑業務的銷售生活是折磨人的，效率也不高。賴昌星覺得與其自己去找買家，他應該讓買家來找他。他開始組織自己的貿易展銷會。買家特別喜歡能有機會到福建沿海出差，那裏的日出很好看，海鮮很好吃。
賴昌星還發現，相比他隨便去一個城市、與那裏的單個客戶一對一的吃喝到深夜，遠不如和成團成隊的買家吃吃喝喝的效率高。
80年代末，賴昌星幾乎什麼都賣，從日曆到服裝到雨傘。但是真正觸動他的是買賣電子產品賺的大錢。但是要進入這個領域並不容易。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是進口的，大部分走私。福建省的海岸線蜿蜒曲折，一直以來都是走私的溫床。由於與台灣隔海相望，軍隊和警察的控制非常嚴；電子產品業務的成功取決於和軍隊和警察高官的良好關係。陡然間，賴昌星發現了他在人生中的有利地位。
國營的中國旅行社在這方面已經建立起了非常賺錢的業務，主要是出國人員為國內家人購買免稅電視、音響和家用電器。出國人員在回國前從國旅獲得免稅代金券。然後他們可以在中國憑票購買免稅產品，再帶給家人。賴昌星組織並壟斷了此類代金券的二級市場。旅行社代理和導遊會替他從出國人員那裏購買這些代金券。然後賴昌星再用這些代金券成車地兌換彩電和家用電器。他還進一步擴張業務，為海外華人組織打折中國旅遊團，這些海外華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給他的導遊。
業務以石獅市為中心，這個沿海城市是出了名的走私中心。當地官員認為走私是跳躍式發展經濟和為收入可憐的警察和政府官僚系統提供外快的好辦反。在石獅市的街道上，經常會有滿載着錄像機和音響的摩托車呼嘯而過。一些警官開着台灣生產的汽車，中國當時還禁止進口此類產品。
賴昌星的業務在石獅市很快興旺起來，並在一家警察部門所有的飯店裏開了一家電器零售商店。警官和他們的情人在飯店進進出出，賴昌星和他們打成一片。很快他就發現，直接走私商品進中國要比利用代金券利潤高得多。在警界朋友的默許下，他開始小規模地走私電視和摩托車。
他的成功引來了成隊的官員上門，伸手要錢。當地政府給予了他響噹噹的榮譽和愛國主義的頭銜，然後告訴他應該資助他們的一些熱門項目。像所有中國商人一樣，他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答應對方的要求。而且，由於改革初期尚不允許辦立私人企業，賴昌星的業務躲在當地政府部門的旗下，主管單位自然要分得部分利潤。作為報答，雙方也明白這些官員要保護賴昌星免受稅務部門的騷擾。
但是有一天，在喝了幾杯之後，兩名稅務官員手持改錐開到了賴昌星一個兄弟的家門口，他也是業務夥伴之一。他們叫開門，準備撬開柜子和抽屜搜查賬簿。賴昌星火速趕到，把稅務人員趕出門外，但是他們繼續糾纏，並最終查封了他的業務和工廠。受夠了官司的賴昌星把業務丟給了他的兄弟，前往距石獅兩個小時車程的大城市——廈門。他隨身攜帶了大約400萬美元的資產。
賴昌星在廈門沒待多長時間。他對費盡心機賺小錢的事情業己厭倦，他的眼裏是來自香港的更大的財富。他知道，如果他能夠成為香港居民，就可以以外商投資的身份回國，並獲得稅收和其它優惠。
雖然他對稅務部門愛搭不理，但是賴昌星一直竭盡全力地討好警察部門；現在他們達成了一筆交易。如果賴昌星能夠負責赴港中國警官和情報人員的食宿和娛樂費用，他們就能幫助他辦理移民。他同意了。
1991年，賴昌星移居香港。
中間人
賴昌星到達的時候，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正開始驚人的上漲。人們排整宿的隊，搶購甚至尚未開工的公寓。對於像賴昌星這樣的創業家來說，此時正是大撈一筆的最好機會。到1993年，他帶出中國的四百萬美元已經變成了四千萬。
在香港，賴昌星接待了大批來自福建和廈門安全部門的警察和軍方人士。很快，他在安全部門的熟人就要求他向他們提供台灣當局在香港的行動。同時，台灣在香港的網絡也開始請他協助他們在大陸收集情報。他甚至被邀請加入台灣的執政黨國民黨。
對於一名來自廈門的商人來說，陷入海峽兩岸的間諜戰很正常，因為台灣約有80%的人口祖籍在福建。
賴昌星就是中間人。大陸情報機構通過他的公司向在台灣的十幾名間諜輸送資金。有時候他也在香港接待來自台灣的官員。在中國1997年重獲香港主權前不久，賴昌星就用他自己的轎車把大陸情報人員收集到的香港公務員資料運過邊境，他的特別車牌能夠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往來。
通過他和一名想要變節的台灣駐港間諜主管的聯繫，賴昌星得到了台灣在華情報人員的名單並轉交給了大陸當局。總的來說，賴昌星自己掏了近100萬美元用來幫助在港的各種大陸情報機構。
兩年後，賴昌星以外商投資的身份回到中國，他把資金投向不同的行業。他建了一家貿易公司，購買了一家汽車音響製造廠，還有一家組裝個人電腦的公司。但是他已經見識到房地產才是香港大亨們的財富核心。他決定自己要當廈門的地產之王。通過他的遠華國際公司，他在廈門重要地段都囤積起了土地，都是幾個世紀以來走私者的中心地帶。
為了刺激旅遊，賴昌星花1700萬美元在廈門複製了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被用作電影城。他購買了廈門的足球隊，改名叫遠華。他甚至還擔任過幾次客座守門員。
賴昌星沒有忘記他的家鄉小村邵厝，開車去那裏不到兩個小時的路程。他在那裏為自己建了一座大廈，玻璃幕牆俯瞰着正門的亭台樓閣和鍍金大字。但是他還花錢鋪設了通向這個小村莊的公路，並在當地捐錢建設了三十多所學校，包括遠華中學，校園裏環繞着全世界偉大思想家的半身雕像，還有整套的課程，旨在給這些貧窮的孩子一個上大學的機會。
他為邵厝得老年人建了一家養老院和活動中心，還按月給幾百人發「退休」金，每人能拿到約85美元。
紅樓
賴昌星從紅樓統治他不斷擴大的帝國，這座樓宇的名字來自一部中國經典小說，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富裕墮落的中國家族的故事。1996年，賴昌星從廈門市警察局獲得了一塊土地，他建了這座7層高的樓房。
從外面看，這座樓房就像一棟普通的中國辦公樓，覆蓋着褪色的紅磚，但是樓裏面就大不一樣了。賴昌星的辦公室位於頂層。下面是一間挨一間的私人宴會廳，一個有四十個座位的電影院，私人卡拉OK包房，桑拿和按摩房，以及六間客房。
紅樓是賴昌星的私人天堂，在這裏他小心謹慎地伺候着他那些飛速擴張的政府朋友網。紅樓的一切都是免費的。有一名香港大廚做魚翅、燕窩和鮑魚。進口的法國白蘭地和紅酒是全中國最好的。
來紅樓的客人按慣例享受桑拿、按摩服務，然後在客房裏和眾多高挑的年輕美女之一調情，這些美女讓紅樓增色不少。官員的警衛們則在設備齊全的健身房裏邊健身邊等待自己的老闆。大多數官員來過一次以後就會經常回來。
紅樓往往是人滿為患，經理不得不從廈門其它的夜總會借調女孩過來。六間客房是只給最高層的官員準備的，其它低級官員就到遠華國際公司擁有的其它兩棟房子裏住。
賴昌星牢記在石獅市稅務局的教訓，他要政府關係的方方面面都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尤其是最為關鍵的接待活動。他和朋友說他唯一害怕的政府官員就是那些沒有「愛好」的人——無論是女孩還是錢。賴昌星本人很少享受在紅樓提供的服務。他會在頻頻舉辦的宴會上呷一口啤酒，然後溜回自己的辦公室要碗粥喝。
賴昌星非常有膽識地幫助他在政府和警察部門的朋友不斷進步。當莊如順還只是石獅市一名小小的交警時，賴昌星進口並捐贈了一套衛星電話系統，莊警官用它建立了一套交通監控系統，並成為全國模範。沒過幾年，莊就升到了福建省公安廳的二把手位置，並成為賴昌星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賴昌星最重要的夥伴之一是楊前線，他在當地海關升得很快。楊從1980年開始在廈門海關署工作，30歲的時候已經擔任調查處處長。40歲時，他被任命為廈門海關關長和黨組書記，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海關關長。在他的領導下，廈門經常獲得全國最佳海關稱號。楊前線第一次遇見賴昌星是在1989年，當時賴昌星還在石獅市經營他的紡織機械廠。當時他沒把賴昌星當回事。但是賴昌星不斷地培養和他的關係。
1993年，賴昌星捐給楊前線1.2萬美元，幫助他在系統內上下打點，以獲得空缺的廈門海關關長的位置。楊的父親去世時，賴昌星立刻打去電話，並主動要求前往楊的家鄉辦理喪事。後來他給楊前線提供了一輛凌志轎車，還有一張價值十萬美元的華南虎皮掛在楊的家中。
他給楊前線介紹了一個女人，後來成為了楊的情人，並在這個女人懷上楊前線的兒子後為兩人提供了一棟房子。
有些紅樓的客人比較麻煩。藍甫，廈門市的副市長，是一個十足的賭徒，他總是因為輸錢向賴昌星索要賭注。賴昌星為藍的母親在天津購買了一套十五萬美元的房子，為藍的兒子在澳大利亞購買了一套35萬美元的房子，並支付小孩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亞上私立學校的學費。
賴昌星的友誼一直延伸到政府高層領導。出入紅樓最重要也是最頻繁的訪客之一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他負責全國的邊境安全和打擊走私工作。
賴昌星第一次碰見李紀周是在80年代末，當時賴昌星還在石獅市警察局所有的飯店裏出售電器產品。後來幾年，只要李副部長來廈門或賴昌星去北京，他們總是在一起吃飯娛樂。
在北京的時候，賴昌星就住在王府飯店的總統套房，這是一家中共軍方擁有的五星級飯店。李副部長授予賴昌星「探長」的稱號，因為賴昌星總是能探聽到最新、最準確的政治傳聞，不僅僅是誰對誰在廈門做了什麼，還包括在北京的領導層的消息。
有一天，李紀周提到他的夫人程辛聯已經從政府部門退休了。賴昌星問她為什麼不考慮出來經商。
「程辛聯能幹什麼？她什麼也幹不了。」李說道。
「我可以幫她經商啊。」賴昌星答道。
一個月內，賴昌星就給了程女士和她的朋友劉燕12萬美元開了一家餐廳，劉燕是另一位公安局幹部的妻子。兩年後的1996年，程女士告訴賴昌星她女兒李茜在美國不太好。她在申請綠卡並保持穩定工作方面遇到了麻煩。賴昌星向李茜在加利福尼亞的銀行賬戶匯了50萬美元。
隨着時間的過去，賴昌星贏得了誠摯樸實的美譽，他謹小慎微，樂於助人，卻只要求很少的回報。他是一名模範市民，在他身上體現了福建省的成功故事。
石油，汽車和香煙
他真是這樣麼？檢察官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他們說賴昌星經營着非常龐大的家族走私活動，他在中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各層各級都有同夥。這筆生意依靠賴昌星非常強的人際活動能力和政治流言散佈能力。中國政府對賴昌星和他的遠華公司的起訴主要集中在三項貨物的走私——石油、汽車和香煙，所有這些貨物都有極其高的進口關稅，使得走私有暴利可圖。
中國檢察官說遠華公司的600多名員工中大部分都參與了運輸和走私活動。公司從海外購買商品，其中大部分的石油、香煙和汽車來自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當載着走私品的貨輪接近廈門港的時候，遠華就會派出小船，上面攜帶着偽造的貨物清單，以調換真實的貨物清單。貨輪船長會收到一個裝着現金的信封。
船到港後，這些貨物分兩路運走。一些貨物按照偽造清單上的低關稅產品繳納關稅。其它則標上轉運至其它國家，免稅進入了中國境內；隨後它們就被運到由賴昌星及其在政府和軍隊的同夥控制的保稅倉庫中。
那些繳納了關稅的集裝箱進入公司的分銷網絡。被定下要轉運他國的集裝箱在當晚卸貨。香煙和其它走私品被裝入已經海關檢驗的空集裝箱中。原先的集裝箱被清空，重新封上並在貼上新的海關封條後出口。香煙被運到其它倉庫進行重新包裝，通常用的是鞋盒。由於福建是全世界運動鞋製造之都，因此很容易就能利用現有的鞋類運輸渠道把香煙分銷到全國。
汽車的走私網絡更加複雜。福建和其它地區的汽車銷售公司會下訂單進口汽車，然後在香港匯總。賴昌星在香港的同夥從日本和德國訂購汽車。有一些直接運到廈門。其它則先運到新加坡，標上轉運，然後發到廈門。當貨輪接近廈門港的時候，貨物清單再次被調換成偽造的。
把汽車運進廈門尤其危險，因為這個港口並非是政府指定可以裝卸汽車的。此外，中國的機動車擁有者還需要非常詳細的原始單據才能上牌。但是這點並沒有給走私者帶來特別的麻煩，因為很多買家是政府和軍隊幹部。
中共警方有一種「充公證明」的文件，專門為他們繳獲的走私汽車所開。這種證明允許警察可以在市場上出售這些汽車。走私者建立了一個網絡，以每份一萬二千美元的價格從警察手中購買這些證明文件，這個價格約佔應繳關稅的25%。中國檢察官說他們可以查到證據證明賴昌星及其同夥共走私了3588輛汽車。他們計算這些車輛總共值1.9億美元，損失關稅達1.1億美元。
來自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精鍊石油通過兩種方式走私。有時候，在中共軍方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下，石油從小型油輪上卸載到當地的貨船上，這些貨船經過改裝都備有油罐。然後這些小船便在福建和廣東省的沿海散開。其它情況下，石油會徑直入關但不留下一點書面記錄，最後出現在政府擁有的儲油罐里。這些油被賣給各省市的石油公司，隨即進入正常的政府供應渠道。調查人員試圖找到走私石油的證據，但好幾個月一直都勞而無獲。他們在海關檔案中找不到任何異常文件。
最終，他們通過比較廈門儲油設施的備案和正規渠道進口石油的正式記錄算出了走私數量。發現的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在大約三年時間中，有近四百萬噸石油被走私進廈門。他們聲稱賴昌星控制了整個廈門的石油走私，而其他人想要走私石油則必須從他那裏獲得「配額」才能免受海關的檢查。
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
90年代晚期，中國受到了走私泛濫的衝擊。國民經濟在整個90年代飛速增長，但是中國海關稅收卻少得可憐。就算是在中國製造消費類產品的跨國企業也利用走私網絡分銷他們的產品，因為這些渠道比當地的國有壟斷分銷商更快更便宜。
受走私打擊最大的是中國的石油產業。國內控制的石油價格幾乎是國際油價的一倍，政府估計中國的石油供應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走私進來的，主要是軍隊和警察。由於人民解放軍直接受黨的管轄，而不是政府，因此即便是政府最高官員也經常害怕與軍隊幹部對抗，尤其是在各省市。在黨內地位的保護下，軍隊和警察部門全面地投入到了這股淘金熱中。
在任何一個城鎮，卡拉OK廳、色情酒吧、桑拿按摩房或妓院肯定都建在軍隊或警察部門所擁有的樓宇中。城裏最豪華的凌志車屬於軍隊幹部和他們的家庭，與眾不同的白色車牌引人注目。
1998年3月，朱鎔基上任總理，他下決心要打擊走私活動，並禁止軍隊經商。這是他在擔任副總理期間最熱心的事業，雖然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軍方非常強烈地反對這位副總理當時的建議，他們辯解說軍隊需要從商業活動中獲得收入以彌補政府經費的不足。
朱鎔基還在擔任副總理的時候就已經收集了賴昌星遠華公司的走私活動以及他和軍隊的聯繫。他把這些證據帶給一位上將，後者當時是黨的副帥。但是上將通過自己的女兒知道賴昌星，他女兒當時在一家海軍開辦的公司里工作，這家公司與遠華在一些走私活動上合作。
上將讓朱撒手。「小賴一點也不壞麼，」他說。
現在，作為總理，而且有國家主席在公開場合對自己的全力支持，朱鎔基在尋找一個大案子能讓他曝光走私的嚴重性以及走私者和警察及軍隊的關係。1999年初的時候，他找到了。
賴昌星說他的覆滅源於1999年初他的各類企業的數百名同夥中的一個。這是他對這件事描述：朱牛牛是一名偽造柯達膠捲的製造商，他和賴昌星合夥進行一些走私活動。但是朱牛牛並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通過一家他曾用來與賴昌星合作的倒閉公司，朱牛牛向一家中國軍隊企業借了180萬美元。為了獲得借款，他偽造了賴昌星的簽名。
朱牛牛是一個賭徒，他很快就把錢都輸光了，然後開始向賴昌星施壓幫他還錢。賴昌星對往日同夥的胡鬧很厭倦，拒絕了他的要求。朱牛牛惱羞成怒，企圖勒索賴昌星，結果又被掃地出門。之後朱牛牛準備了一份七十四頁的報告，詳細記錄了賴昌星的走私活動，並寫下了接受賴昌星賄賂的官員名字。
按照賴昌星的說法，這份報告捏造了大量事實。朱牛牛把報告寄給廈門政府，賴昌星在那裏的朋友趕緊把它藏了起來。然後朱把報告寄給共產黨中央紀律委員會。為了保證報告能夠落到正確的人的手中，按賴昌星的說法，朱牛牛賄賂了3500美元。
1999年3月29日，朱牛牛報告中的詳細內容被遞交到領導層。現在有證據指向賴昌星和李副部長，朱總理終於拿到了他想要的大案子，他終於有機會打擊一個超大規模的走私活動並揭露在警察和軍隊高層中的腐敗問題。事情發展的非常快。主席指示成立了「420」專案組處理賴昌星一案，調查在4月20日正式開始了。案件涉及到的高層領導人，需要保密，並且要區分那些幫助走私和僅僅是瀆職的當地官員，案情均需黨內紀律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審議。
調查開始後，賴昌星立刻在自己的網絡中全面活動起來。調查人員想要找到李副部長的情人李莎娜，她的證詞將有助於指認副部長和賴昌星之間的關係。賴昌星把她藏在他在廈門的一幢別墅中。但是李莎娜忍不住要給她的朋友打電話，而這些人的電話都被調查人員監聽。賴昌星把她轉移了兩次，但是她還是不停的打電話。警方在河南省的一個藏身處追蹤到她，並把她帶回北京進行針對李副部長的調查。
6月13日，一支由20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悄悄潛入廈門，但卻碰了壁。他們計劃拘留的大部分主要嫌疑人都已經逃到了國外。廈門政府官員已經得到調查組即將到來的警告，他們已經編好了故事。調查人員細緻地檢查了廈門海關的報關文件，但是沒有找到任何與遠華公司有關的內容。很顯然，賴昌星在他們採取行動前就知道了所有的計劃。震驚之下，警方撤回北京，重新組織調查。
在得到調查人員即將來到的密報後，賴昌星撤到了澳門，留下他的大哥賴水強變現資產、清理遠華。和以往一樣，賴昌星在壓力之下到澳門豪華賭場中尋找安慰，同時繼續通過電話與他在北京的熟人聯絡。他極其需要在軍隊和情報圈中的朋友為自己做擔保。
他依舊相信，如果中央政府知道他為情報部門所作的工作，自己就能逃脫懲罰。他相信朱鎔基總理想要制止走私犯罪，但是並不想公開揭露軍方參與走私的醜聞。他沒能領會如果朱鎔基想要在打擊走私犯罪中取得成功，他需要捲入高層幹部。
1999年8月初，一支約300人的調查部隊從北京降落到廈門，控制了整個萬壽賓館，並且安排了400名士兵看守。與此同時，賴昌星在澳門賭場連連得勝。在運氣的鼓舞下，賴昌星於8月9日秘密返回廈門來看看他的商業帝國還剩下什麼。
在廈門的時候，他接到了兩個朋友的電話——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和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他們警告他調查人員知道他回來了，正準備逮捕他。碼頭，機場，以及出城的主要高速公路都受到了密切監視。
賴昌星命令他的一名司機搞到一輛貼了膜的普通轎車，在一個高速公路的入口處接上自己。他們很容易就通過了警察設在高速公路上的關卡，因為他們只檢查豪華車。他們直接開到深圳，這個城市和香港接壤。在當地警察朋友的幫助下，賴昌星登上了一輛開往香港的船。
幾天後，一名香港移民官向賴昌星密報說中國準備在香港逮捕他，賴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還有三個孩子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
流亡加拿大
賴昌星及其家人抵達加拿大後，政府控制的媒體便爆發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賴昌星描述成人民的頭號公敵。利用朱牛牛的報告中的數字，他們起訴賴昌星走私總額達到64億美元的貨物，逃稅36億美元。當局對他的家人非常嚴厲，幾乎所有的成年人都遭到逮捕。
起先，調查人員只是把他們叫去審問，晚上則讓他們回家。他們被告知說若能提供信息，就能得到寬大處理。大哥賴水強參與賴昌星的走私並不深，相信了警察的話，他說服了十三個人回到國內與警方配合，包括其親屬和遠華的員工。這些人立刻就被逮捕、審判並定了罪。
賴昌星非常高明地讓他的公司與實際的走私活動保持一臂之隔，所有這些活動都以其它公司的名義開展。調查人員一直都沒有辦法找到強有力的書面證據，只能大部分依賴對其家庭成員、員工和被捕官員的審訊過程中得到的口供。最後，大約1000名調查人員花了20個月的時候才得以最終對賴昌星立案。檢察官說賴昌星夥同了一批公司，這些公司由中共軍方、福建省政府、廈門市政府和其它國家公安部門及安全部門所有。
起先，賴昌星住在溫哥華一幢他花了150萬美元買來的宅邸中。他有一名司機，一輛大型SUV供其差遣。但是他的大部分錢都套在了廈門的房地產上，當局已經予以沒收。隨後他們又查到並凍結了他的數個銀行賬戶，賴昌星的生活水平急轉直下。他把家人搬到了溫哥華工人住宅區的一套有三間臥室的公寓中。
賴昌星配備了兩台新手機，他繼續與國內的網絡保持聯繫，要求那些他多年幫助的朋友給自己寄錢。他還通過電話聯繫上了他的大哥賴水強，賴水強試圖協助中共當局勸說賴昌星回國。
駐紮在賴水強家中的調查人員和這名逃亡者進行定期對話，向他保證如果他能回國，就會得到寬大處理。他們試圖讓賴昌星在新加坡與他們會面，但是沒有成功。最後，三名調查人員和賴昌星的大哥飛往溫哥華。他們對加拿大政府謊稱是中國政府的商務代表團，獲得了赴加簽證。
賴昌星在他們下榻的飯店與他們進行了三天的對話，住宿費用是賴昌星掏的。他們帶來了一紙書面承諾，保證他不會被判處死刑，他的妻子也不會被捕，部分被充公的財產可以還給他的孩子，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想要居住的地區。
賴昌星不相信他們。他說，就算他不被立即判處死刑，他也會因為暴力和無法解釋的原因死在監獄裏。
中國調查人員拒絕接受他稀奇的理由，即他並沒有損害中國的財政。「雖然我的公司沒有嚴格遵守法規，但是我並沒有背叛我的國家，」他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偷國庫里的錢。我只是在它們進入國庫之前才拿這些錢。它那時還不算國家的錢呢。」
政治難民，抑或尋常騙子？
調查人員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國。賴昌星於2000年6月8日向加拿大申請政治避難，聲稱因為他的政治立場以及作為一個特殊社會團體的一員，他有「足夠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他辯解說自己捲入了一場權力鬥爭，而且作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他所在的階層受到中國政府的迫害和歧視。
中國政府給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遣送賴昌星回國。加拿大官員說這個話題在每個高層會面上都會提出來。中國人無法理解加拿大為什麼就不能遣返賴昌星。
「他們永遠、永遠、永遠不會明白，我們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體系，我們不能強迫得出一個結果。從最上面的朱鎔基到其它最高領導層都不明白。」一名曾參與過多次會談的加拿大高層官員說：「這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他們就是不相信我們不可以命令我們的法院做什麼。」
在此期間，直到本書的出版，加拿大法院的審理進展非常緩慢。自2000年11月被捕後，賴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在兩年中不斷的進出監獄。他們在加拿大移民和難民委員會的聽證會持續了五個月，是加拿大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證人包括從逃離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抨擊了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體系；到中國檢察官——他們詳細稱述了賴昌星的罪行。
2002年6月，委員會做出了不利賴昌星的裁決，實質上支持了中國政府的宣稱，即賴昌星不是政治難民，而是應予以引渡的罪犯。2004年2月4日，賴昌星向加拿大聯邦法院的首次上訴失敗。但是賴昌星的律師David Matas，加拿大最主要的人權律師，說上訴還可以持續好幾年。
本質上，Matas打算讓中國的法律和法院系統在加拿大受審。他說賴昌星有足夠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因為他回國後很可能面臨不公正的審判、折磨和死亡。
「那就符合對難民的法律定義了。」Matas說。
結局
賴昌星的家庭遭到了重創。負責香煙生意的哥哥賴昌彪回到了邵厝，他因為法庭爭辯而半身不遂。負責汽車生意的哥哥賴昌途被判刑十五年。相信他人的大哥賴水強無意中引誘了十三名其它參與人員回國遭受審判，他自己由於與警方的合作被從輕判決，服刑七年。
在監獄中兩年後，他在一次勞改中去世，終年五十四歲。官方說他死於心臟病突發。賴昌星的外甥陳文遠被判處死緩，後改判終生監禁。賴昌星的岳父岳母因為給他寄打官司的錢而被監禁。
除了賴昌星的家人，遠華案帶來的代價是巨大的。大約有四百名政府官員被捲入案件，包括兩名部長，26名省級幹部，以84名縣一級幹部。一共有159名官員面臨刑事起訴，196名黨的高級領導受到黨內紀律處分。14人被判處死刑，4人立即執行。
廈門市海關關長楊前線應收賴昌星賄賂17萬美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後來由於楊在指證賴昌星中表現配合，被改判無期徒刑。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被判處死刑，但後來由於他在案件中表現配合，被改判無期徒刑。貪婪的廈門市副市長藍甫被指控總共接受賄賂60美元，判處死刑。他後來坦白罪行並協助調查人員辦案，改判無期徒刑。
賴昌星最親密的朋友、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被判處死刑。後來由於他「表現出悔悟」而改判有期徒刑。在他的書面招供中，李副部長寫道，他主要的問題是忽視了政治學習，「很少閱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他還說他和商人相處的時間太長了。
「老話說，政府官員不應該有太多的朋友，」他寫道。「那是有道理的。」
賴昌星不必感到孤獨。就在他從中國逃到加拿大後三個月，福布斯雜誌公佈了第一份中國富人榜。榜單基於對過去十年間所有的新聞報紙和其它出版物的東拼西湊，但是福布斯榜單很快被中國媒體成為「死亡名單」，因為政府開展仔細調查，主要對象就是那些在聚集財富的過程中不那么小心謹慎的企業家。
隨着其它中國富人名單在公眾媒體上出現，中國政府承認大約有4000名政府官員潛逃在外，他們竊取的政府和國有企業資產價值估計達50億美元。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員曾對我說的那樣：「腐敗不是什麼大問題。每個人都腐敗。但是你不能在腐敗的同時還犯政治上的錯誤。只要你對上面的政治保護者忠誠，你就不需要那麼清白。誠實正直在中國總是要輸給忠孝。」
2001年8月份，在朱鎔基的命令下，賴昌星現已出名的紅樓作為反腐敗展覽向公眾開放。官方說，這將作為「警鐘長鳴」。反響是巨大的。大批群眾湧入廈門，參觀將軍們曾與妓女共浴的雙人浴缸，舞廳和電影院，以及賴昌星自己的防彈汽車。一個月後，就在旅行社仍不斷接到如潮水般湧來的參觀申請時，展覽關閉了。公眾的反應——記錄在訪客留言本上——震驚了領導層。
「這麼大的一個案子，這麼多腐敗的官員，怎麼會拖了這麼多年才被發現？」一名訪客問道。「這是體制的問題。」
「老闆」的反思
2003年夏天，我在溫哥華見到了賴昌星。我本來以為我會見到一個落魄、多少有點擔驚受怕的人。相反，我遇到的是一個你所能期待見到的最和善的國際流亡者。
賴昌星的家位於Burnaby藍領階層社區中，我們坐在附近的一間普通希爾頓酒店的陽台上，他看上去就像在北美的休息日裏的一名中國工人。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褲子，他的平頭和農民般紅潤的臉龐令人印象深刻。
他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潦倒，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中國的紅雙喜香煙，不時地擺弄兩部手機。就像在遠華最輝煌的時期一樣，手機每過幾分鐘就會響。但是電話那頭再也不是中國將軍和黨的高層幹部。這是他挑剔、煩亂的妻子，她要他回去做晚飯，並警告他必須在晚上六點半的宵禁時間之前回家，這是加拿大政府對他進行軟禁的內容之一。
賴昌星在這些日子裏沒有太多的事可做，除了不斷反思他的遭遇。他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的方式遭到了如此慘痛的失敗。他和高層官員建立了令人矚目的友誼，但是他很少向他們索要回報。
他依靠與高官的這些非常顯眼的友誼，讓那些低層官員相信他們自己也可以很安全地成為賴昌星的朋友，並且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幫助，就像他對他們那樣。賴昌星說他遵循這樣的傳統，他就像朋友一樣對待那些低層官員，僅僅是利用了他們之中一種很自然的傾向而已。
「我給政府官員錢並不是要換取他們在生意上幫助我。我不會這麼做的。如果我把你當作朋友，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會幫你。如果你有什麼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滿足這些要求，我就會幫你。但是我不會要求你報答我。這是相互交換。通過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麼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麼你不能，什麼地方你可以賺到錢，什麼地方你不能。有這麼一些朋友並沒有壞處，對不對？」
賴昌星很討厭被全中國都看作是黑社會。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對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對待他人，他付給員工的工資高於市場水平。很多人有免費的食宿。做生意那麼多年，他只開除過一名員工。這個人是個酒鬼，所以賴昌星堅持每個月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寄生活費。
賴昌星告訴我說，除了他以外還有其它的走私者，但是他們都來自名聲顯赫的家庭。這些人被悄悄地中止了生意，並得到了受保護的政府或軍隊職位，而不是後腦勺挨一顆槍子兒。
「我沒什麼宏大的計劃。我只是努力在我認為我能掙最多錢的地方做生意。所有發生的這一切都只是巧合。」賴昌星邊說邊收拾他的香煙和手機，準備在宵禁時間前回家。
「現在我看到了整個體制有多麼黑暗。我還不如就當一個菜農。沒人會打攪我。沒人會妒忌我。」
這對你意味着什麼
這是一個黑暗的故事，但是中國依然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黑暗角落。這個故事發生在1985到1995年「巧取豪奪」的十年間，像賴昌星的冤家朱牛牛這樣的人直接參與了政府的各種交易並賺了大把大把的錢。
這些在體制內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大權在握的懶漢兼強盜今天都已經退休了，他們享受着自己的豪華轎車和鄉村別墅，身邊有不止一個情人，考慮的問題是如何減少自己在高爾夫球場上的差點。
隨着中國私營企業的蓬勃興起，在風險投資或股票上市的推動下，商業環境比以前更透明，也略為遵守法律了。但是中國公務員的工資依然不夠高，仍談不上誠實正直，而政府的工作人員如此之多，如果要把他們的工資提到和私營企業一個水平，政府就會破產。
今天的年輕人，無論是在政府機關還是私人企業，都意識到他們已處在黃金潮的尾聲，因此很多人迫不及待地要在還有機會的時候大撈一把「皇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