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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談飛:命喪9900:天佑中華誰來佑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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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掙錢針挑土,富人用錢水推沙,制度性貧困讓富人用窮人的錢一點也不心疼。2015年年底,一位13歲的小姑娘因為一塊巧克力就跳樓而亡,只因賣爆米花的父親實在支付不起一塊巧克力的罰款,難道這與徐玉玉的死有什麼區別嗎?為了澆滅窮人醒悟過來的自尊心,制度性貧困鼓勵富人為富不仁。

花季少女徐玉玉死在了上大學的路上。尚未入學就因9900元學費被電信詐騙團伙給騙光了,於是,心跳加速,全身痙攣,瞳孔放大,死了,豆蔻芳齡18歲。生命脆斷,民憤滔滔,舉國皆斥:警方能滴水不漏地抓住所有異議人士,為何就打不掉電信騙子?眾口一詞曰: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但這次警方終於爭了一口氣,在不到一周之內就將徐玉玉案的詐騙團伙偵辦得水落石出,這本是值得褒揚的一件好事,然而,當案情大白之後,又讓人陷入另一種痛心疾首的社會性焦慮。無論是受騙者徐玉玉,還是行騙團伙一幫九零後小年青,雙方都是窮人,都是窮人家庭的孩子。這一次之所以能被警方重視而迅速偵破,不在於徐玉玉被騙了,也不在於這幫小年青行騙了,而在於徐玉玉的猝死激發的社會民意浪潮給當局施加的民意壓力。

講到這裏,也許讀友們會覺得「民意不可欺」,那你又錯了,民意是否可欺不在於民意本身,而在於民意劍指對象是否屬於他們死守的範疇。如果民意劍指對象是他們可以放棄的範疇,那麼,他們就會不遺餘力順應民意而從重從快,譬如蘭州交大博文學院校長陳玲開除患癌教師案;如果民意劍指對象是他們必須死守的範疇,那麼,他們就會不但漠視民意還會扼殺民意,甚至將製造民意的「刁民」關進籠子,譬如徐純合案、雷洋之死和連雲港核廢事件等等。

民意是否有用?肯定有用。徐玉玉在被詐騙之後隨父親三輪車去報案,但警方卻說「錢是不可能追回來了」。也就說,類似徐玉玉被騙案即便報案也白搭,根本就不當回事,不然在這國,誰的手機每天不收到三五條詐騙信息都不好意思開機。但徐玉玉的死激活了民意,花季少女,准大學生,教育局官員電話,這些都是掀起民憤的助推元素。但是,滔天民意也並非是他們一定要偵破的壓力,民意是否有用不在於是否對民眾有用,關鍵在於民意是否可以被他們利用。而這次9900命案的作案者是一群窮小鬼,迅速法辦之後不但能安慰民心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還能對所有「不安分」的窮人階層形成震懾,這對於繼續維護他們需要死守的東西是百利而無一害。因此,所以,很快,就破案了。當然,即便是為了被他們利用的民意,也是很好的,能夠迅速偵破也算對受害者一個交代,也是對他們曾經一貫不作為的行政作風的一次自我鞭撻。

但是,如果徐玉玉案僅僅停留於抓住了一群窮小鬼就止步的話,那徐玉玉就白死了。這不是第一個徐玉玉,更不會是最後一個徐玉玉。果不其然,就在徐玉玉死後第五天,另一個大學生又因2000元被騙就一命嗚呼,據說死前這個男孩一直在念叨「媽媽要賺多久才能賺回來呀」。擺在我們面前一個核心問題是:這兩個少男少女究竟是因為被騙而死?還是因為幾千元錢沒了而死?但從徐玉玉能主動帶上父親去報案和小男孩死前嘴裏的一直嘮叨可知,這兩個少男少女都被騙本身並沒有多大壓力,相反,徐玉玉恰好是在得到警方「錢不可能追回來」的告知之後才氣斷身亡,小男孩也是因為痛心疾首「媽媽多久才能賺回來」才痛疾身亡。

因此,這兩個少年都是因為幾千元錢沒了而死的。換句話說,即便不是被詐騙,或者被搶,或被偷,或被自己搞丟,他兩都會死。這說明,他們不是被騙死的,而是被窮死的。

女孩的父親是蹬三輪的,估摸媽媽也沒什麼好職業,9900絕不是按月能賺下來的,而是要靠年;男孩的媽媽賺2000都是異常艱難,一般來說,男孩要比女孩更有心理承受力,但這男孩卻硬生生被沒了2000元給急死,可想而知,男孩的家庭比女孩的家庭更加貧窮。如果他們的家庭有5萬打底,他們就不會死;如果他們的家庭有10萬打底,他們只會痛罵騙子;如果他們的家庭有20萬打底,他們就會一笑了之。但他們的家庭都沒有,孩子都長到讀大學了都沒有,那這兩個家庭將永遠也不會有讓孩子不被幾千元給氣死的家底了。

真正的悲劇就在這裏。

雖然因區區幾千元丟了就氣死的孩子只有這兩個,但類似這兩個孩子家庭的有多少?這個數據是國家機密,誰也不知道,他們不能統計也不敢統計。扶貧攻堅戰已經打響了一年有餘,這兩個孩子就死在了扶貧攻堅的鑼鼓喧天中。這個國家什麼都很重要,尤其我們在網上說句話都能山巔得地動山搖,但唯獨這個國家的人不重要,尤其尤其窮人和窮人家的孩子特別不重要。

但另一個人人都難以面對的驚人事實是,這個國家的真正財富全是由窮人和窮人家的孩子創造。很多年前,筆者就在納悶一個問題,凡是我所知道的朋友和同事,天天出入酒樓和高級會所的貴男貴婦們,我幾乎找不到一種可以解釋他們創造財富的邏輯,但他們卻是享受財富的最大利益者。環顧我們生活中所用的一切,幾乎無一不是來自最底層的窮人和窮人家的孩子創造,他們可能在流水線上、在腳手架上、在陰暗作坊里、在黑煤窯下幾百米的掌子面上,在城市各個角落的牆壁上、電杆上、窨井裏和正在鋪油的馬路上,更不說一日三餐全是由留守在偏遠山區的老弱婦幼創造。但結果是,雖然所有價值都是窮人創造的,但窮人最終卻一無所有,雖然富人從不創造價值,但富人們卻能無所不有。這就是制度性貧困。

制度性貧困的典型特徵是窮人沒有價值分配話語權,別說沒有分配話語權,就是在百般盤剝下辛苦一年還得去「惡意討薪」。如果讀友們認為這兩個孩子的心理素質有問題的話,那就太低估「窮人孩子早當家」的驚人品質。2014年的過年前夕,一位14歲姑娘因為看不下去父母討薪的屈辱,就從20多層高樓墜下給欺負爸媽的惡官惡警看,請問,這與徐玉玉的死難道不是如出一轍嗎?窮人掙錢針挑土,富人用錢水推沙,制度性貧困讓富人用窮人的錢一點也不心疼。2015年年底,一位13歲的小姑娘因為一塊巧克力就跳樓而亡,只因賣爆米花的父親實在支付不起一塊巧克力的罰款,難道這與徐玉玉的死有什麼區別嗎?為了澆滅窮人醒悟過來的自尊心,制度性貧困鼓勵富人為富不仁。

幸好這兩個孩子死了,如果不死,他們將來會幹啥呢?且看詐騙這兩個孩子的孩子們。

根據警方通報,徐玉玉案共計六人,全是九零後,而其中主號頭犯陳文輝生於1994年,今年12月才滿22歲。六人中有包括陳文輝在內的五人來自福建安溪(鐵觀音發源地),重案組去陳文輝家鄉探底,發現陳家修的房子不但沒有裝修,連樓梯扶手都是用竹片替代。讓人吃驚的是,22歲的陳文輝居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最小的才出生幾個月,據說家裏因為修房結婚欠了十多萬債。詐騙團伙頭子都是如此窮,他手下的嘍囉還會有意外?純粹就是一群窮小鬼,窮騙,騙窮。

陳文輝這個窮騙團伙全是來自山區農村,他們是曾經的留守兒童,是戶籍歧視下的低齡綴學者,是無權無錢無關係無學歷無機會的共和國棄兒,他們一出生就註定了他們的一無所有。請問,他們究竟該怎麼辦?別給我說勤勞致富,別給我說吃得苦中苦,更別給我說奮發圖強,凡是他們能試過的發財之道應該都試過。然而,在一個物慾橫流唯有金錢才是道德的社會裏,他們等不起,他們靜不下來,家裏的幼童嗷嗷待哺,家裏的雙親必須贍養,家裏的債務必須償還,沒有善的出路,必然惡向膽邊生。是的,不錯,他們確實詐騙了徐玉玉,詐騙了所有比他們更窮的孩子,他們必須罪有應得,但如果僅僅將家仇國恨宣洩在這樣一群苦海求生的孩子身上,是不是就守住了正義底線呢?是不是就能消滅第二個徐玉玉不重蹈覆轍呢?是不是電信詐騙就從此絕跡呢?

幾天來我一直在思索,如果這群詐騙團伙不是這般低級的詐騙,而是發奮讀書考大學,畢業再考公務員,再一路發奮追求仕途,再最後當上了鄉長、縣長、省長,甚至入主中南海,他們當然就不用冒稱教育局官員詐騙窮學生徐玉玉了,而是真的坐在教育局長的交椅上學習中央精神,那麼,徐玉玉就會把9900高高興興交給所上的大學,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宋玉玉家庭將會越來越貧困,教育局官員將會越來越富有,而徐玉玉最終呢?最終會怎樣?可以朝好的方面猜想,也可以朝壞的方面猜想。艾瑪呀,最好別多猜想,我的看法還是徐玉玉死了好,這群孩子還是進去好。

當一部分人在陰森森的大樓里正襟危坐用文件詐騙時,不,嚴格說是搶,憑什麼就不能有另一部分人在陰暗的小黑屋潺潺僅僅用手機詐騙呢?當用文件把國民詐騙得精光吊蛋時,國民憑什麼不能有樣學樣將國民詐騙得死去活來?如果國家有道德,就不會丟下每一個國民,國民自然就會有道德;如果政府有良心,就不會漠視每一個國民,國民自然就會有良心;如果當政者有人性,就不會拋棄每一個國民,國民自然就會有人性。真如是,徐玉玉就不會死,窮孩子也不用騙。否則,千百個徐玉玉正在趕往地府的路上,千萬個窮孩子正擁擠在詐騙的途中,豈止安溪才是詐騙之鄉?而是人人互騙,家家難逃。

貧富差距也許是市場問題,但貧困泛濫一定是國家問題。如果一個富人因不勞而獲就富可敵國,就必然有千萬個窮人因四面遭劫而向死求生,有多少富人不勞而獲,就會有千萬倍窮人泛濫成災。徐玉玉命喪9900,喻示制度性貧困開通了地獄快車道;九零後聯手詐騙,喻示窮孩子開啟了窮凶極惡的洪荒之門。阿彌陀佛,天佑中華,誰來佑窮人?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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