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發生了一場規模極大的「逼蔣抗日」事變，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聯袂領銜發佈通電，痛斥蔣介石消極抗日，宣佈率軍「北上抗日」。然而在這面所謂「北上抗日」的大旗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
1949年11月20日，白崇禧與蔣介石在重慶會晤，共議如何應對目前局面。這是兩人在大陸最後一次合影（圖源：國史館）
1936年6月，發生了一場規模極大卻被遺忘了的「逼蔣抗日」事變，攸關中國抗戰前途之生死。這場事變的發動者直接舉起了「北上抗日」的大旗。但令人心寒的是，這面「北上抗日」的大旗背後，隱藏着極其不堪的陰謀。
一、兩廣事變
時為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聯袂領銜發佈通電，痛斥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消極抗日，宣佈將率軍「北上」，與日寇決一死戰。隨後，兩廣軍隊侵入湖南，與中央軍對峙，內戰一觸即發。此即「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
粵軍領袖陳濟棠，素有「南天王」之稱，自1931年以來，長期統治廣東。1934年紅軍長征途經其轄地，陳為保存實力，並防範中央軍入粵，曾與紅軍達成互不攻擊的秘密協議，數萬紅軍得以迅速、順利通過陳的轄區。至1936年，陳濟棠手中，已擁有陸軍近20萬人、空軍六個中隊近200架飛機，海軍數十艘軍艇，可謂海陸空齊備，絲毫不遜於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割據廣西同樣時日已久，擁有陸軍10餘萬，空軍近百架飛機。①
關於事變的動機，陳濟棠後來在《自傳》中的解釋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余以抗日準備工作已將完成，抗日時機亦已成熟，乃決心派兵十師北上抗日。」但可惜的是，自己這種愛國熱情，沒有能夠得到中央政府和國人的理解，反釀成內戰危機，自己為顧全大局，遂作出了下野的犧牲——「余以耿耿忠心既不為中央及國人所諒，為表明心跡及避免分裂計，遂即發表通電，自動下野赴港。」②
有意思的是，事變的另一發起者，桂系軍閥李宗仁，卻在回憶錄里說：事變的起因，是陳濟棠的個人野心隨着軍事實力膨脹，「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採取主動呢？而當時唯一可以藉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了。這一考慮可能是陳濟棠導演『六一運動』的最主要的動機！」至於桂係為何與陳濟棠一起舉事，李宗仁的解釋是：「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面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使其不致過份魯莽滅裂。此實我們不得已的苦衷。」③
李宗仁戳破了陳濟棠的謊言。但李宗仁所言也有所保留。事實上，陳濟棠對起兵一事，長期猶豫不決，白崇禧、李宗仁等則多有策動。白曾對親信形容其策動陳濟棠，猶如餵豬：「我們跪在豬欄門口餵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兩廣最後敲定的事變方針是：以「北上抗日」為名，率領兩廣軍隊借道湖南，攻克武漢，順江而下，直取南京——「應當乘此時機，借抗日為名，發動反蔣，……舉起抗日救國旗幟，假道長江北上抗日，蔣無名阻止我方前進，師次武漢，轉向東進以取南京，假途滅虢，是為上策。」④
二、北上抗日
從宣傳角度而言，桂、粵軍閥可以說將「抗日」二字，發揮到了淋漓盡致。起兵前，先是在5月27日，發佈全國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以博取輿論同情。起兵後，又一再公開通電，請求中央站出來領導自己北上抗日；一再要求中央給兩广部隊頒發番號，給兩廣軍隊指定「北上抗日」的行軍路線——「特請中央指令北上路線及集中地點，並對北上部隊餉糧械彈源源接濟」。同時，還在兩廣各地發動群眾遊行示威，打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軍隊不打中國軍隊」、「反對內戰，一致對外」，甚至還組織了300人的北上請願代表團，請與兩廣軍隊在湖南對峙的中央軍「回師抗日」。兩廣之所以敢於如此做，自然是篤定了中央政府此時抗日準備工作尚未完成，決不會選擇貿然與日本全面開戰。只要中央不願即刻對日開戰，兩廣在民意層面，就已佔盡優勢。
事實也確如白崇禧等人所料，「北上抗日」的旗號一打出來，立即引發全國震動。不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雲集兩廣，各處地方實力派也群起響應。蔣介石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六月一日以來，兩粵謀叛稱兵，全國動搖，華北冀察以及川湘幾乎皆已響應，其態度與兩粵完全一致，黨國形勢岌岌危殆。」（1936年9月30日）
話說回來，「反蔣抗日」，就動機而言，並不能說有什麼不對。畢竟當日的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對日採取忍讓政策，其抗戰準備工作也是採取秘密形式推進，並未對外大張旗鼓地號召與宣傳。問題的關鍵在於：白崇禧、陳濟棠等人的「北上抗日」，竟然事先取得了日本在華駐軍的「諒解」，而且兩廣軍隊還得到了日軍的直接援助。
策動地方軍閥「獨立」或者「自治」，一直是日軍對華工作的重點。自1932年後，日軍不斷秘密派遣代表前往兩廣聯絡接洽，前後不下百人之多。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軍部宣傳班長根本赴粵訪問蕭佛成；1933年日本參謀部部長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後赴粵訪問陳濟棠；1934年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中村率艦訪問廣州拜見陳濟棠；1935年2月，日本艦隊司令白武源訪粵；3月，土肥原赴港訪問胡漢民，4月，再赴廣州拜訪鄒魯、陳濟棠，5月，再飛南寧拜訪李宗仁、白崇禧，徵詢其對「中日親善」的意見後，返港再訪胡漢民；6月，松井石根赴粵訪問陳濟棠；同月，岡村寧次亦先赴廣州拜訪李宗仁、陳濟棠，再赴南寧拜訪白崇禧……其餘不知名的日本情報人員在西南的秘密活動規模有多大，則未可知。⑤
因為日本軍方出於挑撥離間的目的，並無意隱瞞這些活動，導致當時桂系與日軍的接觸廣為人知。1935年3月3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香港、廣州等地拜訪胡漢民、陳濟棠、鄒魯時，曾表示願意借錢、借武器給西南來對付南京，作為雙方合作條件。土肥原還對鄒魯說：「蔣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說對你們西南好，實則他天天想消滅西南；他天天說對我們日本好，實則無時不在準備反抗日本。」
換言之，「六一事變」雖然名曰「北上抗日」，實際上卻獲得了日軍的支持。據粵軍高級將領李潔之披露：事變前的5月15日，白崇禧來廣州慫恿陳濟棠舉兵，白氏說：「湖南的何健一向同我們有聯繫，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揮軍北指，湖南決無障礙，輿論界必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承擔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實上蔣亦抽不出力量來阻擊我們的大軍北上。我們的大軍到達武漢後，採用昔日太平軍的戰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奪取中央政權後，再作第二步行動。至於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絡，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係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兵法乘虛，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應錯過。」
5月18日晚，陳濟棠召集在廣州的軍、師、旅長座談，進行思想動員，「（白崇禧）打氣地說：我們在這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決以全力支持。陳維周（陳濟棠之兄）隨亦介紹自己與日本駐粵總領事接洽的情況，亦說，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各將領聽後，除余漢謀單從軍事觀點表示懷疑，認為無必勝把握外，其餘均各懷心事，默不作聲。」
5月30日晚，陳濟棠再度向下屬軍官交底：「友邦軍方也已經聯繫好了，答應派些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干何待？」所謂「友邦軍方」，正是日軍。⑥
事變發生後，雲南省主席龍雲在中央與粵桂之間奔走斡旋，曾派出親信幹部赴粵了解實情，7月11日，龍雲致電蔣介石，稱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惟粵、桂勾結日本，確為事實。至勾結程度如何，無從得知耳！」
桂系將領肖抱愚後來也披露說：自1935年春，廣西南寧的軍校里就出現了一大批日本「教官」，負責訓練該校師生使用剛運到廣西的日本武器，柳州的航空學校，也都是日本「教官」在訓練飛行員。不過，和陳濟棠在廣東多次拿「已經和日本人取得合作與諒解」來給部下打氣有所不同，白崇禧等人在下屬面前，一再解釋稱：「我們買日本武器，請日本人教我們使用它，完全是做生意和教技術的關係，沒有政治關係」，是「用敵人的矛刺敵人的盾」。⑦
雖然桂系在與日軍勾結一事上，比較注意隱蔽，不似陳濟棠那般張揚，但仍是紙包不住火。
1935年4、5月間，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有關中國軍政大事，建議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制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濟棠、李宗仁兵力能夠順利地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照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權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軍則可輕意地佔據黃河以北。據當事人、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說，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的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隨之從廣州到了廣西，並再與白崇禧「商妥協議」。對土肥原此行，蔣介石迅速從雲南軍閥龍雲處得到了消息，緣由是桂系想把雲南也拉入其「聯日反蔣」的陰謀當中，故介紹了土肥原賢二的密使去見龍雲。而龍雲出於個人利害考量，將此事秘密通報給了蔣介石，蔣聞訊後，在日記中憤然寫道：
「桂白介紹土肥原倭寇使者來見志舟（龍雲，字志舟），威脅志舟附白叛亂，其言之暴蠻，直不視中國為有人。幸志舟拒絕，而使其副官代見也。嗚呼，桂倭之肉不足食矣。」（1935年5月14日）
正因為這場「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故而兩廣軍隊雖然高調宣稱「本軍師行所至，立即與日本斷絕一切關係，凡中日締結之一切屈辱協定，均予取消無效」，但日本政府卻多日「一措詞至溫和之抗議而無之」，桂系不但仍可毫無障礙地自日本購買飛機、軍火，日本軍方甚至還在事變後派遣約100名軍官前往粵軍擔任陸海部隊顧問，協助指揮作戰。該年6月，日本駐德國大使曾對德國外長道出真相：「許多日本顧問正在為廣州政府工作，而眾所周知並在世界上流傳甚廣的所謂廣州政府反日的觀點是錯誤的」，明言西南軍閥「北上抗日」為假，「聯日反蔣」為真。事實上，陳濟棠曾明確向日方表示，在與日本合作時，西南「精神上最能貫徹，而面子不妨稍為忽略」，所謂「精神」，意即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極願與日本合作反蔣，而迫於輿論，「面子上」又不得不高舉「抗日」旗幟，陳氏希望日方能夠理解此種難處。⑧
三、政治統一
全面抗戰爆發後，李宗仁、白崇禧都成了抗日名將。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在1936年勾結日軍，玩這麼一出「北上抗日」的鬧劇呢？
究其根源，乃是南京政府的「統一」對兩廣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最直接的原因，則是1936年粵漢鐵路的修築。蔣介石當時統一各省軍閥的策略主要有二。一是金錢收買：「對內既不能用武力貫徹主張，即應用政治以求得統一，軍閥政客所貪者為錢，彼既有所貪求，則事無難矣。」二是通過經濟建設，將中央的力量推向各省，待水到渠成，順勢實現真正之統一。其中尤以後者對軍閥的威脅最大。
1936年，蔣以相當大的精力用來「統一兩廣」，其具體措施，即修築粵漢鐵路。該年2月23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統一長江與開通粵漢鐵路為建國基礎之中心，其他則暫置為第二步工作也」，「鞏固長江以奠立經濟建設之基本，乃為粵漢通車以前之政策，如欲兼顧，則利害參半也」。粵漢鐵路為貫通南北，北起武昌，南達廣州，全長1094公里，其通車將打破橫亘在西南與中央間的天然屏障，「漢粵之遙，隔宿可達」，軍事與戰略意義不言而喻。考慮到此，蔣樂觀認定：「兩廣當不再用武力為主，粵漢通車，則統一成矣。」
當粵漢鐵路修築至廣東北大門韶關時，兩廣終於忍耐不住，宣佈出師「北上抗日」。⑨
四、忍耐到底
為應付兩廣的發難，南京政府處置方針有三大要點。
其一，軍事部署以防備、監視、威懾為主，儘量爭取不挑動內戰。命中央軍迅速進佔衡陽，扼住兩廣軍隊會師北上武漢的要道。
其二，對兩廣實施政治分化，對桂系退讓，對粵系強硬。以求優先解決廣東軍閥陳濟棠，理由是陳濟棠雖然實力龐大，但內部組織鬆散，易於擊潰；且廣東經濟富庶、乃對外交通要道，是中央政府全面抗戰必須要掌控的地區。廣西則不然，地瘠民貧，就抗戰大局而言，不如廣東重要，但桂系經營有方，內部組織嚴密，不易分化。
其三，對陳濟棠所部，以收買策反為主。蔣為策反陳濟棠的空軍，甚至不惜花費比陳濟棠組建空軍更高的經濟代價。而且，因為陳濟棠毫不掩飾其與日軍勾結「北上抗日」，更導致部下將領人心渙散，結果，在銀彈攻勢下，其海陸空三軍，大部分倒戈了南京中央政府。陳濟棠下野後，曾懊惱反省：「不應聽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軍官，來做什麼顧問，使人懷疑。」事變僅僅一個多月，陳濟棠就已幾乎成了光杆司令。這樣的速度，連蔣介石也感到意外，在日記中寫道：「粵亂平定，內外之形勢大變，轉危為安之機，是冥冥中上帝主宰其間，非人力之所能為力也。」（1936年7月31日）事實上當然不是「上帝」在起作用，而是「聯日」確實不得人心。
其四，對桂系，聯合雲南軍閥龍雲等，採取經濟封鎖。桂系最主要的經濟收入乃是鴉片稅，廣西鴉片的一大重要來源是雲南、貴州。事變前，廣西每月的煙片收入是1000多萬元，事變後，雲、貴對廣西禁運鴉片，其收入迅速跌至每月不足400萬元。
唇亡齒寒。陳濟棠眾叛親離之後，桂系白崇禧等人，除了與南京和解之外，已別無出路。為促成桂系的和平歸順，蔣介石同樣在財政上付出了不菲的代價，桂系因此次造反而徵集了大量民軍，這些民軍的復原費用，全部由中央財政來承擔。此番用心良苦，蔣曾對桂系高級參謀劉斐明言：
「他們（李宗仁、白崇禧）有什麼要求都可以，叫我吃虧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虧，就是對國民失點信用也沒什麼。他們吃不起虧，為了他們政治生命，不能叫他們吃虧。」
蔣同時告誡自己，為抗戰大局，「對桂逆和叛逆須忍耐到底」。1936年9月12日，在向桂系承諾支付了一筆不菲的「補助費」之後，蔣電告中央軍將領周至柔：「對桂作戰計劃，可以取消，此後應集中於對倭一點為要。」18日，蔣甚至主動前往拜訪李宗仁，目的是「以免引起其歸降之感」，進而期望彼此能夠消除芥蒂一致對外。桂系高級參謀劉斐也告誡李、白二人，經此一番「北上抗日」鬧劇，「你們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⑩
注釋
①據劉斐披露（劉當時在桂系擔任要職，曾參與「六一事變」密謀），事變前，」兩廣兵力總計：陸軍部隊不下30萬人；空軍方面廣東有六個中隊，廣西三個中隊；海軍方面廣東有江防艦艇數十艘。」「蔣介石方面，兵力比較分散，……估計這時蔣能用於對付兩廣的兵力，不過十餘萬之20萬人左右。」
②《陳濟棠自傳稿》，（台）《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十九，1974。
③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P464-468。
④闞宗驊，《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六一」事變經過》，收錄於《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第1卷民國時期政治篇》。
⑤兩廣與日本軍方的上述來往，可供佐證之資料極多。譬如，謝天培之《陳濟棠的割據與垮台》一文披露，土肥原等人曾多次前往廣州「請陳濟棠出兵倒蔣，日本則增兵華北，互相配合，牽制蔣軍。由日本接濟軍事支出，供應軍事裝備，並派遣軍事顧問，幫助反蔣軍直下武漢，奪取南京。」謝氏曾長期供職於廣東，與粵系軍政要人相熟，故頗知內幕。
⑥《李潔之文存·上冊》，廣東省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P405。
⑦肖抱愚，《我所知道的「六一」事變概況》，收錄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4十年內戰》。
⑧更具體的兩廣與日本的來往情形，可參見，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係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三聯書店，2003，P287-304。
⑨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P204-205。
⑩劉斐，《兩廣反蔣「六一」事變》，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1卷第3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