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是否開始走向倒退？自從英國意外選擇退出歐盟、反對全球化的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步步逼近美國總統寶座之後，這個問題就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
對此，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講師、前摩根士丹利亞洲地區總裁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在Project Syndicate上發文稱，儘管在理論上看上去很美，但在現實世界裏，全球化卻遭受了損害。這正是英國退歐和特朗普崛起留給世界的教訓。
為了迎合選民，特朗普堅定地走反全球化的路線，他甚至聲稱「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個災難！我們會重新談判，或是退出。」而英國退歐更是引發很多人關於歐盟分崩離析的擔憂。
羅奇認為，目前最好的全球化經濟學理論是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19世紀早期構建的框架：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與資源稟賦、勞工技能這類自身相對優勢相匹配，那麼很快，它將從不斷增長的跨境貿易中受益。全球化的靈丹妙藥——貿易自由化會給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提供益處。
然而，這種承諾雖說在長期來看可能是可以得到履行的，但短期總會被艱難得多的現實所檢驗。
英國退歐就是最新的例子。退歐陣營反對了區域一體化的很多關鍵前提，比如勞工自由流動、接受超國界的監管、貨幣聯盟。雖說經濟一體化和全球一體化並非完全一致，但他們都以李嘉圖的貿易自由化為同一個理論基礎。
特朗普在美國得勢也反映出和英國退歐相類似的民眾情緒。羅奇指出，從移民到貿易自由化，陷入困境的中產階級所承擔的經濟壓力令他們反對全球化理論的核心承諾。
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美國政治家們，尤其是在大選之年，總喜歡拿這種最能引發廣泛關注的話題做文章。特朗普排斥中國和墨西哥，桑德斯反對TPP，這些給了希拉里很大壓力，迫使她轉向了同樣的立場。
羅奇表示，總而言之，全球化已經失去了政治層面的支持。事實上，全球貿易的最新趨勢已經發出了警訊。據IMF，全球貿易額年均增速在2009年至2016年期間已經降至只有3%，為1980年至2008年平均值的一半。這不僅體現在金融危機上，而且還反映出全球經濟復甦異常乏力。隨着全球貿易轉向明顯的下行軌跡，全球化遭遇的政治阻力只會增強。
當然，這也不是全球化首次陷入困境。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的全球化1.0就因一戰和大蕭條而終結。1929年和1932年之間，隨着主要經濟體轉向內化，採取貿易保護政策（比如美國在1930年推出的臭名昭著的Smoot-Hawley Tariff Act關稅法案），全球貿易額劇降60%左右。
如今的全球化程度比以往更加深入，如果再度捲入和當年類似的噩運，其後果可能嚴重得多。
和當年的全球化1.0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只局限於有形的跨境實物貿易，全球化2.0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很多所謂的無形資產形式的跨境貿易。同樣地，全球化2.0所代表的意義也比1.0複雜得多。兩者最鮮明的對比在於技術吸收和破壞的速度。新信息科技早已被一種異常迅速的速度為人所接受。5000萬美國家庭僅僅花了5年時間就能暢快地在網上衝浪了，而收音機則花了38年才達到差不多的普及程度。
羅奇表示，可悲的是，經濟學並未能抓住全球化的內在問題。他們固守過時的理論，卻忽視了眼前發生的這種問題，工人階級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了。而全球化2.0的發展速度和深度需要新的方法來緩解這種破壞帶來的衝擊。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所採取的用於保護那些受到全球貿易衝擊的國內工人的安全網計劃卻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一樣陳舊過時，比如美國的貿易調整救助計劃（TAA）。根據彼得森研究所發佈的報告，從1974年以來，只有200萬美國工人受益於TAA計劃。
羅奇建議，更開明的政策必須考慮到範圍更為廣泛的工人階層所承擔的巨大壓力。超高速全球化2.0表明，有必要更快啟動且更廣泛地覆蓋工人再培訓、搬遷津貼、求職協助、對上年紀的工人的工資保險、持續時間更久的失業救濟等方面的事情。
歷史提醒我們，無論是英國退歐，亦或是美國新崛起的孤立主義，都是一場無妄之災的禍根。這要靠捍衛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人們，提供用於解決折磨了這麼多工人的非常現實的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以此來阻止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