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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佔上風——大陸經濟的兩個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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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身處的險境真多,「中等收入陷阱」陰霾正濃,復有美菲等國在南海設局;前幾天,更聞北京央行的財經領導官員說,宏觀經濟也「局部」(指企業環節)掉進「流動性陷阱」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時事評論員川浦晟:江時期的國企改制,被江作為拉攏官員腐敗治國的工具,國企都改造成高官私產,造就了權貴資本主義,造成中國財富分配極度不公,企業無心搞實業,轉而投機炒作,國有企業參與炒房,銀行參與炒股,銀行巨額壞賬已成為中國金融危機的不定時炸彈。

國人身處的險境真多,「中等收入陷阱」陰霾正濃,復有美菲等國在南海設局;前幾天,更聞北京央行的財經領導官員說,宏觀經濟也「局部」(指企業環節)掉進「流動性陷阱」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名堂古怪,難道陷阱也可以像東風導彈發射架那樣走來走去流動□的嗎?非也非也,此流動不同彼流動,而是金融經濟學術語liquidity一詞的一個甚為蹩腳的翻譯,比較達意的叫法應該就是「銀両」、「銀両陷阱」。那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先生發明的一個概念,用以說明一個經濟的GDP呈現L形或V形發展、好像藥石無靈之時,到底出了什麽問題,以致銀両(嚴肅一點叫「通貨」)也掉進了陷阱,整個宏觀經濟行不得也哥哥。

流動性陷阱

大家知道,凱恩斯有鑒於1929年美國經濟陷入曠日持久的「大蕭條」,奮而為書,寫出那部經典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部《通論》和愛恩斯坦的相對論一樣晦澀難懂,屬於「全世界只有兩個半人看得通」那個級別的東西;好在,經後人爬梳,搞清楚一些語意之後,發覺不僅不太難懂,還十分有趣。筆者今天解釋一下凱恩斯說的「流動性陷阱」的內情,並介紹「新凱恩斯主義者」如何演繹。對此,「支爆論者」(認為支那會發生內爆而一發不可收拾的人)不必過度解讀;大中華經濟自古以來,GDP停滯不前乃常有的事,但國家民族不曾因此而像瑪雅文明般蒸發消失,儘管導致改朝換代卻有可能。

按凱恩斯的想法,經濟衰退、蕭條,常常都是總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銅板的另一面,當然就是產能普遍過剩;但為什麽會如此失調——不是說,市場有自動調節機制的嗎?對的,不過這個機制能妥善運作,靠的是價格上落暢順,偶然生產多了,價格便下跌,刺激起更多需求,供需就擺平,反是亦然。但是……

這個機制,在關鍵的勞動力市場容易失靈;在西方,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會及一般支持受薪階級的輿論壓力相對過大,工資(勞動力的價格)易升難跌,如此單向調節容易失靈的話,結果便是一旦出現不景氣生產過剩,貨品的名義價格固然下跌,但名義工資企硬,那麽實質工資便上升,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反調節!結果,資本家裁員,失業大軍出現,社會購買力下降,不景氣加劇,再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便會進入蕭條。

黨企:過剩產能難以消除

上述是就市場經濟的情況而言。換作是像大陸那種黨領導的半指令經濟,過剩產能難消化的原因不一樣,不是工會勢力太大,而是黨需要一個不斷「做大做強」的黨企環節,以享有對經濟命脈的掌控權。大陸的稅收工作很難做,政府開支只佔GDP的10%,比美國的17%低得多,所以要拚老命保住黨企才能發號施令(不如此,也就無法安插三妻四妾的黨爺的那種「產能過剩」製造出來的正庶官二三四五代!)。

就舉鋼鐵工業為例,成品價格下跌了,企業不能減產裁員,因為要維穩;工廠更不能關門大吉,不然書記吃什麽?於是大家見到鋼鐵產量反而逆勢上升,因為超產了的東西還可以拿到「一帶一路」上去報銷。據報道,又一條資助坦桑尼亞的鐵路馬上要開工了。

生產過剩怎辦呢?凱恩斯開出兩條藥方,目的都是刺激總需求(包括商界投資需求、私人消費需求、政府開支需求)。一條藥方是央行帶頭減息,息口跌了,企業借貸投資者增加,私人大件耐用品如汽車房子的購買增加;另一條藥方便是由政府直接多使錢,人為地增加政府開支需求。如此,三大需求都上去了,社會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焉能不解決?

上述第一條藥方叫「貨幣政策」,第二條叫「財政政策」。問題在於貨幣政策有時而窮:息口降到零了,投資和消費都無反應怎麽辦?負利率。利率都負了(如日本),也是無起色怎麽辦?不再管利息,央行狂印鈔,以之狂賣市場上的資產(不是像以前那樣光回購政府已發行的債券,讓新印鈔票流入市場,而是進一步也買私企的債券和股票)。按道理,市面鈔票多了,價格按理會普遍上揚,企業的盈利前景改善,今天的投資便增加;消費品眼看要漲價了,今天不買明天更貴,今天的消費於是也增加。這個不管利率、只管發鈔的政策叫「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一詞,英文和中譯都甚為隱晦,不好意思把狂印鈔票之舉說白之故也。

元亨利貞,吉啦!不過,假若前景太灰暗,錢都到位了,而且還不斷滾滾而來,商界投資和私人消費依然無反應,政府「量寬」出來的銀両如泥牛入海,通脹不僅無聲氣,有時好像還通縮了,真是藥石無靈。錢,粵語俗稱「水」,正常狀態是會流動的,但是,掉進「陷阱」,流不動了,變成「止水」。這個情況,凱恩斯稱之作「流動性陷阱」(在大陸,新的鈔票主要不用作實業投資和私人消費的話,卻更多進入資產市場作炒賣,或者「出國」了;年來黨企不斷在海外收購外企,便是流動性在大陸消失的原因之一)。

貨幣政策之所以可能如此,凱恩斯學派有一個講法,頗為傳神:一根繩子,用之拉物容易,要來推物,倒有點困難。那麽,到底如果經濟不幸掉進了一個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真的不管用了嗎?

貨幣政策無以解困

2000年的時候,貝南奇還未當上美國聯儲局主席,次按風暴引致的環球金融危機還未發生;有一次,他給了一個演講,這樣說:「如果物價真的與貨幣發行了無關係,則貨幣發行當局可以(以無窮的印鈔權力)買起經濟里的所有(有限的)資產和貨品;這樣的平衡當然不可能出現,所以到了某個階段,價格一定上揚。這個道理是顯淺的。」按此,貝南奇續對一個想以流動性陷阱為論文題目的博士生說:「我必須提醒你,我是不信有流動性陷阱的。」

差不多同一時候,着名國際宏觀經濟學者Kenneth Rogoff這樣說:「沒有人可以懷疑日本央行決意讓通脹出現的話會遇到技術上的問題;比如說,如果她再發行現時貨幣發行總量的25%的日圓、買起約4%市場上的國債,通脹期望一定上升。」事實上,後來日本央行把貨幣發行量增加了550%,買起了市場上30%的國債,但通脹依然接近零。

今年5月,兩位布朗大學經濟系的教授G. Eggertsson與K. Proulx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用了一個以現實參數界定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嚴格探討流動性陷阱的存在理論,以及計算出如果一個「類流動性陷阱」出現了,央行要花多少彈藥才可把它消滅。他們得到的結果是:貝南奇的說法,儘管理論上不能否定,但要把一個出現了的類流動性陷阱消滅,央行須動用約等於10倍GDP的銀両才勉強辦到。問題是,這種規模的央行行為,政治上不可能;因此,流動性陷阱實際上是可以存在的。於是,要好好對付,政府惟有兼用第二條藥方——由政府自己進行大規模投資和消費,即所謂使用財政政策【注1】。

財政政策:兩個難處

那麽,財政政策的效力又如何?本身的限制是什麽?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在於效率。比如在中國大陸,政府投資要見效快,不外是大興土木搞基建帶動生產(投資教育也不外是建校舍,但蓋好了校舍,師資哪□來?額外的師資是很長期的人力投資才能有的結果)。要帶動生產,就不能動用過剩的庫存,因為後者已是算進了以往年份的GDP;於是,一決定要大搞基建,水泥、鋼鐵等最低效率最老舊企業又「翻生」,經濟轉型又淪為空談。

那麽,假如政府不投資或少投資,把錢直接給予民眾花費又如何?

一般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都認為,消費增幅有固定的長遠均衡值c,是目前(今年)消費增幅Co和往後(明年以至n年後)消費增幅Cn的一個加權平均,粗略可表示為c= a.Co+ b.Cn,其中a和b是權值,為簡單起見,設a=1,則方程可改寫為Co= c- b.Cn,也就是說,要今年的消費率提高的話,往後的消費率便得減少。這正是不少大陸和海外論者說的,要拚命提高近期經濟增幅,代價是將來的經濟表現要打折扣;天下無白吃的飯。這個說法背後的道理是,短期而言,消費和投資是零和的;今天多消費,投資減少,不能擴大生產,明天的消費就受影響。所以,政府大規模增加民間消費,有不同的壞處,於事無補。搞經濟不是可以胡來的。

可以說,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流動性陷阱或類流動性陷阱的出現和對策,結論都是比較悲觀的。反而,與新凱恩斯學派對立的新古典學派比較樂觀,例如芝加哥大學的John Cochrane就認為,即使是用同一個新凱恩斯主義的模型,觀看其所產生的不同的均衡狀態,便可知道就算有類流動性陷阱初步出現了,模型本身的動態特性也不一定指向陷阱,只不過新凱恩斯學派認為有效的政策,在這些不甚悲觀的均衡里,都沒有什麽功效可言【注2】!

不過,討論大陸經濟危機也許不單純在於研究流動性陷阱本身,甚至不在於關注會否出現「硬着陸」;大家留意到,日本陷入20多年的經濟發展停滯,但是過程□沒有出現過金融危機,銀行也未發生過擠提。北京大學光華經濟研究中心的Michael Pettis便認為,上述兩派對經濟危機的分析,都忽視了過度借貸帶來的問題。的確,借貸主要是金融學或企業會計學的概念,經濟學家的模型里,往往忽略不提。借貸有什麽問題呢?

還有:信貸增長陷阱

Pettis認為,大陸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信貸,以致兩者產生了結構性關係:要維持目前的投資和GDP增幅在某一固定水平,信貸必須增加得愈來愈快。金融風暴以前幾年,1元的信貸增長可帶來1元的GDP增幅,但到了今年,6元的信貸增幅才可以帶來1元的GDP增幅了。去年,他的計算結果顯示,要維持6%至7%的GDP增幅,信貸增幅須在12%至14%之間;但今年的數字是,要維持同一個GDP增幅,信貸增幅須達15%至17%;明年,更有可能是20%。

這樣的話,3年之後,大陸的全社會信貸總量將達到GDP的300%;6年之後達到400%。去年的這個比例數字(250%)已經「超美」,但美國這幾年卻是不斷去□杆化。反過來說,如果大陸經濟不依賴信貸加速增長的話,其GDP增幅應該是在2%至3%之間。不過,已經誇下海口,北京想「慢一點、好一點」,政治上已經不可能;但現在不放慢,將來卻會被迫更慢【注3】。

試想,如果一個企業的利潤愈來愈大的一部分是要用來繳付利息的話,這個企業如何有誘因去運作?更如果,保持現有投資率要靠愈來愈高的信貸率,這個投資率如何維持下去?有利潤的企業也如此,虧本的黨企又如何?

看來,大陸經濟除了遇上流動性陷阱,還愈來愈接近一個信貸增長陷阱。經濟模式固然出問題,造就這個經濟模式背後的政治模式,問題卻可能更根本。

注1:布朗大學G. Eggertsson與K. Proulx的論文可從這個連結免費下載

注2:芝大John Cochrane的論文免費下載連結在這裏

注3:北大光華經濟研究中心Michael Pettis的文章在他自己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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