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髮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員竟然把簽署「槍斃」名單當作「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誰簽得快、簽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閉着眼睛簽發槍斃名單。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弗里諾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車去遠東，帶了3名助手和所謂「相冊」——裝訂成冊的3000幅「照片」。他們邊喝酒，邊聽留聲機，邊搞競賽。
蘇聯掘墓人並非戈爾巴喬夫另有其人。圖為蘇共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圖源：VCG）
為中國社科院翻譯《雅科夫列夫訪談錄》（АЛЕКСАНДРЯКОВЛЕВ/ИЗБРАННЫЕИНТЕРВЬЮ：1992-2005，以下簡稱《訪談錄》）猶如苦熬「精神煉獄」。
全世界都知道戈爾巴喬夫，知道他的「公開性」、「新思維」、「改革」，卻很少有人知道「公開性」的開創者、「新思維」的「灰衣主教」、「改革」的設計師——雅科夫列夫（1923年-2005年）。兩者雖然都是布爾什維克制度的叛逆者，但前者更像是替罪羊，後者才是掘墓人。
一部《紅樓夢》早就告訴我們，榮國府的衰敗既怨不得「總經理」王熙鳳，也怨不得「董事長」賈政。那個造就薛蟠，也造就賈寶玉的腐朽制度，滅亡是歷史的必然。雅科夫列夫認為，斯大林統治下的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實質是帶有奴隸制遺傳基因的專制制度，這個制度的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
發人深省的是，像雅科夫列夫那樣一個為保衛蘇維埃祖國出生入死的人，一個在布爾什維克黨培養下從權力金字塔底層爬到頂峰的人，一個曾經真誠信仰馬列主義並為蘇維埃政權盡心效力的人，一個既享受過一切「黨內特權」又經歷過「高處不勝寒」的人，怎麼就從蘇共寵兒變成了蘇共的掘墓人呢？
《訪談錄》似乎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答案。《訪談錄》選錄的100篇談話，是作者從1992年到2005年對俄羅斯各新聞媒體談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所提供的有關蘇共和蘇聯的歷史檔案信息，在數量、廣度和深度上都令人震驚。尤其因為雅科夫列夫既是蘇俄的著名歷史學家，又是戈爾巴喬夫時代主導「民主改革」的政治局委員，還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位總統的「國師」，且一直擔任「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員會」主席，接觸大量已經解密和尚未解密的蘇聯歷史檔案，所以，他所披露的檔案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你可以對他的觀點說「不」，但你無法對檔案袋裏現身的歷史真相說「否」。
令人震撼的首先還是斯大林及其專制制度的暴行。筆者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與蘇聯結下不解之緣，還在那裏先後當了10年多的常駐記者，算得上是對蘇共歷史並不陌生的人，但《訪談錄》披露的許多內幕仍然讓我不寒而慄。斯大林及其體制迫害的對象不僅僅是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和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敵人」，而且是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人、軍人、知識分子、婦女、兒童、舊官吏、舊軍人及其家屬、被俘的紅軍官兵、少數民族普通百姓……受害者總數達3000萬之眾，占戰後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無法用任何「擴大化」可以解釋的。
據《訪談錄》引述的蘇共秘密檔案記錄，斯大林本人曾親手簽發366份槍斃名單，直接剝奪4.4萬人的生存權利，這還不包括被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數百萬犧牲者。他「既不認識他們，又不看他們的立案材料，就簽發槍斃名單」——顯然，這與「政策失誤」風馬牛不相及。
「領袖們爭先恐後地批准殺人」，例如，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就批准了12份死刑名單，合計1352人；同年12月7日批准了13份名單，合計2397人，其中2124人被槍決；1938年1月3日，上述三人加上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批准了22份名單，合計2770人，其中2547人被槍決；2月份——28份名單，合計3699人，其中3622人被槍決；3月份——36份名單，合計3286人，其中2983人被槍決；4月份（伏羅希洛夫沒參加）批准了29份名單，合計2799人；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簽署了29份名單，合計2750人，其中2371人被槍斃；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批准了38份名單，合計6013人，其中4825人被槍斃（《訪談錄》，№100）。
雅科夫列夫說，在涉及41391人的361份名單上有斯大林的簽名，在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單上有莫洛托夫的簽名，在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單上有日丹諾夫的簽名，在包括18474人的186份名單上有伏羅希洛夫的簽名，在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單上有卡岡諾維奇的簽名。「卡岡諾維奇喜歡一邊罵娘一邊揮筆批示：這個娼婦，這個騷貨，這個敗類——統統槍斃。」（《訪談錄》，№84）
受迫害的「祖國叛徒」和「人民的敵人」的家屬計達40056人。1938年8月2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了葉若夫提供的一份名單，對15名「人民的敵人」的妻子提起「一級」訴訟，她們全部被槍斃，其中10人是家庭主婦，2人是大學生。她們的丈夫在稍後的1939年初統統被槍決。
令人髮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員竟然把簽署「槍斃」名單當作「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誰簽得快、簽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閉着眼睛簽發槍斃名單。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弗里諾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車去遠東，帶了3名助手和所謂「相冊」——裝訂成冊的3000幅「照片」。他們邊喝酒，邊聽留聲機，邊搞競賽：看誰簽署——就是在判決書上寫上字母「р」（俄文расстрел即槍斃一詞的第一個字母——筆者注）的案卷最多。他所帶的全部案卷所涉及的人悉數被槍決。在內務部三局和四局之間也搞了社會主義競賽。競賽結果寫道：「四局抓得多，三局殺得多」，四局勝出（《訪談錄》，№82）。
殺人是有指標的。一份地方長官給中央的電報說：「我們請求補充指標。」為完成上面下達的「槍斃指標」，日托米爾州一個叫維亞特金的人，不經偵訊和審判就擅自決定對3000人執行槍決。
殺人無需理由。雅科夫列夫說：「不久前我讀到一份個人案卷——吉娜伊達·阿德米拉爾斯卡婭。她是伊萬諾沃的紡織女工。上面指示要從工人中提拔一名做共青團工作的幹部。她被選為伊萬諾沃州共青團第一書記。克格勃把她叫去，向她出示一份名單，說：你聽好了，這些人依你看正在策劃一項針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針對斯大林的恐怖行動。你來充當他們的頭頭，向我們揭發他們都是你的陰謀同夥，然後我們把你從這個案子中摘出來。她拒絕這樣做。結果她被抓起來槍斃了。臨刑前她要了一面小鏡子，對着鏡子整理頭髮，以便死得有尊嚴。這件事太讓我震撼。這些替身後面，這樣被槍殺的人，不計其數。」（《訪談錄》，№83）
鮮為人知的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孩子淪為犧牲品。他們有罪僅僅因為他們是貴族、「富農」、神職人員和所有被列入「人民的敵人」大名單的人的子女，是德國人、車臣人、卡爾梅克人、克里米亞韃靼人……所生的孩子。
數百名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義參加者的親人，包括孩子，被抓為人質。其中就有科茲洛夫將軍的孩子：17歲的兒子和14歲的女兒。1918年彼得格勒契卡下令槍殺500名人質。1918年-1922年間布爾什維克使用把孩子扣為人質的手段，對付反對當局農業政策的農民。從1918年秋季起，開始建立集中營，被關押的囚犯大多數都是被抓為人質的「暴亂分子」家屬，其中包括懷抱嬰兒的婦女。那些「被剝奪了土地和財產的富農分子」，統統被從肉體上消滅。三四十年代全國被消滅的農戶計約700萬。當時每個農民家庭平均六七口人（以六口之家計算，就是4200萬人），其中半數是孩子。
從1941年8月末開始驅逐德國人。1943年到1944年這一悲慘命運又落到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爾卡爾人、克里米亞韃靼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身上。1944年被逐出格魯吉亞的有梅斯赫金土耳其人、庫爾德人、赫姆申人和阿塞拜疆人。
到1949年7月「特殊村民」即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居民總數達2092527人，其中16歲以下兒童為755278人。總體死亡率達27%，其中兒童死亡率比成年人要高（《訪談錄》，№53）。
雅科夫列夫說，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布爾什維克政權以「革命」的名義扼殺了6000萬人的生命（包括衛國戰爭中犧牲的3000萬），這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崇尚權力的統治者和崇尚暴力的專制制度假「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法西斯暴政之實，這與真正的gcd人和科學社會主義能有什麼關係呢？
《訪談錄》披露的另一重大歷史事實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和約」及其隱瞞了數十年的兩個秘密備忘錄。這些文件雖然在西方早有爆料，但在蘇聯卻半個世紀諱莫如深。在1989年12月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雅科夫列夫做了關於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即「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和約」）及其附屬秘密備忘錄簽署後果的報告。代表大會首次做出承認秘密備忘錄存在的決議（原件直到1992年秋天才找到），並對這些文件的簽署進行了嚴厲譴責。
「條約」及其附件是二戰前蘇德勾結，合謀瓜分波蘭和歐洲的鐵證。正是根據這一「條約」，德國從北、南、西三面入侵波蘭，蘇聯從東部佔領波蘭（包括製造屠殺22000名波蘭軍人的卡廷慘案），同時併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三國和芬蘭、羅馬尼亞的一部分，後來，又迫使外蒙古脫離中國變成蘇聯的緩衝國。斯大林還以盟友的身份向希特拉提供石油和糧食援助，甚至命令歐洲共產黨不得支持本國政府抵抗德寇。
由於斯大林過分相信希特拉的「友誼」，使蘇聯對德國「背信棄義」發動閃電戰猝不及防，從戰爭一開始就潰不成軍，致使500萬蘇聯紅軍在短短100天內全軍覆沒，一半被殲滅，一半被俘虜
（據蘇軍總參謀部的資料記載，在4年衛國戰爭中被俘的蘇聯官兵總數為405.9萬，而在頭兩年被俘的就有333.9萬人，占被俘總數的82%），進而導致3000萬人死於衛國戰爭的巨大悲劇（《訪談錄》，№100）。
雅科夫列夫說，許多關於「為了斯大林，沖啊！」的神話都是馬屁文人的異想天開。作為衛國戰爭老戰士，他本人沒有也從未聽到過別人在戰場上高喊什麼口號，「生死關頭唯一的本能反應就是一定要搶在被敵人消滅之前消滅敵人」。所以，用3000萬祖國優秀兒女（其中多數是健壯的青年）的生命換來的最終勝利為斯大林編織桂冠是蘇共的恥辱。
《訪談錄》對1917年「十月革命」真相的爆料是顛覆性的。我們從孩提時代就銘記在心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列主義」，原來「十月革命」竟是一場未放一槍的宮廷政變：既不曾有「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也不曾有工農武裝「攻打冬宮」，有的只是列寧的衛隊長帶領十幾個人，朝天花板放了一槍，像抓小雞一樣地抓捕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列寧揮動手臂說「一向所說的工農革命實現了！」的場面只不過是「列寧在十月」的電影家們的「藝術想像」。
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從宮廷政變出發的。政變的續篇是國內戰爭，1300萬人死於戰亂和饑荒。接着是強迫集體化，數百萬農民被趕出家園，變成「人民的敵人」。後來是3000萬人死於衛國戰爭。戰後是「醫生案件」、打擊「世界主義」、「列寧格勒案件」、大規模「肅反」……1500萬人死於政治迫害。從1923年到1953年蘇聯監獄關押過的「犯人」超過4000萬（《訪談錄》，№16）。
雅科夫列夫認為，布爾什維克一切罪惡的淵藪是「十月反革命」（Октябр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說「列寧給俄羅斯造成的危害之大無人能比」。
他認為，「改革」足以確立戈爾巴喬夫的歷史地位。「改革」的主要功績是結束了「冷戰」，確立了民主方向，制定了民主憲法，實行了總統制、議會制和多黨制，承認普世價值觀。但「改革」不徹底。戈爾巴喬夫是「國際關係大師」，但缺乏鐵腕和警惕性。法西斯主義在俄羅斯復辟的危險隨時存在。
他稱讚葉利欽是「民主鬥士」，但認為「別列韋日協定」違法。他始終反對「休克療法」，但理解和支持「改革」少壯派。他說「改革的永恆敵人」是權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和各級官吏。他對民主、自由、市場經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毫不奇怪，對雅科夫列夫觀點的看法在蘇俄國內外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他從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寵兒轉變為掘墓人的心路歷程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縱觀雅科夫列夫的人生軌跡，說它「超乎尋常」絕不是誇張。根紅苗正，從中學課堂直奔戰場，為祖國浴血奮戰，不到20歲重傷致殘，但因沐領袖陽光、滋黨的雨露，一路「春風得意馬蹄疾」，如願上大學，進黨校，赴美留學，從州委宣傳部幹事到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從普通黨員到中央委員，48歲的他距離權力金字塔頂層只差一步，如果不是因為發表那篇捅馬蜂窩的倒霉文章的話。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記得1972年11月15日早晨上班後，我按慣例快速「掃描」剛剛收到的厚厚一摞報紙雜誌。誠如當時的流行語所說，「《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但《文學報》上一個醒目的標題——「反對反歷史主義」（《Против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15ноября1972г.）赫然闖入眼帘。這篇佔了足足半版的大塊頭文章，署名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文章激烈抨擊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地方民族主義和排猶主義，明顯挑戰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氣勢之磅礴，鋒芒之犀利，均非一般文人學者可為。新聞敏感和政治直覺告訴我，作者一定不是等閒之輩。但，他是誰呢？我依稀記得，好像蘇共中央宣傳部有位負責人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可我無法確認，也不敢相信那樣身份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把十分敏感的民族矛盾拿出來晾曬，如果沒有特殊政治背景的話。
我略微躊躇了一下，撥通了《紐約時報》駐蘇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的電話。正巧，他剛托蘇聯新聞社的記者幫助核實過，說作者就是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不，是代部長，四年還沒有去掉「代」字的雅科夫列夫。
像投入死水微瀲中的一枚重磅炸彈，文章捅了馬蜂窩，驚動上層，也在社會上掀起了波瀾，抗議信雪片似的飛向蘇共中央。《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青年近衛軍》、《我們同時代人》等主流媒體蜂擁而上，口誅筆伐，連《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蘇聯文壇霸主肖洛霍夫都按捺不住怒火，給蘇共中央寫了強烈譴責雅科夫列夫的信。
當時，沒有人懷疑這篇文章是蘇共高層分歧和鬥爭的反映。但從多年後作者本人披露的背景看，他寫這篇文章純屬個人行為，上面沒有後台，倒是下面不乏支持者。「我在《文學報》上發表的文章，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書記處關門會議都討論過，我處於絕對少數。我曾試圖做些解釋，但主持會議的基里連科打斷我說：『薩沙，你別把我們拖入理論之爭。有人警告說文章是錯誤的。這一點我們指出來，但不會給你處分。』而第二天一早就送來一份通知——決定派我出任大使。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變成了『反俄分子』、『猶太分子』、『中央情報局特務』等等。」（《訪談錄》，№54）
就這樣，雅科夫列夫被開除蘇共中央，體面流放到國外，於1973年出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一去就是十年。
是戈爾巴喬夫拯救了他。1983年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訪問加拿大，「他鄉遇故知」，相見恨晚，同雅科夫列夫徹夜長談，十分投機。在戈爾巴喬夫的保舉下，雅科夫列夫很快回國，接任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兩年後重返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旋即晉升為中央委員、中央書記，並於1987年6月進入蘇共政治局，迎來了輔佐戈爾巴喬夫推進「改革」的輝煌歲月，同時也在政治沉浮中完成了「精神裂變」，從馬列主義懷疑者轉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成為蘇共和蘇維埃制度的掘墓人。
他是這樣敘述自己的世界觀轉變的：「轉變立場——其實是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抗議，這個被稱作社會主義的制度，是教條在隨心所欲地主宰生活。有些人，他們從來就沒相信過任何思想，他們相信的是權力，並且只相信權力。一旦出現可能得到權力的機會，所有的思想就都跑進陰溝里去了。這是典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它的主要動力——政治動力，精神動力，隨便什麼動力——都是排除異己，謀取權力。不惜任何代價奪權、掌權——這是純布爾什維主義特徵。然後再進行意識形態偽裝。在這裏不值得談論信仰，除了假仁假義、虛偽詭詐，沒有別的。」
「蘇聯歷屆領導人並不真懂馬克思主義。大家都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水平。馬克思主義畢竟是19世紀的重要學說。雖然我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我認為《簡明教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踐踏，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關係，是一派真實的謊言，胡說八道的謬論。」
「……懷疑一直在我心裏佔主導地位。第一次打擊猶如當頭一棒，是在雅羅斯拉夫爾。那時我剛從前線回來，拄着雙拐——渾身軟弱無力：身上有4粒子彈，畢竟不少。倖存下來實屬偶然，在戰地醫院躺了6個半月。是這麼回事：一列載着我方戰俘的悶罐車從車站疾馳而過。您設想一下，我的戰友——被關在門窗密閉的悶罐車裏！難道這不是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要知道，在戰爭最初幾個月里，被俘的人員有300多萬，全部將士的一半都當了俘虜！您很難理解，這對我是多麼大的心理創傷。」
「布爾什維克制度把我們變成了兩面派、告密者、社會假衛道士……我們有個很大的騙術、花招——就是偷換概念。共產主義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沒有什麼不好……所以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鬥爭毫無意義。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政權形式，它在利用馬克思學說中最最討厭的政治說教部分，首先是我說過的——暴力，外加謊言和投機——用我們俄羅斯老百姓所經歷的漫長不幸、持續的貧窮和苦難、無休止的戰爭、歷史性的疲憊進行投機。」（《訪談錄》，№46）
「全都是虛偽之徒，無一例外——包括我自己。當眾像偽聖徒一樣祈禱，儀式無尚神聖，而真實信仰——藏在心裏。」
「是馬克思主義治好了我的馬克思主義病。當我第一次參加黨代會並聽煩了黨內報告時，我得到的印象是苦惱。我從外省，從雅羅斯拉夫爾來，懷揣神聖的信仰，突然——全是臭狗屎。我當即遞交了聲明，退出中央委員會——學習去了。大家驚訝得很——怎麼可以退出中央？我進了科學院，開始閱讀第一手資料。我的信仰完全破滅了。」（《訪談錄》，№64）
「就是在社科院的那幾年把我最終引向現在的立場。我在那裏重新認真閱讀了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其中大量矛盾的東西令我震驚。『這是怎麼回事，』我問自己，『是探索真理還是為政治服務？』我明白了：列寧服務於政治。應該承認，他是天才，但也是狂熱分子。他染上了真正的政權症。他無情地跟那些與他意見不合的人一刀兩斷。我想，1903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俄羅斯的悲劇。正是在那時，產生了與共產主義思想相距甚遠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本來可以在諸多正常的政治學學說中佔有一席之地，假如它不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否定普世人類價值等意識形態聯姻的話。布爾什維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提取了所有能為政權服務的東西：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觀念等等。單一政權、單一意識形態、單一所有制和暴力——這就是布爾什維主義。從1903起社會主義思想在俄羅斯變了樣，所以在我國沒有，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社會——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的封建主義制度……」（《訪談錄》，№21）
雅科夫列夫說，真正促使他世界觀轉變的是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當時我33歲，一名年輕巡視員，坐在露台上，突然聽到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說了那番話。您可能不相信——我當時的感覺是，要麼是在睡夢中，要麼這是天大的陷阱，然後把我們都裝進悶罐車送到東部，送到那兒（集中營）去。走出會場時，沒有人敢相互對視一眼。後來，所有的事實都得到了證實。」「它讓我震撼……赫魯曉夫所講的那一切，是對我良知的呼喚。不能再按老樣子生活下去了，雖然我深信這與社會主義沒有什麼關係。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東西我早有察覺。例如，在州黨委工作時我見過克格勃的簡報，了解高校教師的可怕處境：他們的信件被拆看，談話被竊聽，他們中間有線人……但只有在蘇共二十大後我才開始明白那整個瀰漫着恐怖氣氛的生活，看清那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陰影——監獄、集中營、槍殺、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樣，所以產生了要弄清一切，為自己尋找許多問題的答案的念頭。於是我再次決定上學。我三次申請去社會科學院學習，第三次才得到同意。這是二十大剛開過後的事。」
雅科夫列夫說：「『看破紅塵』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46年不止一次見到痛哭流涕的婦女，心懷一線希望地夾在俘虜中間，經雅羅斯拉夫爾的伏斯波爾耶車站被遣送到蘇聯集中營，去見她們的丈夫、兄弟、父親。從悶罐車裏丟出的紙團上寫着被揉搓得字跡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這個打擊太無情，太殘酷了。多半由於這種駭人聽聞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後來從人民-勝利者身上碾過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氣氛籠罩全國，占絕對地位。」
「世界觀的轉變不會在瞬間突然發生。一切對我要更複雜得多。曾有一段時間我對自己的權力感到害怕：我可以決定釋放或者關押一個人——只不過是打一個電話的事。我為什麼要和這個制度鬥來鬥去？長期以來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們的蘇維埃國家在走向災難。事實上我從年輕時就開始意識到，這個制度有點不對頭。我記得很清楚，1947年我聽黨的領導人和各種講演者說，我國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見的卻是周圍全是飢餓，孩子在死亡。恰恰在這個時候州委會在雅羅斯拉夫爾討論，必須無情地懲治散佈饑荒蔓延謠言的人。而當時我們那兒的幼兒園就死了數百名孩子！怎麼是謠言呢？在區委會上眾口一詞地說：『朝着共產主義的勝利，前進！』『感謝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嚴厲管制少年集中營外面，竟然張掛着『感謝斯大林給了我們幸福的童年！』之類的標語，厚顏無恥到這樣的地步！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印象越積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發問：『我到底有沒有自己的觀點和信仰？』我這樣對您說吧：觀點和信仰——如果可以這樣表述的話——是強行灌輸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當時是沒有的。」
雅科夫列夫說：「蘇聯官方歷史上沒有一句真話。當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時，你會發現事實上一切都大相逕庭。就連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樣，更不用說像十月政變那樣的歷史篇章了。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是政府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國家無人管理，軍隊處於瓦解狀態，商店空空如也，群眾開大會，搗毀麵包鋪和酒鋪，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帶領一夥布爾什維克開進了斯莫爾尼宮，逮捕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沒有任何反抗，就像沒有「阿芙樂爾」的炮聲一樣。槍聲有過，但那只是朝斯莫爾尼宮的天花板開的槍。後來有關攻克斯莫爾尼宮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這樣的腳本塑造的……列寧進行的就是這樣的政變，不過他成功了，在鵝卵石大街上撿了個政權。列寧給俄羅斯造成的危害之大無人能比。與其說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寧說是反革命。」（《訪談錄》，№56）。
「一切都始於『懷疑』這個哲學狀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我們過着三重生活：心裏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說的是另一回事，行動上做的更是另一回事……困難也就在這裏——怎樣才能把懷疑和不斷增長的牴觸情緒變為實際行動。當時我很同情持不同政見者。同情來自《新世界》，來自同《十月》、《青年近衛軍》、《蘇維埃俄羅斯》的鬥爭……我終於明白了，持不同政見者什麼都幹不成。更有甚者，克格勃開始把他們收攬在自己的羽翼下，招兵買馬，派自己的特工打入持不同政見者隊伍。最終我得出一個結論：這個野蠻的制度只能從內部炸開，利用其極權主義發條——黨。提出了差額選舉問題。許多人當時都聽到這樣的說法：這是在挖我的牆角，這是不想讓我再被選上。有趣的是，整個官僚階層都非常清楚，他們在自由選舉中不會再當選。果然，在首批選舉中就有32名州委和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未能當選。而這僅僅是剛剛——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