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淑芳是香港《星島日報》特派記者﹐1989午4月27日至6月4日在北京採訪﹐6月5日回港。之後她在1989年6月7日的《星島日報》發表本文詳細講述了她在北京看到的驚心動魄的一切。她在文章結尾說：「最悲慘的事情﹐最恐怖的場面﹐竟都在六四這日發生了。」
1989年6月5日，一名男子站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坦克車隊前（圖源Reuters/VCG）
6月4日凌晨﹐我跟兩位相熟的北京高校學生約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瞭解情況﹐我坐在他們騎來的自行車尾一直去到廣場總指揮部的廣播台﹐我認識的同學給我匯報了一些外圍戰況﹐方便我將消息傳遞。
同學說﹐6月3日晚10時﹐戒嚴部隊持衝鋒鎗在軍事博物館槍殺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師範學院女學生。有很多市民在衝突中受傷﹐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估計打死打傷有好幾十人﹐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給打死。
他又說﹐很多軍隊都是持着槍刀衝過來進行廝殺。
凌晨0時20分﹐有很多持機關槍的裝甲車已從歷史博物館路開走。
廣場不斷傳出槍聲﹐有學生對我說﹐英國大使館的一名參贊也被打傷了。
凌晨零時40分﹐廣播台宣佈要向北側撤退﹐因為軍隊已將廣場全面包圍﹐可能會由東南側方向進軍。廣播台呼籲同學手挽手，肩並肩作非暴力的對抗。
廣播台又抗議﹐人民軍隊向祖國孩子開槍﹐同學們哭喊吧﹗靜靜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們加進先烈的隊伍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又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表示他們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衛天安門﹐他們從始至終﹐都是和平請願﹐請全體留在天安門的市民和同學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致禮。又呼籲同學要小心有便衣挑釁﹐請提高警惕。
凌晨1時﹐在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
1時10分﹐一位從醫院跑回來的同學﹐身上沾滿了受傷同學的鮮血﹐氣急敗壞地表示已經有17個同學死了﹐廣播台不能再作不還手﹑不反抗的呼籲了﹐但這同學的意見沒有被廣播台接納。
廣播台繼續廣播﹐堅持絕不撤退﹐表示要以鮮血來對抗獨裁者的殘暴﹐並且要向歷史宣佈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要呼喚新生命﹐讓同學們站起來。
有一位國家機關的領袖﹐通過廣播台向學生說出了激勵的話﹕「沒有你們做不到的事情﹐和達不到的目的。」他要向廣場上四位絕食者致意﹐又稱李鵬等一幫人已成歷史罪人﹐他希望士兵不要做幫凶﹐不能對人民動暴力。
廣播台又傳達了來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橋附近有幾部裝甲車衝過﹐壓死了三名市民。又謂﹐防暴警察已經開實彈真槍﹐打死打傷很多人。
廣播台還播出一段說話﹐表示海內外共有5000多人聲援學生﹐現在全體華人都團結起來了﹐又希望廣場上的人齊唱「龍的傳人」﹐歌聲悲壯動人。
凌晨1時25分﹐我離開了廣播台﹐想瞭解外圍的情況﹐剛好有一部公共汽車在人民大會堂門前的路口﹐從北到南經過﹐群眾發現車上有解放軍時﹐馬上用汽水瓶向車擲去。
遙遙的﹐還聽到廣播台勸子弟兵不要為政府效力﹐槍口是不能對着人民的。又呼籲同學和群眾﹐若有武器必須馬上放下﹐不能動武。
人民大會堂及四周都有官方的廣播﹐表示馬上要把天安門清場﹐要群眾必須立刻撤退﹐對違抗者可取任何手段對付﹐又表示廣場會由戒嚴部隊管理﹐任何留在廣場的人後果自負。
這緊急通告的廣播不斷在四周揚起﹐不斷地重複廣播﹐但市民﹑工人還是往前跑﹐那裏有軍隊就往那裏進行遊說。學生則依然留在廣場上不抗爭﹐不還手。
從外圍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對我說﹐外圍的戒嚴部隊全部都是持槍。他們不斷地亂發槍。有橡皮子彈﹐也有實彈﹐但是兩種子彈都同樣會令人受傷﹑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對我說﹐坦克車和裝甲車已從長安街東西兩路駛近﹐把很多人壓死。他又說﹐前門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軍車被推翻﹐軍隊也有受傷。
凌晨1時20分﹐有軍車經過﹐群眾用石頭擲車。有人告訴我﹐前門放了很多催淚彈。
天安門廣場及四周都有火堆﹐有人燒車﹐工人自治聯會總部的帳篷也被燒了。
1時51分﹐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往後逃﹐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援﹐我躲在站崗亭後面避過槍林彈雨﹐認識了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槍聲停歇後﹐他拖着我的手往後跑。
2時﹐群眾喊打﹐再想往前沖﹐連續不斷的愴聲四起﹐往前沖不管用﹐群眾和我們都要找地方躲避。一支精悍﹑無情的步兵己移進廣場的西角﹐靜候進一步的行動﹐群眾在地上砸磚﹐找石頭﹐要向軍隊擲去。
沒多久﹐軍隊又從路口撤到一旁去﹐軍隊退一步﹐群眾就向前進一步﹐仍不斷有槍聲響起。
2時10分﹐天安門東面有裝甲車停放﹐同時又有不絕於耳的槍聲﹐官方廣播繼續把這場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進行鎮壓。
2時22分﹐我目擊了一個血流滿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後﹐馬上又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護車。
槍聲沒有停止過﹐人群遇險都會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傷﹐中彈倒地﹐同學都馬上湧上前搶救﹐運走。
從東面建國門前來的軍車越來越多﹐到2時30分﹐解放軍一隊隊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武器﹑槍械﹐直跑到歷史博物館前匯合及坐下來候命。學生敢死隊圍住軍兵﹐誓死保衛天安門。
2時40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為東﹑西﹑北都有槍聲﹐只有南面最平靜﹐我想找電話亭報消息﹐有市民自動給我坐自行車尾﹐載我去找電話亭﹐又給我向其他市民籌集了很多碎銀﹐可惜搖了很多個電話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門廣場。
那市民對我說﹐他是從西單趕來的﹐西單很危險﹐死傷無數﹐槍聲厲害﹐他親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發放過催淚彈﹐因為他在現場遠處旁觀也感到有煙催淚的感覺。他又說﹐市民對軍隊衝擊得很厲害﹐市民已忍無可忍。
他又說﹐群眾手無寸鐵﹐而戒嚴部隊則手持盾牌和武器與群眾對立﹐群眾被趕跑時﹐還一邊跑﹐一邊喊要打倒李鵬。
另一位市民聽到我們交談後﹐也搭嘴的對我說﹐兇狠的軍兵從木樨地過來﹐老太太也走出來攔截﹐但也給打倒﹐軍人還用磚頭來打人。他解開他的衣衫﹐給我看他被打後的傷痕。
3時17分﹐四名知識界絕食代表在廣場上的廣播台發出了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開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代表說﹐他們採取絕食﹑靜坐的方式都是和平抗議及請願﹐想向政府表達同學的意願﹐及抗議政府實行軍管。
廣播呼籲解放軍派代表到紀念碑談判﹐由他們四人勸服同學和平和有秩序地撤離廣場。又希望解放軍千萬別向人民開槍屠殺﹐現在便進行談判﹐他們不想再流血了。
最後廣播台的絕食代表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們也會願意到解放軍的指揮部去談。他們強調﹐現在流的血實在太多了﹐這是歷史的罪證。
3時30分﹐我跟那市民分手﹐獨自前往歷史博物館前看軍兵的動靜﹐有數十名市民圍住軍兵﹐他們苦苦相勸﹐說﹕「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這樣橫蠻對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們之中也有可能是你們的親屬﹐你們當兵的到底是為什麼﹖為了打自己人的嗎﹖……」有些解放軍表現得很不耐煩﹐大多都是無動於衷的﹐只有極少數是強忍着淚﹐為什麼這些解放軍會變得麻木不仁﹖
有學生對我說﹔「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從上級的命令﹐他們只知道市民打他們﹐因為軍隊也有傷亡﹐所以他們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廣場﹐聽到前門上有一陣巨響﹐像是炮轟。
4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片﹐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都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周再有槍聲﹐廣播台呼籲同學堅守廣場﹐原地靜坐。又叫在營幕及廣場四周的同學們都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隨後便播放國際歌。
在這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我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到底要做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隨他們一起犧牲﹐在我而言﹐已經無可選擇。我亮起電筒﹐匆匆忙忙的寫了遺書﹐個體的我早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了。
4時25分﹐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妃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大喊﹕「中國人站起來﹗」
廣播台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不能流血了﹐找們不能再留下來了﹐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全體的公民們﹐我敢說﹐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這場運動的勝利了﹐直至今天﹐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作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對我們作這事情有什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裏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隊團中尉屬51648部隊﹐當中尉與我們接觸以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說到這裏﹐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作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權利不在我們絕食的四位同仁身上﹐這個的決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當我說完這話以後﹐你們不要馬上作出決定﹐請同學們想一想。」
然後周舵也發言了﹐他說﹐「同學們﹐我們現在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我們已經答應部隊儘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同學們﹐面臨這最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全副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存我們的有限的力量﹐必須要在天亮之前撤離﹐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同學們以學校為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最後﹐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決定的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不到廣場上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民撤離﹐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周舵也表示﹐「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的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着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結成生死之交。」
「同學們﹐現在馬上要進行行動了。」
侯再說﹕「我們沒有為同學做出決定﹐我們希望同學們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之後﹐為自己作出決定。」
講完後﹐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4時30分﹐廣場上的燈再又重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入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會的常委走到廣播台發言﹐他說﹕「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剮了一刀﹐─刀以後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裏只是無謂犧牲。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一種幻想的表現﹐有些同學以為部隊不敢對我們下手﹐這完全是幻想﹐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保衛天安門指揮部亦透過廣播﹐要求同學手挽手坐下﹐不要分散﹐冷靜考慮採取的行動和方案﹐撤留問題的決定權是每一個公民自己的決定。
劉曉波再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也希望學生擔負起保護工人﹑市民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同學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工人和市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亦發表講話﹐「在這裏﹐我們四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面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人的工人﹑市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謝謝大家。」
他續說﹔「已經沒有多大時間了﹐7時之前﹐部隊必須清理廣場﹐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請大家務必冷靜。」
4時45分﹐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潛進廣場﹐並且有開槍﹐同學仍喊﹔「不可還手。」軍隊恃勢凌人﹐大肆破壞廣場上學生的旗幟﹐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這批衝鋒的戒嚴部隊一直向紀念碑衝上去﹐在紀念碑下面的市民齊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持槍的士兵不斷向紀念碑開槍﹐主要是射擊掛在碑上的喇叭﹐但子彈卻把紀念碑射得火花四起﹐市民又再喊﹐「不許打紀念碑。」
4時55分﹐學生開始從紀念碑向南撤退﹐戒嚴部隊已佔領紀念碑﹐把碑前的布條橫額﹑旗幟﹑帳篷全部堵毀﹑破壞﹐而且還繼續不斷開槍。
5時正﹐坦克車開進廣場﹐輾過似有帳篷﹐不理會裏面到底是否還有人在﹐又推倒民主女神﹐坦克車隊一直駛近同學面前﹐後面又有大批戒嚴部隊從東﹑西兩側移近。
這時候﹐我早就被同學拉進他們的隊伍﹐他們要我先撤﹐但我還是要跟他們一起進退。坦克部隊候命﹐戒嚴部隊則往前沖。
學生的撤退本來很有秩序﹐輪到我們站起來往後退時﹐大家都手挽手唱國際歌﹐有人還舉起勝利的手號向戒嚴部隊示意﹐後來給同學制止了﹐因為這些部隊木無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毀帳篷後剩下的木棍﹐驅趕和揮打學生﹐毫不留情﹐把同學撤離的隊伍沖亂和迫得無路可走。
我被擠進灌木叢中倒下﹐同學互相推涌﹐他們大喊﹔「別擠了﹐別擠了﹗」很多同學都被擠倒﹐我站不起來﹐只好爬出來﹐但軍兵就在我面前﹐他們包圍住學生﹐用木棍揮打學生﹐我們跑﹐他們還是要打﹐我給打了兩棍﹐沒傷﹐但很多同學打得頭破血流﹐鮮血噴在我的身上。
趕快跑出來之後﹐我只知道已逃過大難﹐大家心情都很難過﹐他們扶着受傷﹑流血的同學撤離。
廣場的東南面﹐救護車不斷駛走﹐同學持着旗號往南走﹐他們說要繼續遊行。有一女同學在路旁悽厲地﹑歇斯底里地大叫﹐這恐怖的一夜誰能受得了﹖
我在同學隊伍中很失落﹑很悲痛地走﹐再度碰上曾經保護我﹑拉我歸隊的同學﹐他們挽着我的手前行﹐其中一位較激進的同學說﹔「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裏﹐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
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5時30分﹐我回頭看天安門的最後一眼﹐戒嚴部隊己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而我再也不知道最後一隊撤離的同學有何遭遇﹐我要離開了。
我找到電話亭打電話報消息﹐報平安﹐但電話還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隊戒嚴部隊從學生撤離的方向涌過來﹐他們似乎不是很兇悍﹐他們一直向天安門方向跑﹐有群眾極為憤怒地用石塊襲擊他們﹐有老太婆喊﹐不要打。
我轉左向前東大街走﹐我迷失方向﹐覺得根累﹐想截停自行車﹐見到一男一女經過﹐女的自願載我﹐男的也一直相陪﹐經過前門北京公安局﹐軍兵坐在地上﹐地面滿布磚塊石頭﹐凌晨這裏肯定有過激戰。
再往前走﹐人聲吵起來﹐說前面有軍隊從地下鐵上來﹐男的說要先行一步看個究竟﹐女的在載我時跟我交談﹐說她是北京日報的記者。她說﹕在五四新聞界出來遊行時見過我﹐她說他們已沒辦法做新聞﹐北京日報是糟透的報紙。
一段路後﹐發現路旁有人受傷﹐望過去時赫然發現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載我的女記者很懮心地停下來看他﹐他的眼給石頭擊中﹐流很多血。女的眼眶都紅了﹐淚掉下了﹐我們想辨法帶他去安全地方﹐他說﹔「沒事﹐就沒事﹐幸好沒擊中眼睛﹐只是皮外傷。」
後來﹐男的還一手掩眼﹐一手駕自行車往北京醫院求醫。我跟他倆分手了﹐便回北京飯店﹐在長安街上﹐有被焚燒了的公共汽車﹐群眾都很激動﹐有一部公共汽車經過時﹐群眾要乘客下車﹐然後憤怒地擊打汽車玻璃﹐是誰激怒了群眾﹐是誰製造了這場動亂﹖
回到酒店﹐同學打電話給我﹐說從天安門向南撤的同學﹐給軍隊包圍﹐他們沒路好走﹐有同學給打死了。
之後﹐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北京大學的學生糾察隊在學院內給軍隊亂槍掃射﹐死亡人數至少有一千人。
然後﹐民族學院亦有同學來電告訴我﹐他的學校亦有無數學生死傷﹐他親眼目睹敢死隊一排排被掃射倒下﹐他說﹐清華一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軍時﹐也給殺死了。
據他所知﹐這些戒嚴部隊都給上級下了一道死命令﹐若未能執行任務﹐就會全部被槍斃。有一名坦克車部隊的軍兵﹐輾死了很多人﹐他從坦克車走出來﹐跪在地下﹐對群眾說﹕「你們殺死我吧﹗我不能再這樣殺人。」
最悲慘的事情﹐最恐怖的場面﹐竟都在六四這日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