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精心培植的個人崇拜，有了中共領導的集體就範，有了反右造成的萬馬齊喑，毛終於得以加速他的軍事工業化進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這個綱領時，曾把實現的時間定為「十年到十五年」，現在他把期限縮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這個過程他叫作「大躍進」，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拉開序幕。
1958年大躍進中毛澤東在李井泉陪同下視察畝產4萬斤的郫縣（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毛政權宣傳說，大躍進是為了中國「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國家之一」。但這個目標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毫無關係。六月二十八日，毛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說：「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將來歸我們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話說：「×年後，我們一定要造大船，準備到日本、菲律賓、三藩市登陸。」毛接着說：「造船還要幾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們有××——××萬噸鋼，有××萬台工作母機，生產能力就大了。」（數字在文獻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樣的氣概對省委書記們說：「將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毛搞大躍進，就是要稱霸世界。
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地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項目。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當毛要赫魯曉夫賣昂貴的核潛艇技術設備時，赫魯曉夫問毛怎樣付費，毛的答覆是：蘇聯要多少食品，中國就可以出口多少。為了名正言順地從農民手中奪糧，毛硬說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話般的大豐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領導紛紛宣佈各自省內的糧食產量將會激增。比如，毛最喜歡的柯慶施聲稱，他管轄下的華東地區這年的產量將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書記吳芝圃，也提出高於通常產量幾倍的收穫數字，被毛封為頭號模範。
六月是夏收時節。在各省領導給特別聽話的基層幹部打招呼後，這些基層幹部便宣稱他們那裏有了奇蹟般的收成。毛的宣傳機器接着鼓吹一連串「高產典型」，把它們叫作「放衛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每畝產量達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於實際產量，被稱作「衛星田」。後來官方說，這些都是基層幹部和農民「頭腦發熱」的「吹牛浮誇」。《人民日報》何時成了人民的聲音？它從來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國出現了不少「衛星田」，通常是把幾塊田的莊稼移到一起。這些弄虛作假的典型不是給上級、不是給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邊安排來給下邊的人看的。各地農村的基層幹部被組織起來參觀，讓他們回去也編造同樣的高產。那些不肯睜眼說瞎話的基層幹部被批判撤職，讓位給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數字般的高產充斥全國報刊。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報》社論正式宣佈：「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生產出多少糧食來。」毛澤東於八月四日公開指示：「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說：「中國地大物博，只有那麼一點田，但是人口多。沒有飯吃怎麼辦？無非少吃一點。」「吃那麼多把肚子脹那麼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毛的話翻雲覆雨，為的都是從農民那裏把糧食擠出來。
九月，《人民日報》報導了最高紀錄的「水稻衛星」，廣西省環江縣畝產十三萬斤！這顆衛星是野心勃勃的縣委書記逼着放的，結果這一年環江縣上報的糧食產量是實際數字的三倍多，國家下達的征糧任務是上一年的四點八倍。
這是無論如何也交不出來的。在環江，在全國，政府以高壓手段強迫農民交糧。八月十九日，毛親自對省委書記下令說：「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強迫命令」在中共的語彙中是動武行兇的意思。全國鄉村到處是「逼糧會」，到處是捆、打、吊。
為了使暴力師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農民和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他反覆說：「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農民「白天吃蘿蔔纓，晚上吃大米」。毛還用鄙夷的口氣說：「瞞產私分，名譽很壞，共產主義風格哪裏去了！農民還是農民，農民只有如此。」
毛澤東清楚得很，農民沒有糧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里因腫病而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組文件，報告半個中國缺糧，他為文件擬了個標題：「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但他的反應是做戲。他指示把文件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毛既不說明如何處理，更沒有鬆口要他們少征糧食。
毛一方面需要農業增產，一方面又不肯給農業投資。他的宗旨是不花錢，或少花錢，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躍進靠的是奴役勞動。水利是發展農業的關鍵，毛就叫農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錢不給，美其名曰「大搞群眾運動」。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內，一億農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壩、水庫、水渠工程里，移動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條蘇伊士運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鋤頭、榔頭、鐵鏟之類，靠農民自帶。勞作時吃的東西得自己出，經常還得在露天搭起棚帳，權作棲身之地。
安全無從談起，工傷事故如家常便飯，醫療也基本上沒有。死亡率高到什麼程度呢？毛談到修水利時，常把挖的土方數和死人數連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談水利工程，表揚了兩個省：吳芝圃的河南和曾希聖的安徽。毛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搞兩百億方，我看得死兩萬人」。甘肅省副省長等幹部把這樣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換來的」。這批幹部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
對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見影，他推崇「三邊」式：邊測量、邊設計、邊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當作陳規舊習推翻，「三邊」很快成了「四邊」，多了個「邊修改」。
如甘肅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條長達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餘座山嶺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黃土高原。參加施工的十七萬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臥，下工後在山裏采野菜合着自帶的乾糧充飢。他們先挖了幾個月的隧道，發現不行，上面決定劈山修明渠。幹了幾個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過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兩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馬了，官方自己承認：一畝地也沒澆上。
像「引洮上山」一樣，大躍進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費。許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億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庫，開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後就減掉了兩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還在世時就坍塌了。其中有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垻慘案，發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時內，板橋與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數十座中小型水庫的一整套水庫群，在一場大暴雨中相繼潰決，淹死人數達二十四萬。（官方說法是八萬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沒垮的，在他死後繼續遺禍於人。一九九九年，有三萬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為危險建築，隨時可能給下游地區帶來滅頂之災。
毛的增產辦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個辦法是密植。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產無論用什麼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後期反而決定「不走化肥的道路」，「進口化肥也要減少。」毛不願意花錢，要求「搞得中國除了人之外就是一個豬國」，「養豬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產糧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換鋼鐵，外匯就多。」可是靠什麼養豬呢？毛沒有行得通的辦法。事實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國的豬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為了肥料，中國農民祖祖輩輩絞盡了腦汁，能夠想到的肥源都已經用上了。在增產指標壓力下，人們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燒飯的油煙不是滲進草屋頂了嗎？還有那土壘的牆，那也有肥力啊！百萬農民的家就這樣毀掉了，沉進了「屎湖尿海」。
增產之外還得省糧，毛的心思轉到圍殲那些吃糧食的麻雀身上。全國老少遵命揮舞竹竿掃帚，敲打鐵鍋鋁盆，要嚇破麻雀的膽子，使它們不得停下歇息，最後筋疲力盡墮地被捉。殊不知，別的鳥兒跟着玉石俱焚，以鳥為天敵的莊稼害蟲橫行霸道。昆蟲學家痛陳利害的上書被置之不理。
大躍進中還有一場災難：大煉鋼鐵。毛規定一九五八年中國鋼鐵產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這個指標是這樣來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問冶金部長：「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長迎合說：「好吧！」
正規的鋼鐵廠受命「多裝快煉」，日夜加班連軸轉。但「洋爐子」不管怎樣被濫用，還是遠不能完成毛的指標。毛叫全國人民造「土爐子」。被「強制性」（毛的話）卷進土法煉鋼的人起碼有九千萬。
煉鋼需要廢鐵，人們家裏的鐵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沒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門上的鐵環，做飯的鐵鍋鐵鏟，婦女頭上的鐵髮夾。寶貴的農具也填進了怎麼也填不滿的土高爐。當時有這樣的口號：「交一把钁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
為了大煉鋼鐵需要的燃料，長滿森林的山被砍禿，農民的草房被扒掉。人們一天二十四小時圍着土高爐轉。收穫季節到了，收莊稼只剩下婦女兒童，大片莊稼爛在地里。
毛一心惦記着他的「一千零七十萬噸」，每次見到管經濟的人，他都要拿手指頭當計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時間：今年還剩多少天？「鋼鐵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報》終於以套紅標題報導指標達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認的：「只有四成是好的。」這四成實際上是正規鋼廠煉出來的。土高爐出產的最多不過是生鐵，大多連生鐵也夠不上，是些毫無用處的「牛屎疙瘩」。赫魯曉夫挖苦地把土高爐叫做俄國「茶炊」。連幾船從蘇聯高價買來的高質合金鋼，也被地方幹部偷偷扣下來送進了「茶炊」，成了廢物。毛後來自己也說：「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國上馬修建的大型企業高達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產。多數成了「鬍子工程」，半途而廢的比比皆是。被浪費掉的設備不少是花巨資從蘇聯買來的，因為沒有基礎設施而閒置一旁，任其生鏽報廢。
投產的設備像人一樣沒日沒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斷，幾個月內最少有三萬多工人死於嚴重工傷。鼓起勇氣提意見的專家被當作「白旗」拔掉，毛號召人們唾棄他們的知識，說：「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重金聘來的蘇聯專家告誡中方要照章辦事，但毛鼓勵幹部「破除迷信」，不要當「賈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副總理、冶金專家扎施亞科（Aleksandr Zasyadko）訪問中國大陸回去後，向赫魯曉夫匯報：「他們簡直把我們的東西都躇蹋了。」就連那位非常親華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說話也沒用。他對我們說：「我請周恩來和陳雲勸毛不要瞎指揮，但毛不聽。他們告訴我：對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蘇聯方面的意見。」
毛不惜一切代價的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軍事大國夢更加遙遠。生產出來的飛機、坦克、軍艦一直受到質量問題的困擾。毛要送給胡志明一架直升飛機，飛機倒是運到邊界了，但工廠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機毀人亡。
四年大躍進是一場對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費，在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毛式浪費與別的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的國家不一樣，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先強迫本國人民拼命幹活到筋疲力盡，再把他們辛勞的結晶無度地揮霍掉。
大躍進時，人們真是累到了極點。毛說：「不休息，這是共產主義精神。」他不斷要大家互相「競賽」、「挑戰」。只見水利工地上，肚子裏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個小時，或挑着一百來斤的擔子奔跑，或掙扎着飛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澆莊稼的人們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爐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高爐雖是廢物，可是不能停火，人們得晝夜往裏填東填西，往外刨這刨那，常見有人累昏在地。
餓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幹活導致惡性傳染病蔓延。離北京不遠的河北邯鄲地區，傷寒波及到二十一個縣市。毛指示：「把各種疫病大大消滅」，他要的是確保「出動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國實行農村人民公社，把全國幾億農民集中在兩萬六千多個公社中。毛說公社的好處是：「大，好管」，「便於管理」。第一個公社，山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範省河南搞起來的。經過毛修改、被他稱為「寶貝」的公社章程，規定社員的生活全部圍繞着一個中心：勞動。九千三百六十九戶社員得「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他們得「根據有利生產和便於領導的原則」集中居住。「社員原有住宅的磚瓦木料，由公社根據需要逐步拆用。」他們必須「積極參加勞動」，「服從指揮調動」。人民公社實質上就是一個個大勞動營，人民公社制就是農奴制，五億五千萬中國農民成了農奴。
毛甚至設想過取消他們的姓名，而代之以號碼。這一設想在河南等地試行過，地里勞動的人們，背上縫着大號碼。毛的意思是抹掉他們「人」的象徵，把他們變成一群埋頭苦幹的人面牲畜。
社員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飯。在家開伙不但不允許，連鍋、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沒有飯吃。「扣飯」成了常見的懲罰，基層幹部不高興誰了，就叫誰挨餓。
為了吃上飯，無奈的農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擠在一處，私隱當然是沒有的，家庭生活也無從談起。各自的房屋因無人照料，在風吹雨打中坍去。劉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鄉視察的記錄上，有一個天華大隊，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間房屋，現在幾經橫禍，只剩下破爛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間。
公共食堂初建時，正是毛澤東宣佈中國糧食太多時，基層幹部於是放手讓農民敞開肚子吃。這樣的吃法只持續了一兩個月。至今相當多的人仍以為敞開肚子吃是大饑荒的原因，其實它只是讓大饑荒來得更早更掹，一九五八年尚未過完就已經有大批人餓死。三年後，毛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解散食堂時，農民歡喜之餘，卻發愁無鍋無灶，有的無家可歸。
餓得虛弱無力的農民還得干沉重的體力勞動。不干不行，有幹部監督，用安徽鳳陽一個副大隊長的話說：「群眾是奴隸，不打罵不扣飯就不行。」基層幹部的窮凶極惡往往是不得已，他們不這樣做就會失掉監工頭的特權，自己和全家就會淪入「奴隸」的境地。
這些幹部也是獄卒，把農民死死關在他們的村子裏。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於飢餓，農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種植的糧食，特別是還不懂事的孩子。基層幹部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調查報告《鄉村三十年》裏有這樣一些記錄：喬山大隊總支書記、大隊長「一天就活埋四個小孩，埋達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來。有的小孩扒出來後，拉了一褲子屎，有的回家嚇得生了病」。段橋生產隊長「用繩勒社員楊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後已斷氣（後被救）」。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逮住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個手指」。三小隊支書指使親信「將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偷青）用鐵絲把兩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並取笑的對孩子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
大躍進時，毛想把「人民公社」引進城市。但相對複雜的城市不容易變成農村那樣的勞動營，這個嘗試最終不了了之。毛對城市的方針是：「生產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裏應該是純工業生產基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毛看着那時宮殿、廟宇和寶塔林立的北京城，對北京市長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
城裏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殘喘，也有不少人餓死。當時在北京的波蘭學生羅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說：「生活的圖景彷佛是慢動作，三輪車夫每踏一腳都用盡全力，騎自行車的人好像怎麼也蹬不動，路人眼裏透着無神無助。」城裏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還有五點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點五公斤。政府要人們吃「代食品」，其中一種是像魚籽似的含有蛋白質的小球藻，養在人尿中，吃起來非常噁心。周恩來帶頭品嘗了這「食物」後，全國城市居民的蛋白質來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國的大饑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續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為最烈。這一年，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數字，人均熱卡吸收量僅達一千五百三十四點八。城市家庭婦女的熱卡量，據一向為中共代言的作家韓素音說，最高不過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熱卡量還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鄉村三十年》記載：安徽省鳳陽縣僅一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鳳陽或許還不算最壞的，在大饑荒中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一個公社書記後來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家那個村里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從新強回來找女兒，村里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里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着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裏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在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中國的倉庫里囤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
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三千八百萬中國人餓死、累死。
這個數字是這樣算出來的。根據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國人口學家楊子慧等編著的《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國人口死亡率分別為：百分之一點二，百分之一點四五，百分之四點三四，百分之二點八三。在它們前後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點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點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這四年的中國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共三千七百六十七萬。
這個數字被劉少奇證實：他在大饑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饑荒，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饑荒。而這完全是人為的，是蓄意的。中國的糧食出口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就高達七百萬噸，可以為三千八百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人也不會餓死。
大躍進一開頭，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
乍一聽來，毛好像是信口開河講哲理。但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帶去看餓死的人堆時，幾乎是在重複毛的話：「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帶孝」。
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據《鄉村三十年》記載，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種上莊稼。
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對蘇聯領導人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