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弘達在加勒比海度假，死於水中，我在台北的旅途中，第一時間收到這個從雅虎律師那兒來的意外消息。我曾在華盛頓的勞改基金會擔任主任一職長達十年，最終因意見分歧而離開。同此一時，因我不斷在勞改基金會和雅虎人權基金這兩個理事會上當眾批評吳的錯誤和瀆職，而被排擠出理事會。
為一個有爭議的人寫祝詞或悼詞是困難的，特別是後者，尤其是當執筆人又介入是非之中，而死者是不能為自己辯護的。畢竟我同吳弘達共事過十年，也出過他的自傳《昨夜雨驟風狂》，如今他驟然離世，內心不免感嘆，有些話需要說，但求儘量平實，姑且算做另類的悼詞。
說他是個傳奇人物一點不為過，吳弘達不是英雄，他說：「我不是英雄，英雄都消沈在勞改營里了。」但是稱他為鬥士卻是恰當的。「我經歷的是一個摧毀文明的年代，一個泯滅人性的年代，這是一個謊言成了習慣，荒謬淹沒正義的時代」。這是他在自傳中前言的話，很動人，也是發自肺腑之言。吳弘達是中國共產文化的肉體和精神的受害者，最可悲的是，最後他成了這種文化的一部分。
1937年出生，成長在一個富裕的上海中產家庭，5歲喪母，青少年時代是在關愛他的繼母的呵護，優渥的環境中長大的。接下來不斷的政治運動，讓他父親入獄，母親自殺、弟弟遇害，自己因言獲罪，作為大學生右派，在勞改營中度過19個春秋，經歷了飢餓、禁閉、酷刑，被家人背棄的痛苦。吳常說自己是條野狗一般的「倖存者」，這絲毫不算誇張，在那瘋狂的年代，神經弱、自尊心強、求生欲不堅定的人都無存活的可能。勞改營那漫長的煉獄打造了吳弘達鋼絲一般的神經、超常的堅忍和敢於冒險犯難的脾性。對於共產政權他有切膚之恨，他熟悉勞改營里的殘酷、狡詐、弱肉強食的生存哲學。1979年他離開勞改營到外面的世界生活，一切都遊刃有餘。短暫地在大學任職，二度結婚，1985年他終於來到自由的天地美國。經歷一番奮鬥，在大學、在社會上混跡雖然辛苦，他卻能很快地站住腳。九十年代吳弘達在毫無資金的狀況下空手創辦了勞改基金會，並多次親身潛返大陸，重入當年的地獄之門，探訪各地的勞改營，甚至走訪摘取死囚器官進行移植的醫院。他冒着危險在第三任台灣妻子的協助下，偷偷地錄音錄像，實地取證。他善於利用這些資料，將之提供給美國電視台，一舉成名。1995年他再度從新疆入境被捕，判刑15年，在國際壓力和美國總統夫人希拉里的旋斡之下，被釋放回美，他的兩本自傳風靡一時，吳弘達從此成為民主自由鬥士的同義詞，西方媒體和政界的寵兒。「勞改」一詞也因為他的推動，被收入牛津辭典。
吳弘達所做的這些冒險事，都有一些人在暗中支持他，他卻往往刻薄寡恩，過河拆橋，這是性格使然，因此頗遭人詬病。筆者2000年底離開歐洲，到華盛頓加入他的工作班子。那時候勞改基金會只有極少的資金，多半是他個人拿出演講費回捐給基金會的。接下來的七、八年我們得到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總算小有規模。當時由我策劃並擔任主編，啟動了中國政治良心犯的自傳性系列《黑色文庫》。十年之間出版了約30本傳記，包括上述吳的自傳。於此同時，我們也創立了「中國信息中心」，並開設「觀察網站」，有很多大陸作者為我們供稿，其中包括劉曉波、高華等人，擔任網站主編的有高瞻、陳奎德等，余杰於2012年到美國後，也曾短期當過主編。
也許真正轉變吳弘達，並且將他複雜的性格全然暴露的是雅虎資金的介入。當時師濤和王小寧兩位異議人士因雅虎公司將他們的個人電子訊息透露給中共當局，分別獲罪10年。2007年勞改基金會幫助他們的家屬來美，國會舉行了關於此案的聽證會，由已經過世的民主黨議員Tom Lantos主持。2008年雅虎當時的總裁楊致遠通過吳弘達給予二位家屬高額賠償，並撥了巨額的款項給基金會作為人權基金，為今後因言獲罪者的援救基金。吳弘達從青年時代就入獄，出來之後在社會上打拼，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和訓練，對於法律規則沒有概念，一切全憑直覺，在處理日常生活和小型的管理上綽綽有餘，很少吃虧。在大事上他仍然一意孤行，不聽專業人的勸告。大量的「權」、錢在握之後，他性格中的弱點全部暴露，有金錢（雖然這不是他的錢）做為後盾，他大膽地犯法、侵權，他試圖私占家屬的賠款，剽竊別人的出版物，出了事後他僱用一堆律師來為自己護航保駕。事實上吳弘達的劣跡原來捧他的美國政治家，甚至雅虎公司也知道，但是他們既然把吳推上了人權鬥士的寶座，就不願把他像一頭貪婪偷腥的狼那樣趕下台，否則只能證實自己「遇人不淑」、用人不當。更有甚者，他不好好管理支配人權基金，卻用金錢手段來達到他性侵弱勢女性的目的。如今斯人已逝，卻還有官司纏身。可悲，可嘆。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作為公眾人物，個人的錯誤和弱點往往造成嚴重後果，特別是如果此人從事的是高尚的事業時，那麼對於事業的打擊更甚於常人。中國不幸還在共產專制體制的掌控之下，海外民運的存在是一線微弱的希望，但是民運隊伍里的成員多半是所謂喝狼奶長大，受共產文化薰陶的人，吳弘達還算其中老一輩的「佼佼者」，那麼這支隊伍將走向何方，實在堪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