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彭德懷與黃克誠被認定「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是一個「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集團」。而更使此案冤上加冤的是本不相干的一些人和事，在被定性、定讞時，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早或晚，都和彭德懷掛上鈎。
1954年，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後草坪（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59年9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議錯誤地認定彭德懷、黃克誠「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是一個「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集團」。而更使此案冤上加冤的是本不相干的一些人和事，在被定性、定讞時，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早或晚，都和彭德懷掛上鈎。
彭德懷與高崗的歷史淵源
彭德懷與高崗素有因緣。歷史上，兩人的工作多有交集，關係尚好，配合亦還默契。
1954年，高崗被指控與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結盟反對劉少奇、周恩來，意欲分裂中央，不久便轟然倒台。1955年，高饒反黨聯盟，以中央決議的形式定性並公之於世。但是四年之後，那個已成為歷史的高饒反黨聯盟又有了一個新的名稱：「高彭反黨聯盟」。其後不久，排名順序漸漸發生了變化，成為「彭高反黨聯盟」。
高、饒一倒台，彭德懷就被牽涉其中。一向對高崗讚賞有加，特別是對高崗保障朝鮮戰場前線後勤補給顯露出的組織領導能力予以高度肯定的彭德懷，因為私下既聽過高崗對劉少奇發過的不少牢騷，又曾推薦高崗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二人的歷史淵源亦成為認定彭與高能夠聯盟的歷史因素。
在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及其後，彭德懷就自己曾經聽聞高崗的一些議論和與之的關係，做了解釋和檢討。彭德懷承認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高崗有共同點，「能夠聽得進又信以為真」，也說過少奇同志「有時有點偏」。在高崗問題上，有認識上的成見，還有「感情的成分」，「我是有錯誤的」。彭說的「感情的成分」，也就包含其與高崗歷史關係的因素。
這種牽連與檢討，在1959年廬山會議及其後，繼續發酵，並且性質升級，「高彭反黨聯盟」在一片指責、指控聲中，已然成形。
是「高彭」，還是「彭高」
1959年7月，廬山會議揭批彭德懷的焦點是反對毛主席、反黨、反人民、反對「三面紅旗」。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一份文件批語中更是點明彭德懷等人是高崗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是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8月11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再次談到彭德懷與高崗的關係，說：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形成這個集團的時候，是在抗美援朝的三年形成的；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彭德懷參加了高崗集團，他們是想按高、彭、饒的面貌來改造黨；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
會上，陳伯達的發言，將彭德懷與高崗聯繫較多，說：如果沒有彭德懷這個軍隊的攤攤做支柱，高崗是會有所顧慮的，也不會那樣放肆、那樣猖狂。彭是高饒聯盟主要的一個頭頭。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則明確了彭德懷有一個「軍事俱樂部」，同時還要追查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亦根據毛澤東的觀點指出：彭德懷是「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重要成員」。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對彭德懷、高崗的關係作了這樣的界定：「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同志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的聯盟，並且是這一聯盟中的重要成員。張聞天同志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鬥爭中，黨中央已經知道了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同志參與這一反黨聯盟的若干事實，給了他們以嚴肅的批評，希望他們得到教訓，從此悔悟，並沒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同志雖然表面上作了檢討，實則不但沒有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反而長期對黨隱瞞他們參加這一反黨聯盟活動的某些重要事實，並且繼續發展他們的反黨的分裂活動。」《決議》認為，在進行反黨活動方面，如果說彭德懷、高崗略有區別的話，那就是「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不過，此時這個決議還是把彭、高作為兩個反黨團體：彭是「反黨集團」，高是「反黨聯盟」，黃克誠既是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重要同謀者之一」，「又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決議》指出，彭德懷「同高崗結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的時間是從「社會主義改造剛一開始」。這裏，《決議》雖指出彭和高有「結合」，彭德懷、黃克誠是高饒聯盟的「重要成員」，可《決議》並沒有明確「高彭」還是「彭高」的順序，但從彭只是高饒聯盟的「重要成員」角色來看，應該是以高為首。
就彭德懷自己來說，在當時情勢下，他的檢討不僅是違心的，而且是言過其實的。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彭德懷被徹底打倒之時，他也始終不承認與高崗聯合反黨，不承認有個他與高的「反黨聯盟」，直言對這種指控「有點想不通」。
彭與高的「結合」是確定了，如果說在廬山會議中，二者的「結合」還有什麼未作定論的話，那就是毛澤東的疑問：「是高彭聯盟，還是彭高聯盟？」
彭、高「排序」終於有了定論
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報告中再次談到彭德懷、高崗問題。說彭德懷「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都有國際背景，背着中央進行派別活動」。劉少奇特別強調：「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其間，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
1962年6月，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八萬多字的申訴信；9月，康生以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的罪名，誣陷習仲勛有「反黨活動」，有一個以習仲勛為首，賈拓夫、劉景范等人在內的「反黨集團」，於是，彭的「八萬言書」和小說《劉志丹》都成為「翻案風」的重要內容。彭德懷、高崗、習仲勛三人被聯繫在一起，被指控為「彭高習反黨集團」。
彭德懷聞聽習仲勛「出事」，心情既沉重又納悶：「怎麼他出事了，我的問題怎麼把他也連累了？」
在1964年底到1965年1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一位軍隊領導人在發言中談到彭德懷與高崗關係時說；高饒聯盟，事實上是彭高饒聯盟，彭德懷是這一聯盟的第一個首領。
「彭高聯盟」，彭德懷成為第一號首領。如此，彭德懷的問題又被加了碼。彭德懷不僅不能被平反，中央為此還成立了彭德懷專案委員會。該專案負責人的看法是：「彭德懷不是替高崗抬轎子，他看不起高崗，是要高崗給他抬轎子，他要當皇帝。」
1967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更明確宣稱：「高饒聯盟的實際領袖是彭德懷。」
彭、高「排序」終於有了定論。
無論打倒誰，都要扯上彭德懷
從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因「反黨宗派小集團」的罪名，受到批判，被撤職、降職，其後直至被迫離開軍隊、被徹底打倒。這當中，除指控譚政反黨、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新軍委領導（特別是林彪），「自然地」又把譚政掛在彭德懷賬上：一是說譚政在軍隊建設中「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二是說在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期間，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對彭的指示是「聞風而動」，堅決貫徹；三是說對彭德懷認為「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等觀點，譚政也深表認同；四是廬山會議後彭倒台，譚在反彭黃鬥爭中態度曖昧，譚對彭的反黨活動，不僅不揭發，還加以包庇，甚至還授意屬下繼續宣揚彭德懷。指控認為，譚與彭的這種「聯繫」，使得在全軍範圍內，特別是在政治工作領域內對肅清彭黃影響的鬥爭，開展得不夠有力。
還有人就工作作風將彭譚二人對比，說彭譚都是「一言堂」，驕橫跋扈，唯我獨尊，實行家長式的領導，彭罵人訓人，譚也訓人；說譚政與彭德懷、黃克誠是一條船，指責譚親彭疏林，說譚政對彭德懷感情親、跟得緊、走得近，和彭黃合得來，而對林彪則感到不合意，對林彪的指示「雷打也不動」，對林彪的批評聽不進去，「格格不入」，嚴重牴觸，甚至對林彪的領導公開抵抗。
總體而言，譚政等人被指責是與彭德懷、黃克誠一脈相承的，是彭黃「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軍隊政治工作領域中的繼續。所以，這次揭批譚政「反黨宗派小集團」的鬥爭，在當時也被認為是繼續肅清彭黃影響的「大是大非」的鬥爭，是對彭黃鬥爭勝利的發展。
在1966年揭批羅瑞卿的鬥爭中，羅的「罪行」「照例」與彭德懷掛上了鈎。眾口指責羅瑞卿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時，是緊跟彭德懷的，新中國成立後又「陷進」「彭高饒反黨事件」中。至於是怎樣「陷進」，「陷進」多深，具體事實如何，則語焉不詳。實際上，不要說羅本人，就是似乎與彭德懷不相干的彭真，在1966年5月被打倒後，也被指控與彭德懷多有「勾結」。明明是中央領導「點將」要彭德懷去三線，卻被指責那是彭真批准、答應的，是另有「圖謀」，「二彭」「勾結反黨」。
至於與彭德懷更不着邊際的吳晗，因為寫了有關海瑞的歷史劇，毛澤東便一針見血，說：吳晗劇本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在毛澤東身邊做了20年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也因為與彭德懷的「歷史淵源」（彭德懷與楊尚昆在紅三軍團是老搭檔）而受牽連。楊尚昆最終失去毛澤東信任，楊與彭的關係也是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