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財經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並聯繫到黨內在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會上，不但高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發言也相當尖銳。如黃克誠批評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說薄一波是「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着桌子罵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發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會後，薄一波財政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交由副總理鄧小平兼任。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遺像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使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工作的不滿和批評，不僅有了政治路線上的合法性依據，而且確立了他變更和調整中央權力格局的政治正當性。在組織上，毛澤東重用高崗，期望他能成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得力助手。
毛高的親密關係，讓其他領導人都感到了某種威脅。（狡猾的周恩來曾一度改變發文的順序，把高崗放到他的前面，以試探毛、高的意圖，摸摸底。）這樣一來，黨內協商機制就發生了畸輕畸重的非常變化：過去較為均衡的毛、劉、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澤東為軸心的，劉、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澤東因勢利導，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一線二線的體制設想。「高饒事件」的發生，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以後的事情。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對高饒的問題，「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1954年，高崗在事發後的檢討中說：在財經會議之後，他才有反對劉少奇的活動。周恩來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說，「從中央提出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國家制度和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後」，高崗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反對兩位中央領導（劉、周），「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時隔20多年後，在1980年2月26日召開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範圍會議上，鄧小平以高饒事件的歷史教訓告誡大家，說：高崗是在分一線二線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這就點出了高饒事件的實質是權爭，而且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發生的權爭。
誠然，「高饒事件」背後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層權力鬥爭的底線。高崗本是毛澤東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翻盤，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那麼，毛澤東是如何考慮調整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如何考慮接班人問題的？對此，缺乏中央工作經驗的「二杆子」高崗至死也沒有搞明白，糊裏糊塗上馬，糊裏糊塗落馬。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下列幾個問題：
首先，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對高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崗取代劉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開始調整中央權力配置。他極其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周恩來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右傾」，組織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義」，對高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這是出於更換「接班人」的考慮，還是出於調整中央權力構架的考慮？他不滿劉少奇，甚至考慮讓劉少奇去擔任虛權的國家主席，這是「貶劉」？「抑劉」？還是「倒劉」？同理，他重用高崗，是想換馬，還是在備馬？
以毛澤東的政治智慧，他雖然很器重高崗，但絕不會重蹈覆轍，再把高崗擺到劉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無論從斯大林集權體制來講，還是從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來講，毛澤東都是要實現最高權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會允許再出現君臣爭權的二元格局。就領袖素質而言，高崗雖然精力過人，勇於任事，但心機不細，城府不深，拙於思考，長於行動。這是毛澤東能夠放心委以重任的條件，但作為交班的條件就未必合適了。毛澤東重用高崗的直接目的，還是為了變更從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平衡劉少奇、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實現以他為軸心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中央權力架構。此外如果他對高崗還有更大的期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其次，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是未雨綢繆的體制考慮，還是儲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產黨國家的接班人體制，歷來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沒有「家天下」儲君的血緣繼承資格，也沒有民主選舉產生的法定權威，只是出於最高領導人壽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沒有對身後事的任何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在蘇共領導人中開展了一場問鼎最高權力的激烈鬥爭，貝利亞成為這場權力鬥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斯大林之死引發的混亂讓中共領導人深受震動。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實現權力交接的平穩過渡，對高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過「萬一我不在了，怎麼辦？」的問題。
1953年，毛澤東60歲。劉少奇和周恩來55歲，高崗48歲。對於政治家，60歲是正當盛年的歲數。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應是比較從容的長遠計議，而不會有虛位以待的緊迫感。所以，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共領導層中實行一線二線梯次安排的設想，把年富力強的人放到處理黨政日常事務性工作的前台，他則居於主持大政方針的後台。這樣，毛澤東既能擺脫日常事務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權旁落出現「分散主義」的危險，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填補斯大林死後的權威空白。這是個體制性的制度安排，並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鄧小平後來講：「毛主席是從這個戰略思想來考慮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成員的配備的。毛主席的說法是，這樣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也就是說，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不會影響到整個集體。」[54]也就是說，毛澤東所設想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應是一個在他掌控之下的「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第三，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批評，糾正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右傾」錯誤，是否就要立馬打倒劉少奇。建國以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治上雖有多次衝突，但集中爆發還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全國財經會議本是具體的工作會議。但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實際上開成了一個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會議。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並聯繫到黨內在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會上，不但高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發言也相當尖銳。如黃克誠批評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說薄一波是「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着桌子罵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發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會後，薄一波財政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交由副總理鄧小平兼任。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自建國以來第一次在黨內公開了他與劉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總結會議上，劉少奇作了自我批評，除檢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等錯誤觀點外，還檢討了關於土改、和平民主新階段、天津講話等問題上的錯誤。劉少奇受到批評，在黨內威望大跌。也正是由於黨內高級幹部們都清楚劉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才會形成10月份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討安伐劉」的局面。
全國財經會議後，毛澤東提出了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設想。以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工作積累下的諸多不滿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確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組織上削弱了劉、周的權力，實現了劉管黨務、周管外交、高管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難想像毛澤東會放手把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交給一線，自己安心退居二線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情。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立即承認錯誤的示弱態度還是能夠認可的。[55]
第四，毛澤東關於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的設想，俄是否要實現中央高層的「集體領導」。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制或議會制的國家制度、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徵求黨內高層的意見。這實際上是要在中央實行分權體制，還是實行集權體制的問題。從制度上看，總書記制更類似於歷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類似內閣格局。如果實行總書記制，劉少奇一直負責黨務工作，自然是總書記非他莫屬。這樣，中央的權力構架還會是自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的延續。而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諸多不滿，實際是想要變動這個權力構架的。
高崗深知毛澤東的心思。他堅決反對設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過去說高崗要多設幾個副主席是「封官許願」，拉攏人，搞權權交易。新出版的《高崗在北京》一書則另有說法。書中說：高崗把自己的看法告訴陳雲。陳雲說：「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高崗拍一下大腿：「對，這個辦法好。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說，高崗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以高崗的資歷和在黨和國家擔任的職務而言，他贊成多設幾個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職，並不能說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確，多設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對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
毛澤東關於一線的制度安排無疑是實現分權制衡的「集體領導」，但具體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過從事後人們揭發批判高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1953年10月，高崗到南方休假期間，曾在高級幹部中散佈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搞政治局。他還提出要讓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高崗的話或有添枝加葉的私貨，後來對高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分，但基本內容肯定是編造不出來的。
高崗私下散佈的這個中央高層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對中央已經形成的劉黨務、周外交、高經濟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調整。高崗如接替劉少奇管黨務，掌握的實際權力又將擴大；劉少奇如改為負責國家政務，其權力將更加虛化；政府體制由政務院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也將被進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長會議主席，周恩來專管外交事務。這樣，中央一線可能就是一個由毛澤東駕馭的三駕馬車或是四駕馬車的分權把口的格局。
以毛澤東「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的制度要求來看，在國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領導人是為中央一線，由劉、周、高等分工負責，實現相互制衡的權力構架。所謂「集體領導」，實際上是要變更歷史上形成的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這個體制性的分權，要比人事上的換馬更具制度上的穩定性。歷史上，儲君久居生事，造成骨肉相殘的悲劇比比皆是。毛澤東當然深知個中利害。另外，且不說劉少奇在黨內的根基並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變更太大勢必引起黨內衝突。就高崗在黨內的資歷而言，比劉、周都淺得多。當時黨內老人都建在，高崗要取代劉少奇，能不能壓住陣也是個問題。高崗私下散佈的這個方案，是出於他的個人野心膨脹的謀權動機，還是他猜度到毛澤東心理的護主動機，都可暫且不論，但源頭無疑是來自毛澤東與他「個別醞釀」的私下談話。
從這個「胎死腹中」的方案來看，在毛澤東佈置的這個新棋局中，高崗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棋子。但從「法、術、勢」的政治邏輯觀之，毛澤東也肯定不會在制度上再給自己設置一個對立面。以高崗的黨內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劉、周，但要取代劉、周則是另一回事兒了。毛澤東在政治上貶抑劉、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崗，是要實現組織上的大權獨攬。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的是制衡劉、周，並非要打倒劉、周。高崗私下散佈的這個方案，應該說是體現了毛澤東這時的真實意圖。儘管這時的毛劉關係，已是嫌隙畢顯，矛盾橫生，但不能因此而將「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說這個時候毛澤東就要從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現有的證據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但是，由於政治道行尚淺的高崗把毛澤東考慮的接班人問題僅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問題，「倒劉」心切，四處串聯，一意孤行，犯了黨內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組織活動」的尾巴，黯然落馬，身敗名裂。非但毛澤東關於中央一線二線的設想沒有實現，已形成的劉、周、高三權鼎立的格局也不復存在了。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從以後的歷史看，這個事件劃出了一道難以彌補的政治鴻溝，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每次黨內鬥爭，都會有來自這一事件的沉重的歷史回音。在這條黨內裂痕的盡頭，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白區黨人」。當然，這是另一個題目的內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