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4日，劉少奇、鄧小平乘專機到達杭州，向毛澤東請示文化大革命工作，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澤東則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此刻含威不露，他對劉、鄧的匯報既不做明確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工作，只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這是非常從容和富有謀略的行為。當前，運動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難題上，他需要讓運動暴露出更多的問題和機會，也需要讓劉、鄧暴露出更多的問題和把柄。本文摘自柯雲路所著《極端十年》一書。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6月1日公佈聶元梓的大字報開始，在中國全面展開了。
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一個精心的、也是「精彩」的政治行動。它是「自上而下」策劃的，表現出來卻是「自下而上」自發的。當這個貌似自發產生的典型被輿論一下子宣傳起來時，所形成的力量確實是巨大的。公佈這張大字報是號召廣大群眾效仿聶元梓這樣的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典型，讓全國人民群眾（特別是學生們）起來造黨委的反，造黑幫、黑線、黑組織和黑紀律的反。
對一個具體典型的支持，有時候勝過一打政治綱領。正像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那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6月初的隨後幾天內，中央文革為代表的上層「左派」所掌握的輿論進行了連續的、高密度、高強度的宣傳，將聶元梓大字報的爆炸力予以放大和推進。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猛烈地衝擊着意識形態各個領域裏的反動堡壘，也猛烈地衝擊着史學界的反動堡壘。」
6月4日，《人民日報》又刊載新華社6月3日電訊：「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李雪峰、吳德兩同志業已到職工作。北京市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同日，還刊載了新華社6月3日電訊《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在這個電訊中，公佈了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撤銷了北大原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作為對新華社這兩條重要電訊的政治宣傳，《人民日報》還於同一天（6月4日）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評價了北京新市委的誕生以及北京新市委對北京大學的改組。
6月4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批判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更加鼓動群眾運動的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6月6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人民日報》於同一天全文轉載。
6月7日，《人民日報》又刊登新華社6月6日發佈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改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編委會的人事決定，並使《前線》雜誌暫時停刊，進行整頓。」
這一系列整版整版的文章覆蓋了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聶元梓大字報的爆炸性力量無限放大了。用毛澤東後來於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話說：「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當時，全國各地、各界支持聶元梓的電報、信件雪片一般飛向北京大學。全國各大報刊都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支持文章。北京各單位、各界的人士，特別是各大學、中學的學生們，潮水般湧向北京大學參觀大字報，校園成了人群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在海洋的環圍中，一群又一群充滿革命激情的青年人衝上高高的講台，振臂高呼發表激昂的講話，支持聶元梓，學習聶元梓，造「黑幫」的反，造「黑線」的反，緊跟毛主席幹革命。
正像康生於1966年9月8日接見來京串連者時說的那樣，「這張大字報（聶元梓的大字報）不僅是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聶元梓的典範，在全國特別是在各大專學校以及中學首先形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
各地、各學校都效仿聶元梓，將造反的矛頭指向校黨委。南京大學很快「揪出」了校黨委書記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很快「揪出」了院長賀淥汀。而覆蓋民眾輿論的黨報，又將這些政治行動予以肯定和表彰。一個又一個大學的黨委書記被打倒的戰報在全國傳播，造成了普遍打倒「黑幫」校黨委的革命浪潮。這一時期，全國幾乎所有大專院校以及大部分中學的校黨委、黨支部都已癱瘓。他們或是被完全打倒，或是被半打倒，或是還處在他們「是紅、還是黑」的群眾辯論中，膽戰心驚地等待群眾運動的判決。
這時候，大、中學校的領導權問題尖銳地出現了。
從省、市委的角度考慮，校黨委癱瘓了，必然有一個新的領導權設置問題。而各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員工，也面臨着一個沒有權力機構領導的現狀。特別是那些在思想中還習慣並傾向於校黨委領導的學生及教職員工（在這一階段他們還佔學校人數的大多數），更有一種尋找領導的需要。這些人紛紛向省、市委或有關上級領導發出要求派工作組的強烈呼聲。
面對這種現狀，仍在黨的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按照共產黨一貫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傳統，向各大專院校以及中學派出工作組，以維持必要的領導及秩序，似乎是惟一能夠採取的、也是惟一有效的措施。在此之前的5月份，中共中央已經派陳伯達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派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而這兩項派工作組的決定都曾得到過毛澤東的同意。
於是，劉少奇在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情況下，於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派出工作組到大學、中學及有關單位領導工作。在這個會上，還做出相關的「八條規定」，旨在使文化大革命運動有序地、有領導地發展。
在此期間，劉少奇也曾向身居外地的毛澤東多次請示，毛澤東對派工作組一事並未做出明確表示。6月4日，劉少奇、鄧小平乘專機到達杭州，向毛澤東請示文化大革命工作，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澤東則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
這一歷史情節使我們看到，即使在那個「暴風雨已經來臨的時刻」，劉少奇、鄧小平還在負責任地站在一線工作，他們的工作與其說顯露出兢兢業業的精神，不如說是一種戰戰兢兢的狀態。當我們相隔幾十年的歷史風雲回看這一幕時，聯想到劉少奇、鄧小平在其後不久就被打倒的慘況，不由得生出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悲憫與同情。
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此刻含威不露，他對劉、鄧的匯報既不做明確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工作，只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這是非常從容和富有謀略的行為。當前，運動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難題上，他需要讓運動暴露出更多的問題和機會，也需要讓劉、鄧暴露出更多的問題和把柄。
此外，他也知道，現在還不是回京主持工作的最好時機。此刻回京，事態在僵持和蒙昧狀態中，一時沒有更好的文章可作。他要讓劉少奇再多承擔一點責任，表面上是一種信任，其實不過是聽任對方在難題中表現，從而給自己留下更從容的掌握形勢、把握時機的時間。
工作組派出了。這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還處在一線領導位置時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個以黨的高層領導身份做出的重大決策。北京市向各學校派出了近一萬兩千人的工作組。上海對四十所大學（含十一所半工半讀大學）及近一百七十所中學派出了工作組。全國各大城市都派出了工作組。而作為各大、中學校黨委的替代物，作為新的領導機構，工作組與正在蓬勃興起的學生運動形成了新的矛盾衝突。
工作組剛剛進駐學校時，大多數師生由於受中國多年政治思想模式的影響，特別是受1957年反右鬥爭歷史的影響，工作組即代表黨的領導，接受工作組的領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原本就對校黨委的被打倒不大理解的師生們，這時候就把他們習慣的政治傾向表現在了對工作組的歡迎和支持上。1957年反右鬥爭的故事是中國的知識界深有印象的，先是「引蛇出洞」、後又組織反擊的鬥爭策略，以血和鐵一樣警醒的教訓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學師生頭上。工作組依靠着這樣的「傳統文化」，立刻在學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礎及依靠隊伍。
那些尚居少數的造反者，剛剛推翻了舊校黨委的領導，又要面對一個新的帶有臨時黨委性質的工作組。造反的學生們打倒了舊黨委中的黑幫分子，那只是他們革命的最低綱領。他們的最高綱領是要跟着毛澤東幹革命，摧垮舊的教育制度。很快，這部分造反者與工作組發生了勢不兩立的尖銳矛盾與對抗。
在造反的無限衝動中，充溢着難以壓抑的能量。當他們面對一個對運動做出種種規定的工作組的領導時，無論在文化大革命批鬥的對象上、方式上，還是在運動的方方面面，都和工作組發生了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這在根本上又可以說是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與劉少奇等人在黨的一線做出的維持黨的穩定領導的衝突。這些造反的師生們每天都在報紙和電台上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文化大革命路線的鼓動，他們在現實中每天又受到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的壓制。這種對抗勢必愈演愈烈。
北京大學發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上午，生物系、化學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及無線電系等單位發生了亂批亂鬥的現象，四十多名學校及系領導幹部以及部分教授被帶上「鬥鬼台」，掛牌子，戴高帽，抹灰臉，搞噴氣式，批鬥游鬥。工作組當即趕到現場予以制止。
下午，工作組以係為單位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指出這個事件的階級鬥爭的本質。當晚，工作組又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工作組長張承先在講話中指出：工作組堅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動，而亂鬥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為。這種做法已被壞人利用。今天的事件的發生，本身就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
工作組的這一行動無疑遭到聶元梓為代表的少數革命派的反對，卻得到大多數師生的支持。
工作組將「六·一八」事件草擬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劉少奇於6月20日親自批准轉發了這期簡報。中共中央對這個簡報的批語是：「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份簡報及其批語是劉少奇在派工作組這個政治部署中的代表性動作。它在當時代表了黨的一線高層領導幹部甚至代表了黨的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態度。在武漢的毛澤東其後不久指出：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這表明，圍繞着工作組問題上形成的矛盾與鬥爭，實際上已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根本矛盾與鬥爭。
同期，清華大學發生了「六·二一事件」。學生蒯大富於6月21日在一張大字報上寫下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在此之前，蒯大富就提出過要趕走工作組，並和前來做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進行過辯論。
當天，清華工作組的領導人之一王光美指出：蒯大富要奪權。而薄一波則打電話指示工作組要反擊。隨後，在清華大學內，出現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的口號響徹清華大學。劉少奇對此親自做了指示。在他的指示下，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大規模地鬥爭蒯大富等造反師生，被鬥者中有一人自殺死亡。
清華大學圍繞工作組的鬥爭，更是直截了當地反映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路線與劉少奇鞏固黨的現存秩序的路線的尖銳衝突。正是這個性質，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以後的發展中，隨着劉少奇的下台，蒯大富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英雄人物，與北大的聶元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共同成為顯赫一時的學生運動五大領袖。
造反派與工作組的矛盾，不僅在北京的各大學愈演愈烈，在全國各省市同樣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革命信息空前地大交流，大串連。例如西安交大發生的「六·六事件」，同樣是造反派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6月6日這一天，造反派學生要趕走工作組，便從工作組有後台這一聯繫貼出大字報，指出省委有黑幫。在劉少奇路線從上到下的影響下，黨的系統與西安交大造反派學生的矛盾鬥爭也越來越激烈。
「六·六事件」之後，劉少奇曾意圖《人民日報》發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被陳伯達所抵制。而在「六·六事件」之後的幾天內，西安交大對反對省委、反對西北局的造反派頭目開了各種鬥爭會，將造反派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殺未遂。後來，李世英便成為西安交大和整個陝西省的造反風雲人物，被毛澤東稱為「學生領袖」。
全國各省市，特別在北京，這種衝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焦點。兩種勢力在工作組問題上展開了較量。造反派學生的後面，站着江青、康生、張春橋、陳伯達這些人，相當一批學校的工作組被學生趕走了。
然而，在毛澤東7月18日回到北京前，在黨的系統佔主流的無疑是支持派工作組這一部署的思潮。面對這個與1957年右派猖狂進攻極為「相似」的學生造反運動，黨的各層領導幹部自然更傾向於用工作組來加強運動領導的方針。包括在粉碎彭真反黨集團中誕生的北京新市委，也採取了同樣的政治態度。
作為新的市委書記，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重要的升遷，理應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共產黨的傳統思維支配了他。他在6月23日的市委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否定了反工作組的做法。他指出：雖然多數反工作組的人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其中確有壞人在「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這些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對無產階級專政。」他還特別明確地講道：「對右派趕工作組一定要清理。在這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
這無疑是1957年反右鬥爭的政治路線的再版。在李雪峰「六·二三」報告的傳達、覆蓋下，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形勢似乎被暫時穩定下來。在新市委號召的「反干擾」過程中，各校成立了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其成員大多由擁護工作組的骨幹分子組成。而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組的師生，遭到批判、鬥爭、打擊，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蒯大富本人被開除了團籍，並被關押了十八天。其他學校也有一些蒯大富式的人物被開除黨籍、團籍，並遭到批判與鬥爭。全國各地與北京同步，發生了類似的情況。一時間，在一些人眼裏，文化大革命局勢平穩了；在另一些人眼裏，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就要夭折了。
毛澤東於7月18日回到北京，他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機。這是一個矛盾演化到了可以立刻就勢作文章的時刻，也是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真正需要他出來的時刻。大政治家絕不該頻頻出擊，然而，在該出擊的時候，又絕不錯過時機。
他在當天晚上就聽取了中央文革的匯報。同一時間劉少奇趕到他的住所，希望匯報工作，卻沒有受到接待。在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之後，他又閱看了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等高等院校反工作組的材料，開始深入情況，捕捉戰機。
7月19日－23日，毛澤東責成劉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詳細聽取各方面的匯報。這是運用合法的程序，開展在文化大革命領導路線上的黨內鬥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會上攻擊派工作組的做法，攻擊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
在此期間，毛澤東對運動的發展發出了嚴厲的評價。他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又說：「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他還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列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毛澤東批判了劉少奇等人鎮壓學生運動的做法，指出「這是方向錯誤」。
在劉少奇主持的情況匯報會期間，毛澤東又於7月22日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央局書記，指出「要改變派工作組的作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他還指出：鬥、批、改「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
在7月19日－23日劉少奇主持的情況匯報會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說，這麼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現在誰也沒有經驗，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對工作組是幫助問題而不是撤換問題。工作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麼多是可以的。對工作組不能採取消極撤換的方法。
然而，毛澤東無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決斷。7月24日上午，也就是情況匯報會剛剛結束的第二天，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做法，做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他說：工作組成了群眾運動的阻礙，要立即撤出。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我們都不行，我也不行。現在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7月26日，毛澤東再次接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明確指示撤銷工作組，指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當晚，陳伯達在北大全校大會上，宣佈撤銷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並說「工作組是壓制同學們革命的蓋子。」「要搬掉這個障礙物。」號召全校師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北大的這一撤銷工作組的決定立刻傳遍北京高等院校。7月27日，康生、陳伯達、江青又在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大會上宣佈撤銷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斗、二批、三改，並正式宣佈撤銷所有工作組。李雪峰在大會上宣讀了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七·二八」決定。
在這個大會上，鄧小平說：「必須說明，在黨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現在市委根據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撤銷工作組。」「有同志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
而劉少奇則最後講話：「黨中央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學校革命學生、老師和革命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衷心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經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大會的講話似乎還維持着黨中央的統一形象。劉少奇和鄧小平關於撤銷工作組的講話無疑也是以共產黨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了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的決策調整。
大會結束時，毛澤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會見全體與會者。全場自然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這其中包括曾被工作組關押十八天後被直接送來參加大會的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他滿臉熱淚的激動不過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學生們對毛澤東的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