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當某種特定類型的犯罪發生時，有經驗的偵查員幾乎第一時間就能判斷出嫌疑人來自何方。假如電動車及電線電纜被竊，多半是本地竊賊所為；而瘋狂盜竊沿街店鋪的往往是東北籍嫌犯，高檔轎車則要考慮河北獻縣方向，徒手爬樓入室盜竊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四川涼山人，技術性開鎖入室的盜竊團伙一般來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則是造槍基地。
據大象公會報道，上述案件要麼目標特定，要麼需掌握較高端的工具（特種轎車解碼器）或技能（出眾的攀爬能力，開鎖技巧等），所以極易鎖定特定籍貫人群。這類以籍貫區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統內被稱為犯罪高危人群。他們所屬的地域被稱作犯罪高危地區。如早年間，廣東省公安廳出動3,000多名警力圍剿的博社村，其所歸屬的陸豐市即為中國製毒販毒的大本營。
在外人看來，這種分析歸類或許帶有地域歧視之嫌，但它確實符合統計數據和警方內部辦案經驗。通常所說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盜竊、詐騙、搶劫等侵財類犯罪為主，作案蹤跡遍佈全中國。近幾年來這三類犯罪已佔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據公安部統計，犯罪高危人群分佈幾乎涵蓋了每個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貴州、廣西、海南等地最為集中。這些地方不僅犯罪高危人群規模較大，而且犯罪類型多，並能推陳出新。
河南及安徽阜陽、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傳統的詐騙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對象多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農民。廣東深圳等毗鄰港澳的發達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於利用新興的電信及網絡平台實施詐騙盜竊，屬於犯罪產業鏈的上游，並輻射帶動了一大批周邊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較少與受害人直接接觸，人身危險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風彪悍，犯罪目標較大，危險係數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專門撬盜工礦企業保險柜，涉案金額極高，婁底雙峰籍高危人群擅長PS裸照敲詐各地高官，江西上饒籍高危人群盜竊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屬，目標往往選定中產以上階層。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為主。
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在這些犯罪高危地區，為賊為盜不僅沒有道德負擔，反而是鄉民艷羨的對象。在貴州黃平，年輕姑娘青睞的是靠外出撬保險柜發財的男性，遵紀守法在家務農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制於人口、資源、地理位置和產業佈局經濟政策等諸多因素，中國的區際經濟發展並不均衡，中西部地區要遠遠落後於東南沿海和北上廣等經濟群。城鄉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來平衡被剝奪感甚至具備了某種「正當性」，高危地區及人群以這樣極端的方式「融入」社會分工，強行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爭奪生存資源。
來看一組數據：某年山東省濟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來人員作案43,634起,佔59.5%;抓獲各類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來作案人員8,258名,佔48%。其中，抓獲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別為東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蘇籍679名、貴州籍653名、雲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甚至佔80%以上——某種程度上，犯罪在中國成了一種另類的先富帶動後富方式。
那麼，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呢？原因有很多，而主要還是貧富差距在日益增大。
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2.57%，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難以融入城市，他們多數文化程度低，缺乏職業技能，只能從事收入不高的低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當於將他們驅離城市。政策和感情的雙重歧視下，很容易產生嚴重的挫敗感。
當融入城市的夢想最終破滅，回鄉又沒有立足之地時，一方面是為了生存，一方面源於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動走上犯罪道路。他們以同鄉和親緣為紐帶，互相傳授犯罪經驗，結夥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竄，另一些人學會犯罪技能後回到家鄉，傳授給宗親朋友，交叉結夥，外出作案，得手後回鄉銷贓及躲藏，在宗族掩護下逃避偵查打擊，犯罪帶來的暴利不斷吸引新生力量加入，於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鄉。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現象，其實是刑事犯罪類型化、專業化的邏輯延伸。如果將這類犯罪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則不難理解犯罪之鄉的形成——犯罪技術的學習和傳授，不像正常的技術可以公開獲得，它高度依賴熟人、親戚之間的信任；越是技術門檻高，需要配套系統支撐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壟斷特徵就越強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鄉的形成還與地區經濟差異及特定的民情緊密相關。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縣級市，人口眾多且構成複雜，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會治安較差，黃賭毒泛濫，經濟不發達，是多種類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廣東籍網絡詐騙團伙把儋州發展為下線和根據地，僱傭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參與作案，且分工明確。當地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有人負責盜竊身份證，有人負責用他人身份證開設詐騙用銀行賬戶，有人負責具體實施詐騙，有人負責提款分贓。下屬的那大鎮甚至出現了一個二手身份證交易市場，可以在此成批購買他們丟失或被盜的身份證。自2006年至今，受騙者遍佈全國。儋州還是「金砂詐騙」案件的高危地區。源源不斷的犯罪收入又帶動了當地娛樂業的發達，導致社會治安進一步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