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強制灌輸+虛假+為洗腦者利益
說到洗腦，我估計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聯想到像《一九八四》這類小說，這也是洗腦這個概念流行起來的一個源頭。我估計大家都讀過《一九八四》，沒讀過至少也聽說過它所講的大概內容。那是一本小說，不過由於我們也是從五、六十年代過來的，所以我們知道這部小說離我們的現實也不是特別遠，我們年輕的時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候有一個所謂「四人幫」，他們利用宣傳機器，日夜不停地給我們灌輸一套虛假的意識形態。僅僅灌輸一套虛假的意識形態是不夠的，為了能夠洗腦成功，還必須要同時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許其他意見聲音。
如果有人講了其他意見怎麼辦?就要動用國家專政機器把這些講的人抓起來，或者就乾脆殺掉。1966年有一個叫做遇羅克的人，他寫了一篇《出生論》，講的是不能夠因為家庭出身來確定階級立場，現在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看法，但是當時它就犯忌諱了，因為它多少發出了一點點獨立的聲音，他就被抓起來最後被槍斃了。我提到這個是想說遇羅克是一個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們一講到洗腦可能就會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羅克，諸如此類。
遇羅克
我們現在把四人幫那一套宣傳叫做洗腦，但在當時不是那麼叫的，當時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們會想教育是教育，洗腦是洗腦，怎麼能把洗腦當做教育，或者把教育當做洗腦，這個肯定是不對的，大家都會同意教育不是洗腦，洗腦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講到洗腦，會說它是在強制灌輸某種或某套虛假觀念。全面來講，洗腦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強制灌輸一套虛假的觀念。這個定義裏面有三個關健詞，一個就是強制灌輸，一個就是虛假，最後一個就是為了去洗腦者本人的利益，這三個因素貫穿在一起構成洗腦。
虛假好像是洗腦最重要的一條，因為如果灌輸的是正確的東西，即使稍微強制點，最後成功洗了腦，還是挺好的一件事。我們和教育對照着談，我們知道教育是教給你正確的東西，這是洗腦和教育的第一層區別。
強制灌輸是第二個關鍵，傳銷屬於一種洗腦，建立傳銷的團隊要給你灌輸傳銷多麼得好，然後會把你禁閉起來，把手機沒收不讓你自由通話。洗腦牽涉到一些強制的因素，在強制方面，洗腦看起來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師生之間的自由交流。
第三個因素「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以傳銷為例子，傳銷的人要給你灌輸一套傳銷的觀念，那為了誰好呢?很明顯是為他本人，只要他能發展20個人，那他就賺了一筆，至於你有沒有賺到，那不是他關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這樣，我們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們的學生，當然是為了孩子好，為了學生好，這樣大致就能夠把洗腦跟教育區分開來。
我覺得這三個因素可以作為區分洗腦和教育的一個起點，之所以作為一個起點，一方面它們的確說出了一些什麼，另外這三個方面都有一些疑點，都有一些讓人疑惑的地方。
我們從強制灌輸說起，洗腦是一種強制的灌輸，教育是自願自主的。現在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洗腦似乎第一步都是強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總包含着一些強制的因素。
剛才講到傳銷，雖然進入傳銷組織之後，他可能會對你採取一些強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像拉壯丁一樣把你拉進去，還是你自動去。比如IS組織(伊斯蘭國組織)，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輸給它的一些子民，把他們稱為戰士。歐洲中產階級的子弟，幾千人跑去參加IS組織，沒有人進行強迫，他們自願就跑過去了。再比如說聖殿教教徒集體自殺，當時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後我們也沒聽說過聖殿教教派之內有什麼強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卻明顯牽扯到很多強制因素，很多家長讓孩子彈鋼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興去彈鋼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長哄着逼着去做。
你讓孩子背唐詩宋詞他不愛背，他不喜歡，以前都體罰現在不讓體罰了，不讓體罰你還是要有強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學稍微好一點，那種強制少一點，但是比如說上課要簽名，不來上課就會扣學分，考試不及格嚇唬你，廣而言之這些都是強制的一部分，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很難說洗腦就是有強制，教育就是沒有強制。
講到虛假，我們剛才提到的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比如基督教對於唯物主義者來說就是一套虛假觀念。但是我們很難想像有這樣一套2000多年的洗腦，使得成千成億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們不承認基督教是洗腦的，那我想問為什麼聖殿教集體自殺就是洗腦的結果，這些伊斯蘭的聖戰戰士，自殺式恐怖主義分子，為什麼他們就是被洗腦呢?為什麼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個方面」為誰的利益」，有一種教育確是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為我們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現在麻煩的是有這樣一種教育，比如說愛國主義教育，捨己救人的教育，教他捨己救人是為了他好嗎?如果捨己救人受了傷，甚至生命都沒有了，它的好處在哪兒呢?
被洗腦者並不知道也不承認他在被洗腦
再回到這三個方面，我還要談到洗腦和教育另外一個區別，因為我沒有看到別人談到，所以我把它單列出來，它跟我講的也有一定關係。這個區別就在於一般來說，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認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個被洗腦的人並不知道他被洗腦，他也不承認他是被洗腦。換句話說是我說他被洗腦，這並不是他自己說的，等到他認識到他在被洗腦，那麼他差不多就已經從被洗腦的狀態中跳出來了，就有點像做夢的人不知道他在做夢，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夢的時候，一般是夢醒了。那麼教育跟洗腦在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即洗腦這個說法在一定意義上總是我們加給別人，而不是洗腦者本身得出的說法。
所以當你在說一個人被洗腦了，那麼他有一種很自然的反映，會反駁你才被洗腦了。比如前段時間，有人指責自由主義者，說你們是被自由主義學說洗腦了。一般自由主義比較反對專制，比較反對強制灌輸，比較強調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評別人沒有自由教育被洗腦的時候，這些被指責的人會對他們進行一頓責罵，你們這些自由主義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響，被人家洗腦。這時候我們就很困惑，這兩種觀念互不相讓，你說某一套觀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這個道理本身也很難說它就有決定性的作用，最後就變成了一個沒有結果的爭論，甚至可以說大家都被洗腦。稍微極端點講，其實誰不是在夢裏，只不過就是做的夢不一樣而已。其實專制主義是被洗腦，自由主義也是被洗腦。我們不承認自己被洗腦，但是我們後來夢醒了之後，有可能會不那麼看，那麼你就會看到當時我們接受的是一套虛假的觀念，但是我們知道究竟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假嗎，這件事是從來沒有爭論清楚的。
我們剛才講到了教育，比如說我們就教給他們這些唐詩宋詞，我們就不教給一些我們認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詩歌，我們教給他們數學，教給他們這樣的定義，而不是那樣的定義。至少就部分來講教育中明顯包含着強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腦之間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清楚。從教育者的角度來看，有的人為了顯著區別二者而提出一種主張，教育不是老師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給學生，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們要承認教育包含着強制，然後我們再去看洗腦的強制性。當然二者有明顯不同，教育強制的程度與洗腦有很大區別。有一個成語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們一樣都是從很小的時候聽說這個成語的。長大後我總琢磨我覺得不明白這個成語，比如兩個人身體都不太好，一個得了灰指甲，一個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區別挺大的。強制程度有區別，如果區別夠大，就是很大的區別。教育強制的程度隨着被教育者的成長，這種強勢性就不斷縮減，縮減到最後，我們的確是可以設想一種平等自由討論的方式進行交流。
當我們說強制的時候，我們不能把眼睛只盯在當前被強制的範圍，我們要看強制以後的發展。你讓學生去彈鋼琴，他不想彈，你多多少少會去強迫他彈，當然他有可能就會慢慢的愛上彈鋼琴，而且幾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須愛上彈鋼琴。可是他長大了回過頭來看，他會承認你做的是對的。即使他沒有彈下去，那麼等他長大了可以進行判斷了，他也能夠理解家長，為什麼當時曾經那樣急切的希望他們彈鋼琴。
這是一種有道理的強制，但是洗腦的情況不同。我們說四人幫把我們洗腦了，當時四人幫那樣做就已經不好。也就是說我們在講到教育與洗腦強制上的區別，不能完全從當時所採取的措施來判斷，而要從未來發展來判斷，那時候我們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麼是教育什麼是洗腦。
我們慢慢的成長起來之後就更容易判斷，這種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知道了更多，我們看到的世界更廣大了。換句話說，我們有了更寬的眼界。一開始就是你給我了這一首唐詩我就背，但是當我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詩。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師選擇的那首。但是如果進行一個良好的教育，那麼孩子就會慢慢明確知道當時老師給我們選的詩應該還都是屬於比較好的，或者比較適合我們這個年齡閱讀的。這又是教育與洗腦之間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兩者可能都有所強制，但是在強制範圍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並不把全部注意範圍都放在強制的範圍里。你完成了功課，但很少有這樣的老師和這樣的家長，在你做完了功課還是什麼都不允許做。正好相反，如果一個好老師的話，你把功課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讀別的詩，做你喜歡做的事情。因此在某個程度上他受到了強制，但是由於他始終能夠接觸到非強制的信息，那麼這個強制的部分就不會構成洗腦。
洗腦不允許你接受其他任何東西
洗腦不僅強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許你接受任何其他東西，後一點是洗腦與教育之間一個最大的區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覺得教育者比較有自信，我要求你讀這首唐詩，但我不怕你去看別的詩。你去看別的詩，最終你還是覺得我選的詩不錯。我教給你如何做幾何題，，你可以用別的方法去證，但是你證完之後，還是發現老師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夠讓學生去接觸其他信息，是因為教育本身含有這樣的自信，而洗腦的人恐怕就缺乏這種自信。
無論在1984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腦者使用的一個根本措施，就是儘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輸的東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剛才也談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可能是一種洗腦。因為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就是言論自由，它可能是不斷在宣傳哈耶克，但是反覆的宣傳哈耶克並不構成洗腦，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麼都不允許讀，那才叫洗腦。考慮到自由主義在我們這裏是邊緣和軟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難禁止我們讀哈耶克之外的東西。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很難指責自由主義也是在洗腦。
我們剛才講到，「愛國主義教育對誰好」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回答，也許我根本回答不上來。但是我可以舉個例子，比如說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日本人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兩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說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教育更接近於教育，那就是他們一邊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夠允許報紙和書籍發生不同的聲音。雖然有一定限制，但是報紙可以對戰爭進行譴責，還也可以反對戰爭。而日本在愛國主義教育中也會有其他信息的出現，但是他們甚至會對傳播這些信息的人和機構進行摧毀、判刑甚至判死刑。那麼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雖然兩者都是愛國主義教育，但是日本的愛國主義教育跟洗腦更接近。不在於他們都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而在於愛國主義教育周邊的情況是什麼樣的。這種對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複雜。怎麼說不太複雜呢?有一個實驗，把一隻猴子裝在一個封閉的鐵屋子裏面，然後餓它，把它餓的半懵半死。這時候突然通過一個小機關往黑屋子裏送幾根香蕉，但是同時這個黑屋子一小扇窗戶打開了。那麼這個實驗的目的想測這隻被關在黑屋子裏挺長時間同時又飢餓的猴子會幹什麼，反覆的實驗最後證明，它的第一反應就是跳出那個窗口向外張望。對這種比較高等的生物來講，哪怕同時面對生存的威脅，獲取信息也許是在所有需求中處於第一位的。
獲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我們也能夠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時間有限我無法細講，但是我可以提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發生過一個巨大的運動，叫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那麼思想改造有一個特點，一方面要灌輸一套思想給你，另一方面還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來。但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識分子，有不少是留學回來的，哪怕不是留學回來的，一般也都見多識廣。也就是說他們腦子裏有別的信息，但是他們怎麼也會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覺得這是思想起源問題。這個思想改造當時的確是不叫洗腦，叫洗澡。在這樣思想改造背後是實實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樣子，你可能就進入某個民主黨派當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國務院聯歡會的邀請信，你可能就當了系主任，當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職稱上吃點虧，然後國務院也不會邀請你，諸如之類的，當然這還是最溫和的結果。洗腦背後有着非常鮮明的東西來赤裸裸地報復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還抗拒改造，那麼等待你的就是監獄，如果還不夠，那就是死刑。
如果沒有赤裸裸的報復，所有洗腦手段都不會奏效
最後都是要落實到這一點上——如果沒有赤裸裸的報復，所有洗腦的手段都不會奏效。當然我並沒有說思想改造就是一場暴力活動，如果是暴力活動就沒什麼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於，一方面或隱或顯它背後始終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樣式，我們閱讀回憶錄知道這些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誠的願望參與運動，並且多多少少真心誠意地接受了這種改造。
洗腦的複雜性在這裏突出地顯現出來。真誠和虛假，主動和被動並不是那麼一分為二的。在這些微妙的場合，它們幾乎永遠糾纏在一起。有時候我會被威脅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討厭你這麼強迫我，可是如果條件適當的話，我也許會想辦法讓自己覺得：我不是被強迫的，是我自己願意的。這幫人背後是有一套心理機制，這個機制牽扯到尊嚴的問題。無論如何主動去做的事比較有尊嚴，被脅迫是喪失尊嚴的。既然已經被脅迫了，如果你們讓我做出我主動的樣子，那麼其實還是多少保留了一點尊嚴。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理解洗腦的機制，無論出場不出場，暴力扮演了最「壓倉式」的作用。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減輕，那麼洗腦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會斷掉，乃至就會煙消雲散。最近我有一個朋友叫刀爾登的出了一本書《亦搖亦點頭》，寫他的讀書經驗。他說他小時候受一套意識形態的籠罩，用今天的話就是說被洗腦長大的。他說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後，讀了一點其他的書，知道了一點其他的事，沒費什麼勁他就把那些東西都忘了。還有像斯大林，你從小就知道斯大林多麼偉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書，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談話》，那邊講了好多國家機器的宣傳，這是一本年不見經傳的書，我們怎麼開始信吉拉斯了，為什麼不信我們的機器宣傳了那麼多年的東西。離開了暴力，洗腦力量不是那麼大。我們就把強制和真相連在一起來說，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關於觀念的爭論，好像甲是一套觀念，乙是一套觀念，乙說甲是假的，甲說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亂，怎麼也弄不清楚。觀念也明確的起作用，但是觀念並不是我們的全部，我們還有現實世界在起作用。觀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們現實生活中一點一滴培育起來的經驗。不同的觀念、習氣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觀念就是跟我們實實在在的經驗沒有什麼聯繫，空空蕩蕩的，虛虛假假的，但是有些觀念就不是那樣，有些觀念是實在的，它跟你的有血有肉的經驗是聯繫在一起的。當你洗腦後拿出的一套東西是那樣的虛幻不實，你用暴力做後盾，你用開動的這個宣傳機器灌輸千千萬萬上億的人，但是如果跟現實的這種體驗和經驗相距太遠，那你灌輸這些東西實在不會有什麼持久的生命力。
現在回到第三個因素，「為了誰的好處」。我們區別洗腦和教育的時候，我們經常會談到，到底誰贏得了好處。教育是為了被教育者，洗腦是為了洗腦者。如果有一套觀點讓我們接受，那麼就使得灌輸給你觀點的，教給你這個觀點的人得到好處。比如說你交給太太「三從四德」，一家之中，總是有禮有從，當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應該服從，那麼服從，你就在家做做飯，帶個孩子，別太吭氣。我在外頭吃喝嫖賭。如果要是我這麼來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邊看，就覺得這不太像教育。因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這種教育，那麼倒霉的是她，佔便宜的是你。那麼在家庭中，在現實生活中都很正常，誰給你講一套道理，似乎他還是有這道理，但是如果你細想就會發現一旦你接受了這個道理，他就太賺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這時候呢，你就要多懷疑，在個人關係中是這樣，在政治關係中也是這樣。要考慮集體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們要看發展，講一大堆道理講得特別好。但是仔細一想他們過好日子了，我還在吃苦，這種道理不管他到底講得好不好，打個問號。
關於「對誰好」，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因為沒有一種絕對很客觀的「好」，所以你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和社會中受教育，你能夠對某些好的東西有一個特殊的追求和好感。這種好感即使跟我們不同，甚至跟我們絕大多數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這並不一定說明你是被洗腦的結果。受教育本身最後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種普遍認識。當然實際上不存在從教育中得到普遍認識，你總是會獲得帶有偏見的認識。如果發展到極端就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結果他會愛上迫害者。另外一個極端，你不能說為了克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極端，你就把教育說成是它會提供一套對所有人有效的普遍價值觀。
如果沒有完全客觀的「好」，那麼在教育中教給學生哪一種「好」呢?我覺得是我們當今教育工作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在我們傳統的社會工作中，我們大致知道應該教給學生什麼。現在有一些在過去被認為是反社會的東西，到現在變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會變成可敬的。教育裏面當然永遠包含一部分，教師把他認為好的東西教給學生。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把學生和孩子教育成為一個他能夠形成一個獨立人格，他能夠判斷什麼是好。當你教給他好東西的時候，也不僅僅為了讓他接受你認為好的東西，而是想通過這些東西培養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斷力。所以教育為了孩子好，這裏有一個特殊含義，不像是說天冷了我給孩子加件衣裳是對孩子好，或者孩子長大了，我給他買一個他喜歡的手機，這是對孩子好。但是教育為孩子好，它有一個根本的含義，就是幫助孩子自己生長，讓孩子最後能夠自己知道什麼對他好。那麼我們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們就會有對自己的生活有所領會，在千萬種可能的生活，我選擇過一種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過這種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後選擇過一種生活，就會變成一種有意義的生活。這種生活富有意義並不在於它有多少好處。它富有意義可能因為它富有創造性，也可能因為我的生活能給別人帶來好處。那麼在特殊的情況下，這種生活有意義是因為你可以把這種生活獻給衷愛的事業，或者獻給民族國家。那麼我們說愛國主義教育對誰好呢?如果他最後上殺場為國捐軀，還是為他好嗎?這個「對他好」是因為教育讓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讓他形成了他的判斷力。
最後我做點總結，在洗腦的機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沒有暴力支撐虛假可能就會瓦解。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在沒有暴力情況下，我們不要輕易把反對的意見說成是洗腦的結果。當時我在文革的時候，都聽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鮮人民還是這麼想，這些我們可以認為是洗腦的結果。我們把不同的意見說成是洗腦，它至少給我們自己帶來了一個壞處，因為當我們不同意某種想法，它可能是一個錯誤，它也可能是一種罪行。如果是錯誤，你就要能夠想辦法找出它錯誤在哪兒，如果是罪過，你就應該分析為什麼是罪過。但是當你把這些都說成是洗腦的結果，從知性上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你放棄了你自己的責任，放棄了追蹤一些錯誤，分析一些罪過的責任，結果我們的知性生活就越來越淺薄，我們不再認真嚴肅的對待一些問題。那麼我就希望能夠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洗腦和教育的區別，同時我們能夠把洗腦限制在更確定的範圍之內，把剩下的事情留給錯誤和罪惡的探討去解決。
未經作者審閱。
作者介紹：陳嘉映，1952年出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到內蒙古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後，進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德語。1978年5月考入外哲所研究生，在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隨熊偉先生讀海德格爾哲學。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被認為是「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