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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把劉少奇騙的真慘 揭秘習仲勛遇難背後的一盤大棋

—閻紅彥告密與習仲勛遇難背後的一盤大棋

毛澤東、劉少奇一唱一和的發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懷、高崗、習仲勛被他們踩在腳下、任意改編,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劉少奇或許沒有想到,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彭、高、習」的總後台,得到了比「彭、高、習」還要悲慘的下場。

2003年5月,原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前秘書李原(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出版《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試圖為發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那場轟動全黨上下的「小說《劉志丹》反常事件」中閻紅彥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辯誣」。然而,這本打着「唯實」旗號的黨史人物傳記並沒有起到作者原本想要起到的作用,相反則給一大批希望了解中共黨史真相的讀者進一步探求這段往事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意外的平台。

1975年,習仲勛在龍門景區前留影

1962年8、9月之間發生的著名的「小說《劉志丹》反常事件」表面上看起來是由閻紅彥繼續糾纏於西北黨史舊有的恩怨進而栽贓習仲勛引發的冤假錯案。實際上則是毛澤東利用康生、閻紅彥等人為棋子全面打亂「七千人大會」以來的經濟調整政策從而以強化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目的進一步削弱劉少奇系統乃至最後決定徹底推翻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形成的政治格局達到其個人大權獨攬的境地之濫觴。

在這一起事件中,毛澤東以其嫻熟的政治手腕、老到的政治經驗將康生、閻紅彥以及劉少奇等人玩弄於鼓掌之間,翻雲覆雨、舉一反三。所以,查考這一段歷史的全程對於發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整體政治思路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該起事件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西北黨史恩怨糾纏的最高發展階段。

1、毛澤東尋找新的靶子

第一次廬山會議批判彭(彭德懷)、黃(黃克誠)、張(張聞天)、周(周小舟),大躍進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變本加厲。這種帶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熱的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簡直就是不言而喻的。根據有關資料記載,農業、輕工業生產在1959年已有大幅下降的1960年繼續下降,農業總產值只完成415億元,比1959年下降12.6%。糧食產量2870億斤,減產530億斤,下降15.6%。1960年全國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406.12斤下降到327.24斤,降幅為19.4%。一些地方省份的群眾向幹部反映「吃不飽」的情況越來越多,李先念、陳國棟、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層去做實地考察,江蘇的一個農民對姚依林說:「請你帶話給毛主席,借一點糧食給我們吃,秋後一定歸還,否則實在吃不飽,幹活沒勁。」李先念隨即就把這一真實的情況寫信給毛澤東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還坦率的告訴毛澤東:「目前國家的糧食庫存已經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糧食的收支情況看,虧空達到150億斤。」

更為嚴重的是大躍進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銳減和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增加,據《廬山會議簡史》記載:「中國人口總數在1959年是6.72億,1960年減少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千分之20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字應該在40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1959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連官修本的中共中央文獻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的作者也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認「當時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陽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況。」,而且「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顯然不是因為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了糧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還是『五風泛濫』,徵購了過頭糧。」到1960年10月,「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嚴重情況越來越多地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問題的嚴重程度使他吃驚。」

如此嚴峻的形勢讓中共執政當局大感不妙,他們當中一些頗有良知的領導人諸如朱德陳雲等都通過不同的渠道發表了一些屬於他們個人的真實看法。而且,相較於1957年的「反右鬥爭」來說,這起「大饑荒」引發的政治危機其程度遠要超出一般性的想像。毛澤東當然不能無視於此。1962年1月,中央決定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軍隊的負責幹部7118人,故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核心是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以便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工作中的錯誤。劉少奇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劉少奇對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災難和前景都做了比較切實的估計和總結。他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直接點出已經顯露出來的客觀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第二年還可以再討論一下,又作出一個判斷。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還可以再討論、再判斷。」劉少奇還說:「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又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因此,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在建設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劉少奇還提倡大膽的講真話,他說:「有一種人,雖然了解情況,但不敢說老實話,怕說了受打擊。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說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說是白的。這種人勇氣不夠,被迫說了些假話。還有一種人,如果要實事求是,那就得承認錯誤,就要作檢討,就要受批評,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實事求是。至於在經濟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點,少報一點,這種現象就相當多了。另外一種人,為了個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誇大成績,有意封鎖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對說老實話的人進行打擊報復。這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問題,而是一種違法亂紀性質的錯誤。在共產黨內,在人民群眾中,不允許滋長這種風氣。要抵制這種風氣,要對這種風氣進行鬥爭。」

素來以嚴肅、刻板著稱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還頗動感情的說道:「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而後在「西樓會議」,劉少奇還大膽的說道:「中央工作會議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意揭,怕說漆黑一團。還他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做鬥爭的勇氣!」

應該說這些話很令毛澤東反感也很令毛澤東警醒,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陰影由此爬上毛澤東的心頭,毛澤東後來說「留個修正主義尾巴給他,他可不干」就是指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發言有感而發的。劉少奇系統的頭號大將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彭真也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印象。」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反對彭真的這一說法,彭真立刻反唇相譏:「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評,這不好。」甚至連儒雅、圓滑的周恩來也號召「向上級進攻」,周恩來說:「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亂鬥爭行嗎?不行!隨便撤職、隨便開除黨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責任是第一,大區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級都是盾,地、縣都是矛。矛是攻盾的,這幾天攻得好。」

在毛澤東看來,這次會議已經並非簡單的清算大躍進的錯誤,而是要清算他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種種錯誤,劉所說的「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更是大觸毛澤東的忌諱,毛認為他自己也還健在就有人公然跳出來挑戰他的權威,假設他一旦撒手西去,那麼斯大林的命運豈不是難以避免了嗎?何況說這番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名正言順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也就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與劉少奇自中共建政以來的分歧急劇加大,誠如後來江青所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從這時開始毛澤東準備重新考慮自己今後的政治策略了。

客觀的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並非完全指向毛澤東,甚至在有些地方劉少奇還不斷的給毛澤東遮羞。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這段話,公安部黨委決定傳達時還被劉少奇阻止。康生曾問過劉少奇:「有人準備為彭德懷說兩句話,說廬山會議的結論是不是下早了。」第一次廬山會議毛澤東發言狠批彭德懷以後,劉少奇還主張「批彭」應該限定在一個小範圍內進行,因此還讓胡喬木起草一個「反左」的文件。可是,一旦聽到有人準備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對彭德懷的問題「說三道四」並可能由此影響到毛澤東的權威,劉少奇不但立刻予以制止,而且還專門在會上發表了一段不准給彭德懷「翻案」的講話。劉少奇說:「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坐在旁邊的毛澤東大有「深獲我心」之感,立刻插話為劉少奇助威:「只要不是裏通外國。」言外之意已經把彭德懷與「裏通外國」聯繫起來。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於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諸多表現仍舊不滿,倒是對於林彪的那一大篇給自己開脫罪責的講話深感滿意,林彪在大會上強調指出:「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事後,毛澤東帶頭鼓掌,他在審閱林彪的講話整理稿後還致信田家英羅瑞卿指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澤東問過羅瑞卿:「你能不能講出這樣一篇來?」羅瑞卿回答:「我怎麼能講得出來?我水平差的遠,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講出來。」毛澤東說:「講不出來,可以學嘛。」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所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做的所謂的「自我批評」諸如「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也不過是隔靴搔癢、故作姿態而已。原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曾經針對毛澤東的「自我批評」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劉瀾波說:「毛澤東同志缺少自我批評精神,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我們很少看到毛澤東自己開展自我批評,相反,儘是壓制、打擊和報復批評者,七千人大會上一面大講民主集中制,一面還說:『全國幾億人,一人提一條意見,那還得了?』他在那個大會上的自我批評也就是『高指標、瞎指揮,我有責任』言外之意,責任還是大家,而對林彪的『交學費』一說則『深得我心』,我還不止一次的聽毛澤東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可見,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其實是假的,是掩人耳目的一出政治把戲,他的真實想法則是拒絕下「罪己詔」,拒絕認錯。

然而,畢竟「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造成的危險局面已經不容置疑,如果這時候對於劉少奇等人提出的「調整」政策唱反調,勢必會引起黨內外的反感。所以,毛澤東暫時予以隱忍。暗地裏他卻對江青、康生說:「搞經濟看來我們是不行了,還是搞階級鬥爭比較內行一些。」也就是說,毛澤東必須重新祭起「階級鬥爭」這面法寶才能重新讓自己走到政治前台、重新樹立其「絕對正確」的形象。而如何利用一兩件突發事件作為號召全黨、全國、全軍上下高度重視「階級鬥爭」則是毛澤東重點考慮的方向。

因此,當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耽於舊日的恩怨是非向康生舉報小說《劉志丹》時,毛澤東終於將其抓在手中,開刀祭旗。

2.閻紅彥告密與習仲勛遇難

「高饒事件」以後,陝北出身的高級領導幹部一下子從「九天之上」摔到了「九地之下」,高崗給習仲勛、劉景范、賈拓夫、馬明方、馬文瑞等人帶來的心理壓力是顯而易見的,至於政治上的負面影響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第一次廬山會議後,身為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賈拓夫被毛澤東點了名,成為西北根據地又一落馬的「大將」,所以,當劉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應邀準備撰寫小說《劉志丹》時,受到了來自包括劉景范在內的多數人的反對,深愔西北黨史上的分繁雜亂的派系鬥爭的習仲勛更是如此。可是,李建彤撰寫的小說《劉志丹》脫稿以後,劉景范(時任地質部副部長)的態度變了,這主要是與當時的背景有關。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批彭」,再度把高崗的舊帳翻了出來,毛澤東指責彭德懷是「彭高聯盟」,而當初在陝北陷害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的朱理治、郭洪濤等人見有機可乘,此前(從1958年8月開始)就不斷上書要求翻案,這時更加大了申訴的力度。為此,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在1959年11月23日下發了《中央監委關於朱理治同志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的文件,部分的為朱理治、郭洪濤等人修正了自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以來的官方結論。一時間,有些輿論、說法把對高崗的嫌隙以及仇怨傾瀉到了整個劉志丹系統的陝北幹部身上,劉景范等人對此當然不滿,所以,劉景范後來專門去遊說習仲勛(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支持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他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勛終於答應了下來。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麼一本藝術創作竟然成了引發1962年下半年中國政壇上絕大的一起政治風波的導火索。

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面約請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劉志丹原名劉景桂)的妻子李建彤撰寫《劉志丹》一書,旨在歌頌這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此前,劉景范署名發表的《劉志丹太白收槍》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在讀者群中引起一定的積極的反響,工人出版社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才對李建彤進行約稿。可是,工人出版社的出發點到底比較單純,而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則思考的更深。

作為陝北「肅反」的主要受害人劉景范親身經歷了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把持下的所謂的審訊的全部過程,在他的身上一直留有那次「肅反」留下的傷痕。而這段恩怨是非的糾纏雖然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以後有所淡化,但是,五十年代初發生的「高饒事件」再度把這樁歷史的舊案翻了出來。1955年4月上中旬,受中央委託,彭德懷、馬明方負責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地點設在北京飯店。劉景范、習仲勛都是與會者之一,就在這次會上,郭洪濤等人再度掀起波瀾,雖然沒有直接提出「翻案」,可「鬥爭」的勁頭則明顯提升。就在工人出版社向李建彤約稿的當年即1956年,郭洪濤提出了書面申訴,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指定成立一個機構來甄別陝北的歷史問題,由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劉瀾濤負責。所以,劉景范、李建彤最初的想法是迴避這些歷史矛盾,不準備接下來這個約稿的邀請。

然而,李建彤的猶豫很快被包括自己在內的客觀因素給否決了。一方面,李建彤自己後來說:「陝甘寧邊區人民的革命鬥爭事跡,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的英雄形象,時時激勵着我。他們太可愛了、太值得尊敬了。……當時,我擔心自己水平太低,寫不好,但長期蘊蓄在我心裏的火一樣的激情和強烈的革命責任感,又促使我非寫不可。寫,我一定要寫!我要寫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寫陝甘寧根據地的人民群眾,通過他們艱苦卓絕的鬥爭歷程,歌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歌頌為中國人民指引解放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是來自於工人出版社的極力動員。而更深一層的則是李建彤乃至劉景范還不甘心這段複雜的歷史任由郭洪濤等人隨意撥弄。就在李建彤決議撰寫《劉志丹》之際,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得知消息,他立刻予以堅決的反對。

作為當年陝北蘇維埃政權的負責人的習仲勛顯然比劉景范思考的內涵要深一些。當年陝北「肅反」的清算矛頭是直接對準他習仲勛、劉志丹、高崗三個人的,習仲勛曾經對陸定一說過:「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沒了,因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而力主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進行「殘酷打擊」直至處以極刑的那批領導人至今對此非但沒有任何的反思,反而喋喋不休的聒噪不已。而這時,「高饒事件」已經讓本來就不很寧靜的西北黨史舊案沉渣泛起,如果再寫《劉志丹》這類題材的話,無異於火上澆油。可惜,習仲勛的建議沒有引起李建彤的足夠重視,她沒有聽從習仲勛的建議,反倒很快的開始了創作之路。

李建彤走訪了大批的在陝北工作過的老同志、老幹部,注意從歷史的角度刻畫劉志丹。書寫的很順手,1959年夏《劉志丹》的第三稿就已經修改完成,這時候的《劉志丹》一書的體裁已經改為長篇小說。即便是這樣,後來在送審給習仲勛的時候,習仍舊頗為擔憂的提出了幾點建議:「寫西北大革命,整個寫這一時代。思想呢?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志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左傾冒險只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習仲勛要求把這本書寫成「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習仲勛還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劉志丹,避免給人提供攻擊的口實,特別不要描寫高崗,以免觸及黨內最大的忌諱。這些忠告,李建彤並沒有完全接受,小說《劉志丹》塑造的人物羅炎就是以高崗為摹本的。而整部小說當中劉志丹的形象也的確過於「高、大、全」,這當然也和當時的那種文化背景有關。不過,不論是習仲勛,還是李建彤都絕對沒有想把這本小說當作什麼「挑戰的檄文」或者「下戰表」。

1959年夏季召開的廬山會議,毛澤東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其中詞連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賈拓夫是西北幹部群體中的翹楚,他的母親余氏更是大名鼎鼎的「革命的老媽媽」,高崗、烏蘭夫這些人都曾經得到過余氏的掩護與照顧,後來余氏被捕,雖遭酷刑但堅不吐實,使國民黨當局一無所獲。1943年3月,余氏因病被接到延安,高崗等人親自出迎,呼之「余媽媽」,毛澤東還戲稱余氏是「革命大觀園中的賈母」(因為毛澤東曾經戲稱賈拓夫是「黨內的賈寶玉」,故對余氏有所稱呼)。余氏不久病故,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傾巢出動為之送葬,中共中央西北局高調悼念余氏,高崗等人一度痛哭流涕。長征途中,在俄界會議上雖然明確了紅軍北上的去向,但對陝北情況一無所知的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正是在當時擔任白區工作部部長的賈拓夫的指點下得以最終決定去同劉志丹所部會合。也正是賈拓夫的報告,讓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劉景范、賀晉年、張秀山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虎口脫險」,從陝北「肅反」的屠刀下死裏逃生。高崗後來評價賈拓夫:「拓夫其實是革命的恩人,也是我們這些人的恩人。」毛澤東也說賈拓夫是「好人」,是「才子」。中共建政後評定行政級別,賈拓夫被定為行政三級,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賈拓夫傳》稱賈拓夫是行政四級,此處依賈拓夫女兒賈莉莉的回憶,因為與賈拓夫職務同等的馬明方就是行政三級)。可就這位才子兼好人的賈拓夫對於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後期發動的「大躍進」的舉措頗為不滿,私下裏多次表態反對浮誇。廬山會議開始後,賈拓夫與彭德懷等人的觀點相近,彭德懷還盛讚過賈拓夫,他說:「我們黨真正懂得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算一個,賈拓夫算一個。」而此時的賈拓夫還沒有預料到廬山的「水」居然那麼深不可測。彭德懷給毛澤東的那封信印發以後,賈拓夫遇到彭德懷,他說了真話:「老總的信寫的好,不過有點刺。」彭德懷直通通的回答:「怎麼?刺了毛?」彭德懷不稱呼毛澤東為「主席」而徑直稱呼「毛」,這種在當時已經屬於「大不敬」範疇的回覆讓賈拓夫多少預感到彭未來的境遇的不妙。果不其然,毛澤東隨後表態,公開聲討彭德懷,「批彭」之餘,毛澤東不點名的指責賈拓夫:「1937年,(陝西省委)西安離延安那麼近,也不聽延安的,而聽武漢的,王明在武漢。」毛澤東整人慣於翻弄歷史舊帳,其目的無非是告訴眾人,此公從來如此。既然已經「承蒙」最高當局的「欽點」,賈拓夫的政治命運自然急轉直下,1959年9月開始批判賈拓夫,最後給他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的帽子,之所以沒有給打成「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成員」,還是因為彭德懷在關鍵時刻已經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極力表白賈拓夫與他毫無關係,即便是這樣,彭德懷當初送給賈拓夫女兒賈達黎的一架照相機也被視作「罪證」予以保留。

曾經做過高崗秘書的趙家粱在高崗出事以後又被賈拓夫招了過去,成為賈拓夫的秘書,哪知道這位秘書的「運道」實在詭譎,第二個「首長」也載了跟頭。說起來,趙家粱並非沒有洞察賈拓夫的危險,他曾經多次提醒賈拓夫注意,上面如今是「報喜不報憂」,不要過分強調困難。可惜賈拓夫沒有當回事,革命的直脾氣不容稍改。其實,不但是賈拓夫沒有轉移本性,就連1955年吃了「高饒事件」瓜落的劉景范一樣「改也難」。劉景范因為高崗的牽連,下放到地質部任副部長,這次處分還不算很重。應該說,對於高崗的自殺,包括賈拓夫、劉景范、趙家粱這些人在內都非常想不通,特別是高死後極力的給高崗潑髒水的做法更讓他們大起反感。私下裏對此的議論自然也是免不了的,本來劉景范不想讓李建彤接手《劉志丹》這個燙手的山芋,可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給劉景范增添了錯覺,這就促使劉景范最終決定出面遊說習仲勛同意批准小說《劉志丹》公開出版。

楊尚昆在九十年代的一次黨史座談會上談及「七千人大會」的部分內幕時曾經如此說道:「毛主席發動『大躍進」,經濟上打了敗仗,1960年以後,國家遇到了罕見的災難,不少人私下談論說廬山會議批判彭總批錯了,這種說法在『七千人大會』上尤其明顯,以致於少奇同志不得不出面講話,維護主席的威望,毛主席自己也說,他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有人還主張給彭總平反,少奇同志背後也說,彭在廬山的觀點現在看不能算是反黨。不過,少奇為了維護毛主席的權威,還是主張不能給彭德懷同志平反。」而實際上,當年「七千人大會」的某些情況遠要比楊尚昆描述的複雜,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寫到:「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期間,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堅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會場貼出反動標語,矛頭直接對準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就是說在「七千人大會」召開過程中,有些幹部對毛澤東領導的「大躍進」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所以,他們才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貼出了康生所說的所謂的「反動標語」。

正是有感於彭德懷被錯批、被冤枉乃至有了一線平反生機的大背景,所以,劉景范也感覺西北系統的幹部在過去的一些年頭裏給批的「太臭了」,有必要搞一個正本清源的東西出來,而且,《劉志丹》是小說,可以高於「生活」,屬於藝術範疇。可是,他們沒有料到,毛澤東從延安整風時代就習慣於拿文化、藝術開刀,政治類型的「文字獄」已經是毛髮動清洗的一枚不可或缺的號角。也就在1962年,江青拿着一堆有關文藝界的所謂的「黑材料」找到康生,請康生給看看,康生說:「現在搞這些東西時候不到,經濟上的帳沒有了,肚子填不飽,說起話來不硬氣。」老謀深算的康生一語道破「天機」,算帳不是不算,而是時候未到。這些情況,劉景范當然無從知曉,即便是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也是難於了解。所以,當劉景范對習仲勛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時,習仲勛也就點頭許可了,一場政治風暴隨着小說《劉志丹》的出版拉開了序幕。

就在寫作小說《劉志丹》之初,李建彤也走訪了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閻紅彥第一反映就是不要寫劉志丹,要寫就寫謝子長。在閻紅彥看來「西北地區最早的武裝起義清澗起義,是由謝子長指揮領導的,中共陝西省委也一直把謝子長而不是劉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區的最高負責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1931年成立的中共隊委會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軍」中,中共陝西省委的任職也始終是謝子長擔任總指揮或書記職務,劉志丹只是副總指揮或省委委員,因而謝子長的地位,應該高於劉志丹,即使宣傳劉志丹,也應該首先突出謝子長。」可是,記性如此之好的閻紅彥居然忘記了轟動陝西的渭華暴動的領導人正是劉志丹本人,而當時謝子長不過是起義部隊第一支隊的第三大隊的大隊長而已。閻紅彥在他的《回憶劉志丹和謝子長》一文中曾經用一首民謠試圖說明謝子長的歷史地位之高大,他寫道:「陝北游擊隊,老謝總指揮」,然後就用省略號一筆帶過,而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宣傳謝子長的民謠中也有這一句,通常是這麼唱的「陝甘游擊隊,老謝總指揮。打開安定城,犯人放出監。」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首一度膾炙人口的民謠的最初版本竟然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樣:「陝北游擊隊,老謝總指揮。領兵上陝北、打保安失敗回。」

最後被中央否定的《劉志丹》是第幾稿?李原給閻紅彥辯誣,連點基本黨史常識都沒有,閻紅彥誣陷習仲勛是《劉志丹》的第一作者,目前留下來的會議紀錄白紙黑字有閻紅彥的發言全過程,他能抵賴嗎?閻紅彥給康生告密的電話記錄的抄件乃至原件至今被完好保存,李原敢於否認那是假的嗎?李原這種人撒謊都撒不圓,難怪當初被轟出昆明。

其他人或許不知道這首民謠的來龍去脈,閻紅彥豈能不知?閻紅彥不但知道這首民謠,而且更知道這首民謠的背景。他之所以在回憶文章中含糊其詞,是因為他不準備讓讀者了解到謝子長的「另一面」。由於歷史上的派系關係以及自身的利益所關,閻紅彥一開始就反對李建彤為劉志丹樹碑立傳,雖然他嘴上也說寫劉志丹可以,但是,他同時強調「不如寫謝子長」。而且,當工人出版社編輯何家棟走訪他的時候,閻紅彥大肆詆毀劉志丹及其部隊,閻紅彥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着女人一塊跑。」反過來則自誇他和謝子長的部隊是如何紀律嚴明等等,最後,閻紅彥居然咬牙切齒的說:「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劉志丹在陝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威望比較高,如果劉志丹的部隊紀律如同閻紅彥所說之差,我們則很難理解在劉志丹死後,當地百姓會自發的採取頂禮膜拜的形式紀念劉志丹,小說《劉志丹》的冤案出來以後,連派往陝西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吃驚的發現「劉志丹在陝西居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尤其是閻紅彥所說的「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更是比較過份。但是,何家棟以及李建彤、劉景范還都沒有從閻紅彥的這句話中聽出他的「殺氣騰騰」。

1962年7月21日,閻紅彥從雲南到北戴河開會期間,收到小說《劉志丹》(上卷),他在簡單的看了幾篇以後就武斷的認為這部小說「沒有突出謝子長,不能全面反映陝北那個時代的歷史」。7月23日,閻紅彥給作者李建彤寫信阻止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信中說:「寫一些合乎實際、有教育意義的文章回憶劉志丹或其他同志,這是好的。你寫的《劉志丹》,我抽看了幾篇,這事實上是用小說形式總結了西北的革命鬥爭歷史,這就不能不涉及許多原則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中央做結論的,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但李建彤沒有理會閻紅彥的這封來信。隨後,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上予以連載。8月上旬,閻紅彥看到小說《劉志丹》連載,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報告此事。

閻紅彥身邊的秘書李原後來撰寫的《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頁中長篇累牘的為閻紅彥這段並不光彩的告密事件進行了辯誣。可惜的是李原儘管左支右絀,仍舊難掩其破綻百出。關於閻紅彥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憶錄中寫的非常明白。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的109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這樣寫道:「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小說《劉志丹》),他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而陳清泉等編撰的被稱為官方正史的《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頁中也說到:「當時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而習仲勛本人後來曾經如此回憶這件事:「1962年夏天,那個自命『理論權威』的人物,對我搞突然襲擊,他在全會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風捉影的材料,誣陷我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314頁)習仲勛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閻紅彥。

那麼,閻紅彥到底是什麼時間向康生進行的告密呢?原康生辦公室(簡稱「康辦」)秘書穆勤(應當事人要求,故而採取化名的方式)向我們提供了現場回憶。他說:「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讓我把閻紅彥的電話記錄找出來送給他,附在次日給楊尚昆的那封信的後面作為說明。按照辦公室的規定,信件的發出特別是發往中共中央辦公廳由康生親自署名的信件,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這份電話記錄的原件現在中央檔案館。我印象中記得很清楚,閻紅彥是1962年8月中旬打電話給康生,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後來給小說《劉志丹》平反的時候,中央有關部門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找過我了解當時的情況,專門做了筆錄,我還簽了字,這份筆錄現在還在中組部。」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閻紅彥為了繼續糾纏西北歷史上的恩怨,利用小說《劉志丹》開始向習仲勛發難。

如果僅僅是閻紅彥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瀾,還不足以導致習仲勛最後的落馬。而真正讓習仲勛走向深淵的則是1962年下半年開始的毛澤東一手策劃的極左政策的全面復辟以及就此徐徐開幕的更為酷烈的黨內鬥爭。

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的毛澤東並不甘心也不認同自己在經濟上的瞎指揮給國家造成的經濟上的大滑坡。而另一方面,毛澤東開始越來越懷疑包括劉少奇、彭真在內的原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極力擁戴自己出掌中央全權的這批領導人是否有藉助批判「大躍進」錯誤的機會抹黑其個人形象、減損其個人威望、架空其個人勢力的企圖。我們在《高饒事件》一章中已經介紹過,毛澤東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準備削弱劉少奇系統的力量,只是因為高崗、饒漱石充分暴露「火力」以致於讓整個計劃胎死腹中。如今,國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毛澤東看來,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利用這些東西大做文章,1956年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大做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陰雲再度掠上毛澤東的心頭。

1962年8月6日到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有關城市、財貿、農業等問題。尤其是農業問題是與會者關注的焦點,可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放下農業等問題不談,卻大講特講階級鬥爭,談到了「單幹風」、談到了對「光明」、「黑暗」的比例問題。8月9日的會議上,毛澤東集中炮轟了農村出現的「單幹風」現象,還不點名的批評了「大躍進」運動中的「紅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9月24日,毛澤東在正式開幕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度大談階級鬥爭,並且聳人聽聞的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而且毫無根據的指出黨內所謂的「修正主義」問題,尤其是談到了平反、翻案問題。毛澤東強調「不能一律都平反」,這句話矛頭所指就是針對彭德懷的「萬言書」。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出於維護毛澤東的威望以及延續1959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定下來的調子,繼續對彭德懷「維持原判」、「不准平反」。為此,彭德懷激憤之餘,寫就「八萬言書」給毛澤東,集中批駁了劉少奇對他的種種無中生有的指責。特別是對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有關「彭、高(高崗)聯盟」的論斷表示強烈的抗議。毛澤東見到這份「八萬言書」以後,還沒有拆看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彭德懷又給我下戰表來了。」1962年8月,毛澤東與柯慶施、陶鑄、王任重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他平反。」領會了毛澤東意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就在9月24日的會上說彭德懷的來信是「卑鄙下流」、「全部翻案」。毛澤東在同一天的休息期間說到:「現在是國內國際、天上地下,看到了一點錯誤,太陽黑子,就拼命攻擊,烏龜王八相連。」表示出對「翻案」的極度憤恨。

在一個月前,也就是1962年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志丹》。9月3日,閻紅彥第二次去信給楊尚昆,提出兩點意見,還是針對小說《劉志丹》引發的西北歷史問題,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開座談會,談談西北歷史問題。他哪裏知道,就在康生給楊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澤東親自召見了康生。

康生自從延安整風以後,因為在「審干運動」中的窮凶極惡以及忠實的執行毛澤東的整風方針使得一時間「特務如麻」、天怒人怨。最後不得不由毛澤東親自出面為其開脫。事實上,當時不僅在中共黨內對康生多有不滿,就連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也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就康生問題提醒毛澤東的注意。但是,毛澤東並不完全買帳,特別是在康生使用問題上,毛甚至絲毫也不讓步,他在給季米特洛夫的回信中高度讚揚了康生,他說:「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當任弼時指責康生在「搶救運動」中比較過分的時候,康生當面就頂任弼時:「嚴格審查是完全必要的,蘇聯黨就是這麼搞的,你去過蘇聯,難道連這個都不知道嗎?」中共「七大」的一次會議上,有些領導幹部談及搶救運動的經驗教訓,康生充耳不聞,作為黨內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不得不打圓場的說到:「這是一人向隅,滿座不樂。」以往許多黨史教科書或者迴避毛澤東與康生的真實關係,或者對其過程進行必要的裁減,例如楊尚昆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列舉毛澤東的話說:「我們黨內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能相信他的話。」這樣看起來,似乎毛澤東對於康生頗為有些厭惡,然而,歷史的真相併非如此簡陋,也並非這些黨史教科書中的斷章取義所能遮掩。康生自從三十年代末投靠毛澤東以後,終其一生都得到了毛澤東無比的充分信任,誠如毛澤東自己對季米特洛夫說的那樣「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批示處決盧福坦等一批犯人的會議上,康生對謝富治等人親口說過:「誰也不要想打我的主意,主席(毛澤東)是信任我的,是保我的,主席與我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康生的「肅反」對象涵蓋了中共黨內除毛澤東以外的所有高級領導人,甚至連江青、張春橋也不能逃過他的視野,就在他行將就木之際還就江青等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向毛澤東做了一次詳細的報告,而素來對江青呵護有加的毛澤東竟然絲毫不怪罪康生,反而通過秘書轉告康生,說他「對黨忠誠,對敵鬥爭狠」。就是毛澤東的這句評價,居然讓康生在「四人幫」垮台後仍舊繼續風光了好幾年。

1962年8月26日,毛澤東與康生談話之後,有關小說《劉志丹》的問題繼續升級。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會議上宣讀了康生遞過來的一張條子,上面寫到:「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進一步闡述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幾乎所有的黨史教科書都在告訴我們,這張紙條是康生遞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場宣讀的,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張紙條的真實來源。1967年9月,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工作會議上,康生談及了這件往事,康生說:「主席(毛澤東)明察秋毫、燭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頭,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尚昆寫信說這本小說有政治傾向性,主席找我去談話,主席說,有的人是用槍桿子殺人,有的人是用筆桿子殺人,不要小看小說、文藝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們進行反黨活動,1957年我們只整了黨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很多混在黨內、繼續冒充革命的人還沒有完全、徹底的清洗出去。小說《劉志丹》背景不那麼單純,我看也是找我們算帳的,是算帳派。」從毛澤東的這番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的發明權實際是屬於毛澤東,而非康生。

由於毛澤東給小說《劉志丹》定了性,所以,與會者立刻聞風而動,對《劉志丹》乃至習仲勛、劉景范口誅筆伐、大肆叫罵。實際上,這些人比起閻紅彥的「階級覺悟」還是差了一大截子。9月8日,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階段,閻紅彥就在西南組發言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來鬧『翻案』,小說《劉志丹》就是在習仲勛同志的主持下完的,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閻紅彥的講話整整比康生遞條子、毛澤東闡述早了半個多月。康生也接着閻紅彥的話繼續抨擊小說《劉志丹》,康生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宣傳高崗?」閻紅彥與康生的一唱一和,震驚了會場內外。而毛澤東點名小說《劉志丹》以後,閻紅彥更是公開批判習仲勛是《劉志丹》的「第一作者」。雖然,我們前面提到,習仲勛的蒙難與整個逆轉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閻紅彥的告密乃至誣衊、無中生有的栽贓給這場現代政治文字獄提供了充足的「炮彈」,這是閻紅彥一生都洗刷不掉的絕大污點。

在揭批習仲勛作為小說《劉志丹》的所謂的「幕後主使」這一過程中,主要是說習仲勛「密授機宜」、「為高崗翻案」、「篡黨奪權」這三條「罪狀」。第一條「密授機宜」,據當事人之一的、原工人出版社編輯何家棟回憶:「習仲勛擔任過陝甘蘇維埃主席,是劉志丹的老戰友,還擔任過西北局書記。這一審查不要緊,他就把總編輯呂寧、編輯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談話。習仲勛前後提了兩次意見,說要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呂寧把談話記錄交給我整理。我整理出來兩千字。李建彤不讓擴散,不想利用習的名氣去造勢。如果習仲勛想利用小說搞什麼名堂,他會找兩個素不相識的人『面授機宜』嗎?」第二條說習仲勛利用宣傳劉志丹宣傳高崗,也是無中生有。小說《劉志丹》中塑造了一個叫做崇炎,後來改為羅炎。據何家棟介紹,小說《劉志丹》中提到這位號稱是以高崗為原型的羅炎一共只有兩處,一處是劉志丹向省委匯報工作,見到省軍委委員羅炎,羅炎交給劉志丹兩份文件,還問了一句話:「聽說你們爭論得很厲害,到底是些啥問題?」第二處是劉志丹南下失敗,回到照金,見到了羅炎,羅炎也只說了一句話:「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以上兩處描寫,哪一處是給高崗翻案呢?又有哪一處是利用宣傳劉志丹宣傳高崗呢?至於第三條「篡黨奪權」就是把當年「高饒事件」中高崗提名習仲勛進入政治局的舊案又重新翻了出來,其實這件事是毛澤東點頭允許的,否則高崗怎麼敢擅自作主提名政治局委員人選?以上這三條主要「罪狀」其實都是莫須有。但是,這起大案的主使者的目的卻絕非以打倒習仲勛為終極目標,習仲勛遇難還只是一個開頭。

毛澤東聽任康生、閻紅彥等人把小說《劉志丹》與高崗掛起勾來,這樣既可以隱去他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全部行跡,也可以通過這一大案徹底牽住劉少奇的政治神經。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回憶,從1961年到1962年,康生多次到劉少奇那裏談編輯劉少奇選集的事情,康生說:「毛主席提出編輯少奇同志德選集以後,我是毛遂自薦當主編的,我還主張先發表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修養》。」而就在1962年下半年,康生再一次找到劉少奇,談及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的事情,這一次康生說:「主席的意思,讓少奇同志儘快同編輯小組集中談幾次話,把這件事完全定下來。」與毛澤東重提高崗一樣,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也是麻痹劉少奇的又一奇招,毛澤東就是讓劉少奇產生某種必要的錯覺。果不其然,劉少奇在9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的最後一天,做了重要講話,其主旨與毛澤東的思路基本吻合。在講話中,劉少奇大批習仲勛,劉少奇說:「彭(彭德懷)、高(高崗)、習(習仲勛)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什麼綱領,有時候也提出綱領,如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意見書仍是反黨綱領,這次八萬言的信也是綱領。」毛澤東此時插話:「提出與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劉少奇又說:「《劉志丹》、八萬言書也是綱領。」毛澤東插話:「布哈林的綱領只有一句話——發財吧。」劉少奇說:「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毛澤東補充說:「彭(彭德懷)上台也會打着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毛澤東、劉少奇一唱一和的發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懷、高崗、習仲勛被他們踩在腳下、任意改編,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劉少奇或許沒有想到,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彭、高、習」的總後台,得到了比「彭、高、習」還要悲慘的下場。

既然習仲勛是被用「宣傳高崗」的名義搞垮的,那麼,高崗與習仲勛的關係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在批判習仲勛的現場會上,高崗的妻子李力群被「請」了出來,現身說法,「控訴」、「揭發」高崗同習仲勛的「密謀」。李力群揭發習仲勛在高崗死前曾經有過一次密談,這次密談的內容,被李力群歸結為三點:第一,習仲勛「勸說」高崗與劉少奇等人鬥爭到底;第二,高崗、習仲勛繼續鼓吹「陝北救了中央」;第三,習仲勛交給高崗的兒子高毅(小名高老虎)一把手槍,讓高毅為父報仇。李力群的三點揭發其實根本經不起推敲,高崗、習仲勛既然是「密談」,李力群怎麼知道的?高崗的兒子高毅遠在西安,習仲勛給這個青年人一把手槍,千里迢迢從陝西跑到北京來「為父報仇」?這比演義還要荒唐的揭發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聯繫到1965年12月為批判羅瑞卿召開的「上海會議」上所謂的劉亞樓臨終四點意見,兩者競有驚人的相似,而其實質都是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其實,不僅是像李力群這樣的「死老虎」要為揭發習仲勛添磚加瓦,就連在位的封疆大吏諸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德生等人也必須表明態度、狠揭習仲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奉命找張德生談話,希望他對習仲勛的批判「立新功」,張德生無奈之下,只能牽強附會的給習仲勛列舉了八條「罪狀」,其中重要的六條如下: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在洛川召開會議,討論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彭德懷主張以減租反霸為中心,習仲勛堅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2、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以後,副主席張治中在講話中提到蔣介石的時候,都要稱蔣先生。當時西北局黨報《群眾日報》編輯部要修改講話,習仲勛指示:「按張副主席原話發表,一個字都不能改。」3、習仲勛離開西北後還經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許拆西安城牆。4、在1961年困難時期,習仲勛要求陝西省給中央機關領導人送過幾次富強粉。5、習仲勛的家鄉陝西富平縣遭災,習仲勛要求陝西省政府為富平調糧撥款救災。6、西北各省主要幹部的任用都要徵求習仲勛的意見。就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揭發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習仲勛專案審查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包括康生、賀龍等)據此定案,習仲勛就此遭遇了長達數年的牢獄之災。而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當然也難逃「法網」,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奉命審查劉景范,據劉景范的女兒劉索拉回憶:「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將劉景范叫列中組部整整談了三個小時,以黨組織的名義逼迫劉景范承認《劉志丹》這本書是他與習仲勛合謀而著,但被劉景范頂了回去。」劉景范的對抗換來了沉重的代價,他後來被戴上手銬、長期遭受非人待遇。馬文瑞等人也被這「無妄之災」所牽連,甚至連當初給李建彤帶路的王悅賢、劉景華這樣的尋常百姓也躲不過去。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小說《劉志丹》一案遭到無辜牽連的幹部群眾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

可是,就在習仲勛等人相繼落馬之後,毛澤東在同原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談話時卻意外的發表了與眾不同的見解,毛澤東說:「仲勛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這種「馬後炮」在毛澤東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說這番話的時候,毛澤東早已經把炮打的目標鎖定在了劉少奇、彭真等人身上,所以,這時候的習仲勛在毛澤東眼中自然也就是「好同志」了,不過,令人倍感納罕的是,在這位「偉大導師」口中成了「好同志」的習仲勛並沒有因此逃脫劫難,相反更加恐怖的「文化大革命」還在等待着這些人。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西北革命歷史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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