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6、27日這兩天，將在中國上海召開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這次會議或許會成為中國拯救人民幣的最後機會。
選擇中國作為G20一系列會議的主辦方，其初衷是為了展現中國的進展並讓其得到承認，用《華爾街日報》的話說，「推廣世界經濟運行的新模式」。事到如今，可中國的經濟卻正在搖搖欲墜，其金融體系正在分崩離析。由此，G20成員國都在希望北京能夠「矯正其經濟問題」。
除了即將在上海舉行的財長會議，今年還會舉行其他一些G20活動；不過，似乎與會各國並不準備出台一套救援中國的方案。
拯救人民幣也許是北京首要的一項關鍵任務。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人民幣在最近幾個月內步履蹣跚，許多中國企業與個人都紛紛將資產帶往國外，以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去年，中國資本淨流出的規模大約在6760億美元（國際金融學院數據）至1萬億美元之間。
為了減緩資本外流的速度，北京重新啟動了資本管制措施，有些措施得到了公開，有些卻還沒有；此外，中國還大舉減持外匯儲備，以干預國內與國際匯市。
結果便是中國的外儲迅速下降。其下降規模無疑比中國外匯管理局公佈的數據還要龐大。從外匯局公佈的數據來看，去年中國外儲下降了5128億美元，今年1月又繼續下降了995億美元。
截至上月月末，北京方面聲稱，其外儲餘額只剩下3.23萬億美元。一些分析師認為——此外還包括類似於凱爾·巴斯這樣的對沖基金大佬——中國的外儲流動性頭寸實質上要比官方公佈的還要少。
中國當前局勢的惡化程度，從下述事件中就可見一斑：周四，人民銀行卻沒有發佈1月外儲報告中的明細項目。
人民銀行通常都會公佈其外匯購買的歷史明細，但在1月的報告中卻只剩下了外儲餘額的數據。央行選擇不公佈金融機構的購匯數據，這使得分析師很難就外儲的流入流出情況進行比對分析。
正如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的分析，央行未發佈重要數據的理由可能是推遲發佈。然而，這似乎更像是北京在近乎絕望般地，試圖掩蓋外儲下滑的程度。
很明顯，中國的外儲還會繼續下滑，直到達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不過，與此同時，中國的技術官僚們卻堅決地反對讓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到恰當水平。對於G20財長會是否會達成一項限制貨幣波動的協議，中國財長樓繼偉連說了三個「不」字。他說，對中國搞什麼『廣場協議』，這只是「媒體的幻想」。
「這項提議根本就不存在。」
這種看法與關注G20的大部分分析師不謀而合，他們都不認為G20會就匯率達成什麼重要協議。資本經濟學研究所（位於倫敦的一家智庫——觀察者網注）的安德魯·肯寧漢姆表示：「儘管最近金融市場持續動盪，這激發了G20財長會將加強各國協調匯率政策的推測。不過，對於這樣一種協議的目標究竟為何，各國根本還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很難想像，這一議題會在會上得到嚴肅討論。」
大部分G20國家能夠達成共識的又是什麼呢？肯寧漢姆認為，這便是同意不陷入「競爭性貶值」。
G20國家都認為，應當由市場來決定匯率問題。而這又恰恰是中國政府內部技術官僚們中的主流看法——至少從他們的官方表態來看是這樣的。但北京恰恰就不會允許匯率自由波動。在每一個交易日，央行都會確定在岸人民幣的一個中間價，有時甚至為了確保每日2%的浮動規模上限，不惜消耗真金白銀。
總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們並不允許人民幣發現自己的清晰價格，並且花費巨資以捍衛其由政治決定的價格範圍。他們依舊可以這樣做，也許再做上個半年，但並不會更長久，特別是中國所捍衛的匯率實際上，要比市場自身決定的高出不少。
因此，中國必須對外儲耗盡有所作為。然而，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快速還是慢速，也不會成為北京的選擇，因為這會造成更加嚴重的資本外流。
對北京技術官僚而言，根本的問題是，對中國的問題來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技術」的解決方案。新經濟思考學院的羅伯·約翰遜正確地診斷了中國存在的問題。他認為：「穩定匯率的關鍵在於，制訂一種可信的發展政策。惟其如此，在人民幣與中國外儲上的壓力才會消除，這是因為投資者將可以看到明確的前景。」
不過，至於約翰遜真正在談論的——結構改革問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根本無法解決。
到目前為止，北京採取的手段便是開罪華盛頓。在2月10日的一篇社評中，官方的新華通訊社聲稱：「發達經濟體，例如美國，其政策總是主要着眼於國內，卻又總是溢出到國外。」
新華社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加強戰略協調並堅持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北京的實際意思是，在多邊機構中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讓中國在例如IMF等等國際機構中發出更大的聲音，這究竟是不是個好主意，上述問題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並不能解決中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將遭遇的問題。
中國所需要的，正是G20為人民幣背書。這樣就可以為北京尋求解決方案並重獲市場信心而贏得時間。
不過，中國高級領導人卻過於自負與傲慢——或許甚至太過缺乏敏感性——以至於不會在G20上尋求幫助。而G20對中國來說，恰恰是防止其貨幣、經濟和金融體系崩潰的最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