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裏，成功的標準是一個人通過不斷奮鬥，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而回到家鄉，成功的標準則突然變成了結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
過年期間，有一則題為「上海女孩跟男友回農村過年，見到第一頓飯後想分手」的新聞很火。這類網友「喜聞樂見」的八卦，迅速挑起地域罵戰與群體攻擊，也讓過年裏賦閒的網民們，酣暢地秀了把婚姻觀和家庭觀。
對於出生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情侶，「過年」這件事或許真是個一年一度的坎兒，不同的飲食、文化、習俗、社交圈，會在短短的幾日內上演一場原子對撞，一不留神雙方之間就生出失控黑洞。
今年，是我和先生婚後的第一個過年。由於我們現已常駐上海，對於「回東北過年」我們早就心照不宣，但這場原子對撞將帶給我們怎樣的火花，我們都好奇又忐忑。
「小年」與「小年夜」
和先生到達他老家的時候，剛好遇上北方的「小年」——事實上「過小年」的習慣，也是我去了北京後才學會的。
在上海，人們沒有「小年」這一說。大家只是叫「除夕」為「大年夜」，而除夕的前一天則就相對成「小年夜」了。在我記憶中，上海的小年夜沒什麼特別講究。父親一般會帶我和母親去大型超市進行年度大採購，備上一整個過年食材，也順帶捎上一些拜年手禮。
在北方，「小年」則是臘月廿三。自小年開始。每家每戶都進入了全心全意準備過年的節奏，它是整個「北方年」里正正經經的序章。
小年當天早上，婆婆天沒亮就起床開始忙活。從她口中得知，本地人都是不屑菜場賣的餃子皮的，覺得機器壓的皮子太干、吃口不粘。
從和面、揉面到擀皮，婆婆對這些都要親力親為——這讓我感覺相比在家包餛飩時父親總愛琢磨餡料，這外邊麵皮才是北方餃子的魂。
在先生老家，吃餃子沾的不是醋，而是蒜汁兒。它由鮮醬油與蒜末調成，先生喜愛在裏邊放些干辣椒，一口沾一個下肚，完全不用碗盆接着。
這味道怎麼說呢，挺咸也挺鮮，但我矯情的南方胃，還是驅使我默默倒了碗陳醋，還加了勺糖。
吃完餃子後，我和先生陪着婆婆逛街採購。年關將至，這裏各路賣東西的商販便悉數把貨物推到鎮上的主幹道來擺賣。在這和諧、有愛的氛圍里，當然沒有什麼掃興的城管。
乾果、海鮮、雞鴨、蔬菜、玩具、保健品、對聯、鞭炮、豬頭……凡過年需要的食材和物品，我們走半條街便能採購完全。
沿途最「魔性」的，就屬滿大街黑乎乎的凍梨和各類凍成冰棍狀在室外曬太陽的魚蝦了。它們讓我想起那個有名的東北笑話：一哥們去東北出差，在飯館要啤酒，得知冷藏啤酒零下1°，換了常溫，結果零下15°。
東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說位列中國男權思想最重的，東北應該脫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東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掙錢大計，回到家則是甩手掌柜，幾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東北女人，則是毫無怨言地操持着家裏各種細節，買菜、做飯、洗衣、打掃，做好賢妻良母。
這是我對「東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異：在東北過年，廚房裏忙碌的都是家裏的女人們，男人們則在裏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遠是男人們在廚房裏鑽進鑽出，女主人們則都以丈夫的廚藝和勤奮為榮。
這次年夜飯我們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個兒子，三位媳婦到了後，外套一脫便上了灶台——大媳婦(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婦包餃子、生柴火，三媳婦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嬸嬸們都疼惜我是新媳婦又是小輩，堅持不讓幫忙。我猜自己一定是當晚整個鎮上最清閒的媳婦了。
東北的年夜飯很豐盛，整桌都是需要費些功夫準備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餃子裏還塞有硬幣，吃到的則寓意來財源廣進。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還有「送年」這一習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規格的菜餚，吃前也同樣需要放鞭炮、敬神靈，差別只是「送年」的餃子裏就沒有錢幣了。
看着東北家裏女人們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有時會覺得兩地分別由男權主導以及女權主導的家庭運行慣例，或許是上海姑娘與東北小伙結合的一個隱患。「東北男人會不會打老婆啊?」「上海媳婦是不是很作、很強勢?」在讓親友過份擔憂的這一面上，我與先生簡直勢均力敵。
徘徊的年輕人
如果說東北經濟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報告裏是一組數字，那在過年的白山小鎮，大規模年輕人的來去則繪製了一幅現實配圖。
「過年了能看到年輕人真好啊!平時別說二三十歲的，連我這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都沒有。」鎮上一間水果店的老闆娘對我說。
跟着先生參加當地朋友的聚會，大部分我們的同齡人都在外地求學工作，近的在省會，遠的在北京、上海、重慶、江蘇……
「有誰還願意來這裏」，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學在聚會上感慨到。
而令年輕人們更糾結的，則是鄉愿和傳統對異地奮鬥的精神拉鋸。
在過年裏，年輕人意氣風發地回家，仿佛還保留着前一個城市的慣性，未來得及褪下一身鎧甲。然而征途尚未走遠，城池已然失守，在飯桌上，他們依舊會被不同長輩催促着找對象、結婚、生娃。
處在那樣時刻，會想不自覺替這些年輕人鳴不平。在大城市的殘酷競爭，他們很難從父輩那裏得到資源和支持，回到家，卻依然要背負着父輩頑冥的期待與壓力。
在城市裏，成功的標準是一個人通過不斷奮鬥，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而回到家鄉，成功的標準則突然變成了結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這不免令人想起奧尼爾的《天邊外》，或走或留，都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將回到上海，開始後半段「過年」，但對上海的「年」，我也同樣愛恨交織。
上海沒有那麼多的傳統，不需要在開飯前祭拜天地神靈;今年外環之內都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馬路上沒那麼吵、不會到處是紅紙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禮而疏離，不會有那麼多飯局，也不會在飯局上心生尷尬……但同樣，上海的年味兒我早已說不出一二了。
自畢業後去了廣東，過年就是父母飛來，一起在溫暖的南方度假;後來去了北京，過年就是和他們找個目的地，一起接頭玩幾天。今年也一樣，母親已經訂好和老友們南飛的行程，父親也還有工作不能和我們團聚——對我的父母而言，過年早就不過是一年中的兩個長假之一。
再回頭來看「過年」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會文化的濃縮，或許它就像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很難既親密又自由，既團圓又瀟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