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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如果中國飄揚的是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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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的《建豐二年》(網絡圖片)

一九四0年,納粹德軍攻佔法國,美國和蘇聯尚未參戰,歐洲各國處於危急存亡關頭。身為德國猶太人的瓦爾特•本雅明亡命出逃,逃到法國和西班牙邊境上一小城時走投無路,因絕望而自殺在那裏。當時德軍的進犯所向披靡,整個歐洲似乎已面臨末日境地。本雅明在死前所寫的絕筆文字《論歷史觀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說:「講述過去,未必要原原本本,全盤道出,關鍵在於抓住危險關頭所閃現的記憶。……能將過去的希望之火重新點燃的歷史書寫者深信,敵人若大獲全勝,連死者都難得安寧,此敵人一直在節節獲勝。」此敵人就是妄圖把勝仗打到底的法西斯勢力,他們在全球擴大戰線,接着把置身局外的美國和蘇聯也拖入戰火。戰局此後出現轉機,最終以軸心國全面潰敗而收場。

就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看,盟軍的勝利並不意味着正義之師必然獲勝,邪惡勢力註定失敗。自古以來,野蠻征服文明,強暴蹂躪弱小的亡國滅族慘劇遍及寰宇,充斥了史冊。歷史自有其不確定的本性,一如自然那測不準的混沌。戰場上常會出現意外的變數,有時候某一微小的偶發事件即可導致意想不到的勝敗結局。美軍儘管打勝了二戰,美國作家寫二戰的作品卻絕非中共軍旅作家那樣愛唱炫耀戰績的高調,其中的某些作者反喜歡講那種令人敗興的故事,偏要編排其另類歷史的惡搞劇本。這種反事實的敘事文類特具西方啟示錄性(apocalyptic)的憂患意識,它們的作者總是不厭其煩地講述軸心國如何打敗蘇聯和美國,一時間稱霸世界,威脅到整個人類的存在。據一位美國學者統計,此類反事實的二戰故事書至今已出版上百種之多,其中尤以小說《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by Philip K. Dick)情節離奇,最為暢銷。書中的二戰結局是盟軍失敗,德軍佔領美國東部,日軍佔領美國西部,美國人臣服於法西斯暴政,兩個佔領國在北美大地上的對峙逐漸出現了摩擦。最近此書被改編成十集電視連續劇在亞馬遜網站上熱播,面對螢屏上觀眾眼熟的時報廣場,平日懸掛大型廣告的樓面令人驚恐地換上了納粹黑色黨徽的大旗。更有甚者,宣傳該電視劇的海報還把那黨徽畫上美國國旗,貼入紐約地鐵的車廂。

打了勝仗的美國人就是有魄力和奇想對眼前的現實開此類詭譎的玩笑,製片人於是想方設法,把那「危險關頭所閃現的記憶」音像化為感官消費,讓觀眾在此時此刻穿越歷史霧霾,去感受那刺激得人喘不過氣來的驚恐。但打了勝仗的中共集團及其「愛國賊」臣民卻缺乏從容面對歷史的氣度,中華民國在台灣已延續六十多年,面對媒體上公開亮出的青天白日旗,他們至今仍歇斯底里地神經過敏。最近一位十六歲的台灣女歌手到韓國演唱,僅在電視綜藝節目中亮了亮中華民國的國旗,此舉一經台籍五毛網上舉報,中共政府及其網上輿論立即對該女孩展開討伐,硬逼她上電視做了道歉。必須指出,中共今日的「青天白日旗過敏症」已不只過敏在兩個中國或台獨的問題上了,他們另有其深層的戒懼:那就是台灣朝野間經多年的抗爭與和解而一步步推進的民主制度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挑戰,是中華民國全體國民今日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權在大陸民眾心中可能引起的反事實歷史想像,青天白日旗即此挑戰與想像顯靈性的體現。

中共集團可謂開放社會的敵人陣營中最詭詐多變的一幫,屬於本雅明所驚恐的那種節節獲勝的敵人,事實現已證明,自他們大獲全勝,竊據大陸以來,果然「連死者都難得安寧」。他們寄生抗日統一戰線,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趁機壯大武力和擴大根據地,抗戰勝利後又利用國際和國內有利於他們的局勢挑起內戰,在打敗八年抗戰中已焦頭爛額的國軍之後,搖身一變,從大搞暴力分田的共匪一躍而升級為「人民解放軍」。他們說他們解放了受剝削被壓迫的全中國人民,老百姓也就以為自己獲得了解放。只是在「解放」後經歷了從土改、反右、大躍進和大饑荒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大屠殺等災難,被告知獲得解放的國人才逐漸有所醒悟,由不滿現狀到開始質疑黨化教育灌輸的決定論史觀,至今已形成從黨內到民間以各種形式還原歷史真相的潮流。越來越多的民眾識破所謂「解放」的神話,發現此類被告知的「事實」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建構,它所反映的完全是掌控話語權的統治者用以描述社會現實的觀念,而非現實本身。你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也就是接受自古以來的成王敗寇論。你認同暴力奪權者的勝利,就難免陷入他們對你的奴役。本雅明早已尖銳地指出:「當前的統治者就是前此所有勝利者的繼承人,對勝利者持認同的態度自然有益於任何時代的統治者。……每一部文明史同時都雜有野蠻史,文明在其整個的傳接過程中從沒擺脫野蠻。」認清了這個道理,自然也有助於我們明白,中共之所以打勝內戰,乃是當時的國內外局勢陰差陽錯所導致的偶然結果,並非他們的暴力革命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也非他們先贏得民心,然後才得了天下。不可否認,中共的獲勝自有其可言之成理的因果關係,但因果關係並不等於必然性,不同的起因造成相同結果的現象,才可稱其為必然。歷史事件極其複雜,任何微小的起因都可能引發差別極大的結果。反事實的思想試驗旨在探討不同起因可能產生的不同結果,這種探討縱改變不了既成的事實,至少可啟發我們一窺過去的真相,發掘出被掩埋的可能性。

你若有興趣上英文的「quora」網站(www.quora.com),即可發現上面有不少反事實思想實驗的提問皆針對中國的歷史及現狀而發,其中最有啟示性的問題就是:假如國民黨贏得內戰,今日的中國會怎樣?眾多的回答雖有爭論,但基本上都認為大陸的情況會類似今日的台灣。他們同時也就一些相關問題——如國民黨會不會為增加資源和財富以維持其統治而實行改革和建立民主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冷戰會怎樣終結/沒有毛澤東及其發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情況會更壞,還是更好,抑或完全出乎我們的想像——展開討論,提出各自的看法。

與這類網上問答同聲相應,陳冠中不久前出版了中文版反事實思想實驗小說的首創之作——《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該書的新中國敘事即從國民黨打勝內戰,中共的殘餘勢力逃往蘇聯拉開帷幕。陳書所呈現的圖景是:國軍自清黨分共以降,剿匪二十多年,終於在徹底清除赤禍之後全面執政,於四九年開始推行迥異於中共的土改政策。對這一體現民生主義精神的新政,書中有幾段寫得平實而中肯的文字,其追補性的反事實陳述正是當時極有可能實現的歷史虛線,不幸在中共暴力奪權後橫遭踐踏,完全磨滅。對比後來那一系列災難性的事實,重新思考這一可能性,至今仍顯得意義深遠。按照陳書的敘述,經過類似於國府在台灣實行的減租和土改,戰後的大陸社會走上了和平建國的道路:

農村的經濟基礎經過溫和均富的現代政策洗禮,士紳階層的積極性受到現代化與復興中華號角的鼓動,傳統文化里與現代相應的資源被發掘激活,民間社會對現代文明的衝擊有了更深厚的緩衝適應力,避免了毀滅性的震盪。

在全國範圍,溫飽很快已不成問題。禮樂教化、傳統匠藝、民間的多元習俗與信仰也添補了生命力。固然,公權力對黑白兩道惡勢力一時半刻未能遏制;官商不法勾結,貪污舞弊,地方惡霸當道,強取豪奪,皆為國人詬病;地域主義、公害污染、性別歧視等社會陰暗面、國民劣根性也確實存在。不過,占人口大多數的務農階層已經能夠在中國大地上棲居樂業、安身立命。

千百年來的精英流動生成模式也因而變相延續,民間讀書種子學而優則從事現代仕商專業。至於農耕吸收不了的剩餘勞動力,則到全國沿海新成立的外貿加工免稅特區里中資外資合資工廠打工,個人賺錢,國家進外匯。

自四九年開始,中國農村人口就不受管制的向城鎮大量轉移,城區人口猛漲,城鎮大面積擴展,新舊建築混雜,中小型工廠林立,新移民棚戶貧民區見縫插針改變了所有城市景觀。二十年後,中國農村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意味農村再沒有多少哪怕是隱性的剩餘勞動力。

中國能取得比別的發展中國家更出色的成就,是因為在四九年後發展的第一階段,中國做對了三件事:一、土地改革包括地租管制造成農村財富均衡分配;二、政府持續扶持農業,縮短城鄉差距;三、農村土地財富轉成工商業資產。(頁85、90、91)

陳冠中在他的小說敘事框架內插入這麼多論述性的文字,恐未必能引起一般小說讀者的興趣。我在此不惜篇幅,照抄這一大段原文,為的是對比性地強調,在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正是由於私有製得以合理保存,民間社會未遭毀滅性摧殘,共產黨那種掠奪加計劃的經濟模式未能得逞,從傳統向現代漸進轉型的過程才有可能按哈耶克所謂自生自發的秩序平穩進行。我同時還要指出,陳冠中的反事實描述並沒有一味美化國民黨執政下的新中國。他特別羅列轉型過程中舊社會殘留的污泥濁水,並指明那一切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尚難以在短時間內一掃而空,顯然是意在向讀者申辯,老舊的中國要向現代的文明社會轉型,既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必將舊有的事物盡行破壞,在廢墟上新造烏托邦社會。傳統的民德民氣其實一直都是在那種黑白混雜,正與邪互相磨礪消長的拉鋸中延續下來的。所謂自生自發的秩序,乃是經「否定性正義標準」不斷矯正而逐漸形成的制度、規則和習俗。隨着不利於發展的劣性因素被淘汰或逐漸改善,良性的因素自然會得到優勢發展。中共所主導的階級鬥爭路線則與之相反,他們自始即劃分敵我,界限分明,為造成其掌控的趨同局面,中共向來都不分良莠地消滅任何異己的勢力。中共政權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做過一些革除陋習,打擊舊社會惡勢力的事情,但此類行動完全是為了樹立其極權專制的總體建制,是在土改、鎮反和三反、五反等清除敵對勢力的屠殺鎮壓過程中進行的,其結果鞏固了新政權,卻破壞了幾千年來形成的社會生態。近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中之所以弊政多端,振興經濟的過程中鬧得社會沉渣大量泛起,反而激活了舊社會餘孽和資本主義的消極因素,就是因為民德民氣虧損已久,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生態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建豐二年》是一部讀來令人甚爽的解恨之作。「恨」是人們對未能實現之事、未能成就之業所懷有的遺憾和失意,古代文人往往因自身的不幸境遇而對某些歷史人物的遭際懷抱同情,因而賦詩屬文,詠嘆他們「飲恨吞聲」的悲劇,江淹的《恨賦》即此類詩文的代表作。此類作品僅止於抒發作者的「恨人」情懷,從未超出弔古傷今的老調。陳冠中這部反事實歷史小說則另闢翻案圓場的新路,突破了傳統舊作的「恨人」情懷,他反事實所反出來的很多可能性可謂以虛諷「實」,以至寫出了虛中的真實,其中最為解恨的看點就是讓我們認識到,假若沒有共產黨,國人至今仍引以為恨的很多憾事不只不會發生,而且時局演變中自會優化出很多更符合國人期望的和更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結果。

按照陳書的敘述,與中共的一邊倒向蘇聯相反,贏得全面執政的國民政府雖受惠於戰后豐厚的美援,率先發展了經濟,卻並未一味聽從美國指點,沒完全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分工,而是以國家之全力扶持發展了大國應有的重工業和先進的國防工業,趕在日本經濟起飛前成為亞洲的龍頭老大。因而早在七十年代,中國的均貧富程度即創下了不次於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優良記錄。由於少了共匪作亂的干擾,作為二戰的戰勝國,中國從美國手中獲得釣魚台列嶼和先島群島中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此外,書中還另有專章,詳述了中國船王浩雲對這兩處島嶼的商業開發。

陳冠中對西藏問題及藏人處境關注已久,他繼小說《盛世》後發表的另一作品《裸命》講述的就是一位藏族青年在中共「漢族強勢政策」下的生存困境。《建豐二年》顯然延續演繹了作者更為深沉的西藏關懷,其反事實的西藏劇本中擯除了共產黨統治下的強權壓迫,讓我們看到了噶廈政府如何與南京政府周旋協商,爭取藏人治藏的事件掠影。在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西藏不只沒有發生任何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也不會有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更不會出現近年來接二連三藏人自焚抗議的慘劇。

沒有共產黨,當然不會有從反右到文革一連串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陳冠中身為作家,自然十分揪心當代中國作家耿耿於懷的諸多恨事,因此他的反實事敘事特辟一章,專門講述內戰結束後,中國作家的命運及其創作的繁榮景象。說是「民國初抵昇平世,意識形態領域由你死我活的敵對轉為眾聲喧譁的爭艷,只要不替共黨張目,不直接衝擊國民黨的統治,文學自然繁花似錦……」(頁160)老舍沒因遭紅衛兵批鬥而被迫自殺,一直活到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沈從文、施蟄存均無挨整受辱的經歷,張愛玲也未流亡國外,他們都有傑作陸續問世,享譽國內海外,也都煥發出有可能榮獲諾獎的創作勢頭。總的來說,陳書的敘事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生活在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各方面都比生活在今日的共產黨中國更幸福,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嚴。

為避免在突破決定論的起點上陷入無限可能性的混亂世界,可以明顯地看出,陳冠中在謀篇構思上力求儘可能少地重寫歷史。他處處緊扣歷史脈絡,一心要取信讀者,因而書中所描述的反事實情節大量挪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執政的史實,器官移植般裝配到大陸背景的全新宏圖中。他稱蔣介石為「老總統」,讓蔣在南京政府連任五屆總統,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而所謂的「建豐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是蔣經國(字建豐)接班其父,就任總統的第二年。通觀全書,其中的政治背景構架和登場人物的姓名身份,大都過分地拷貝了現實中台灣的既有格局和人事安排,包括該書序幕與結局中被稱為「叛亂滋事」的民運人士大聚會,都在時間上暗合了當年的美麗島事件。

需要強調的是,做反事實思想實驗的文章,即使是假設,也須遵循假設上的邏輯一致,最好能避免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就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現實情況來看,蔣介石主政的條件及其面對的挑戰與留在大陸的情況已完全不同,他原有的政治對手有的滯留大陸和香港,有的流亡國外,隨他遷台的閻錫山白崇禧等曾有實力的人物,也都失去各自原有的地盤和權勢,不再具備挑戰蔣介石的條件。再加上對岸的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台灣,正是在那種為堅守反共復興基地而長期實行戒嚴戡亂的危急形勢下,蔣介石才得以獨當一面,剛愎自用,一直連任到去世。但置身南京政府的政治格局中,蔣介石面臨的挑戰和繼續執政的條件就大不相同了。僅就四六年五月召開制憲國大確立的憲法條款、四八年三月行憲國大期間鬧出的競選糾紛,以及緊接着蔣在年底被迫下野,美國政要一直推動聯合政府的操作,促使國民黨儘快實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事實來看,假若國民黨獲勝後全面執政,蔣介石繼續獨裁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更不要說連任到死,也根本談不到把總統的寶座傳給他兒子。陳書反事實敘事的因果關係立足於國軍打敗共軍,但卻簡化了建豐二年之前那三十年內更有寫頭的可能性劇情。美國作家的二戰反事實小說至今已寫了上百部,中國作家現在才僅有陳冠中這一部作品。期望中國作家有更多的高手介入國共鬥爭的反事實小說創作,最好能認真參照當時的人們對於未來的存世說法,從中推導出其他更富有前瞻性的劇情。

這樣看來,以誰戰勝誰的結局作為中國之命運走向的關鍵,就未必是反事實劇本構思的最佳起點了。回首往事,我們往往會發現,後來實際上發生的事件,在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看來,並不是他們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動向,更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結果。他們曾期待和力促的可能性那時候眼看着曙光在望,結果卻在陰差陽錯中落花流水,旋即錯失。抗戰勝利後,急於「摘桃子」的毛澤東既受迫於斯大林莫斯科來電的嚴厲指令,又面對美國方面的熱心建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會談前後,他從未放棄奪天下坐江山的陰暗謀算。雙十協議以及後來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之所以成為一紙空文,沒能阻止內戰爆發,毛澤東的存在及其主導的「摘桃子」行動便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中國的不幸在於人妖顛倒的革命運動誤導了大眾,似是而非的輿論迷惑了視聽。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破裂,中共打勝內戰,中國的命運走向從此被導入歧途。舉國擔憂的噩夢居然成真,明明是野蠻的敵人,卻作為勝利者高舉起「正義」的「五星紅旗」,讓張東蓀等有識之士徒喚奈何,後來都落了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這一歷史走向轉變的關鍵人物首推毛澤東其人。他就是現代中國的希特拉,正是他直接造成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惡果。

在本文的結尾,我要向陳冠中或其他作者指出一大有寫頭的故事線索,他們若有意繼續撰寫國共鬥爭的反事實小說,不妨去推演這個特富有戲劇性和刺激味的懸念:那就是除掉中共的黨魁毛澤東,把如何消除他作梗歷史進程的歷險記作為改變中國命運走向的一個關鍵。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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