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清楚地記得，香港維園「六四」紀念晚會結束時，人們細緻地揀走身邊垃圾。有些作為坐墊的報紙已經嵌入泥土，還是被人耐心地一點一點扣出來帶走。我也看到，十數萬人自由而又有序地離場，服務周到的警察讓人覺得溫暖而又安全。
香港社會的秩序，一直是中國大陸人的教材。親官方媒體強調市民的「素質」，親自由媒體則強調警方的親善。同時，香港人也以此自豪，對大陸訪客不排隊、亂扔垃圾等習慣深惡痛絕，甚至斥之為「蝗蟲」。
變壞似乎只在一夜之間。今晨（2月9日2時許）旺角抗議事件中響起警察的槍聲（對空鳴槍），儘管當時抗議者與警察的衝突已經相當激烈，但是據多名親歷者講述，人們感到震驚，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抗議者及其同情者看來，2月9日的槍聲結束了一個時代。長期以來維繫在警方與民眾之間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儘管在近兩年的抗議活動中早已經支離破碎，但是它仍然在風中楚楚可憐地飄搖。以往，「高素質」的香港抗議者，面對警方的驅散，大多和平克制地退散，或者敢作敢當地束手就擒。然而，在這個凌晨，他們突然學會了用磚頭和雜物砸向警察。
出於同樣的邏輯，梁振英代表特區政府將旺角事件定義為「暴亂」。它讓人想到年久日深的1967年「五月風暴」。也是出於同樣的邏輯，一些媒體將其稱為「魚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或者「魚蛋暴動」（Fishball Riot）。
儘管抗議事件從未間斷，但是不久前的香港，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溫和的城市之一。「佔領中環」那樣大規模長時間的抗議事件，也沒有引發「鳴槍示警」。然而，無論人們是否接受，今天的香港，正在演變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之一。
即便是「六四」晚會，我也從每一年警方與組織者在人數估計的巨大反差中，感覺到在政治操控之下，香港社會秩序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樣美好。在科隆、巴黎等歐洲城市，我也看見每一次的狂歡節或抗議活動之後，垃圾遍地，環衛工人不得不大幹一場，似乎也沒有想像中那樣糟糕。社會秩序的關鍵，然而，並非如媒體所教導的那樣，是靠民眾「素質」維持的，而是民主政治保障的法治與自由。
香港正在失去已有的法治與自由。特區警察變成了大陸城管，甚至比大陸城管還沒有人情味兒（在大年初二「嚴厲執法」驅趕攤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民眾對政府長期不滿，而政府管制日益趨緊，是騷亂的根本原因。
特區政府無意反省這一原因——重要的是，只要北京政府尚在，特別政府也無從反省——簡單粗暴的「決不姑息」將無濟於事。槍聲喚起了民眾更多的反抗意志，衝突可能在未來升級。香港比中國大陸城市更加危險，也正在於他們還有反抗意志。大陸民眾普遍已被六十多年的高壓馴服，例如，他們抱怨的不是春晚有毒，而是這副毒藥里沒有加上足夠多的糖。
「六四」之後，歌手崔健高唱「如果這是最後一槍，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可是它不是。在同一個黨的領導之下，旺角槍聲也不是香港的「最後一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