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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慶親王:情色交易引爆黨爭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這是1907年5月8日,該報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巨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農工商部部長(「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並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國際媒體的報道,都只提到了金錢腐敗,卻忽略了彈劾案中更為狗血的情節——「性賄賂」。本文摘自第1998期《中國經營報》,作者雪珥,原題為《1907:桃色「反腐」》。

慶親王奕劻

在大清特色的官場,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沒有無緣無故的八卦。在「二奶反腐」的堂皇話語背後,卻是各方爭奪大清政改發言權的宏大斗爭……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

《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這是1907年5月8日,該報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巨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農工商部部長(「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並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

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

國際媒體的報道,都只提到了金錢腐敗,卻忽略了彈劾案中更為狗血的情節——「性賄賂」。

賄賂品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賄賂」的,是慶親王之子、時年31歲的貝子、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贈送的歌妓,納為二奶。

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陰曆三月廿五)才遞交彈劾狀,《泰晤士報》卻在次日就發出了電訊,消息十分靈通。

發動彈劾的,是48歲的紀檢幹部(御史)趙啟霖。在這份題為《劾署撫段芝貴及慶親王父子折》中,趙御史寫道:

「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借十萬金,以為慶親王奕劻壽禮。奕劻、載振等因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龍江巡撫……」

彈劾的焦點是兩條:一、載振接受性賄賂;二、奕劻接受巨額金錢賄賂。

奕劻時年69歲,爵位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親王,職務則兼軍機大臣、外務部總理大臣、財政處總理大臣、練兵處總理大臣於一身,權勢之大,獨步朝廷。敢於彈劾他,等於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聞。

而國人最為關切的,不只是權貴被彈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關鍵「道具」、天津名妓楊翠喜。權貴加上八卦,這樣的狗血劇,才是輿論的最愛。

楊小姐此時為津門明星,月收入800銀元,據此推算,年入9,600銀元,折合人民幣約134.4萬元,與如今三四線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時,一品大員的年俸比楊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養廉銀」才相匹配。而楊小姐也並非僅僅拿「包銀」這點死工資,還有尋芳客的其他饋贈,比如首飾之類的奢侈品及高檔用品,單這項應該並不亞於官員的「養廉銀」。算下來,官員們要想與名妓一樣有尊嚴,只有弄權創收才能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

楊小姐與載振部長的愛情故事,據說相識之初還是十分偶然的,卻因載振一見鍾情,而平生是非。

據《異辭錄》記載,此前(1906年)載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東北,返回時在天津拜會直隸總督袁世凱,盤桓數日。某次酒席上,作為主人的道員段芝貴,安排了楊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這場演出中,載振對楊小姐一見傾心。

據說,楊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卻很對載振口味。不過自始至終,楊小姐似乎並未與載振有過什麼深層次交往。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這等於讓她參與了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公關推廣,而且受眾群正是其目標客戶群,不知其出場費因此能上調多少?

送禮人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楊小姐月入800銀元,身價並不低。倘或段芝貴真要將其作為禮品送於載振,「從良」的「買斷」價自然不菲。如果溢價10倍,則需6.7萬兩(約合人民幣1134萬元),20倍就需13.4萬兩(人民幣2268萬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貴又圖什麼呢?

時年38歲的段芝貴,雖然在日本學習軍事的時間並不長,但好歹也算海歸。他並非袁世凱的子弟兵,卻最終能獲得袁世凱的青睞,據說是他在發掘和滿足領導的各種隱秘需求方面,有獨到的功夫。《清稗類鈔》記載:

「袁世凱有妾與其仆通,事覺自殺,仆竊藏而逃,久之不獲。巡捕段芝貴為懸賞,募得之以獻。世凱大喜,贊其才,令捐道員,密疏保薦甚力。」

這段記載如屬實,段芝貴的發跡就在於幫助領導洗去綠帽子,換來了自己的紅櫻子。被彈劾這年,段芝貴還只是一個捐班道員,最多無非正四品,廳局級幹部。這說明,段芝貴進入袁世凱的內圈,時間並不長。而袁推薦他出任黑龍江省長(「巡撫」)一職,至少是從二品的省部級高幹,雖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這是超常規的越級提拔,這至少說明,袁世凱對其相當信任和倚重。

段芝貴能得到袁世凱如此提攜,究竟是工作能力、還是拍馬能力?說實話,根據現有的史料,根本難以判斷,而可以確定的只是兩點:一、袁世凱終其一生,用人還是以能力為主,這才將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國政壇中實力和勢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東三省這樣的國家重大戰略上,袁世凱或許可以如李鴻章那樣不太在意幹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幹部的「能」。

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當時壓倒一切的國家戰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侵佔朝鮮,在其鼓勵下,朝鮮當局不斷滲透中國東北,公然在僑居中國的朝鮮墾民中推動分離運動,甚至組織軍隊向中國守軍發起武裝攻擊。日俄戰爭後,日本獨霸東北,這種滲透進一步加劇,東北的分離風險與日俱增,也成為列強博弈的焦點。1906年,朝鮮正式請求日本代為辦理對華交涉後,日本立即以「憲兵」的名義向中朝交界處中方一側的間島地區派遣軍隊,在延吉地區公然張貼文告,宣稱延邊為朝鮮領土。(參閱雪珥著作《國運1909》)

為了應對東北地區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清帝國決心在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設立東三省總督,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巡撫職位,並從山東等地鼓勵農民移居東北,嫌棄了「屯墾實邊」的高潮,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闖關東」。

1907年4月20日(農曆三月初八),東三省官制發表,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巡撫為唐紹儀,署(代理)吉林巡撫為朱家寶,署(代理)黑龍江巡撫為段芝貴,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國的政府分工中,朝鮮事務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點。李鴻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間,一直主導着中國的朝鮮政策。而袁世凱接任之後,這樣的分工並沒有改變。多年專司,北洋系的朝鮮事務人才自然最為集中,由北洋出掌東三省,順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個清帝國能夠通曉朝鮮事務、有着豐富對日鬥爭經驗的,無人能及袁世凱。從23歲(1882年)出道以來,袁世凱在朝鮮足足奮鬥了12年,與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其與主要對手日本的抗爭,勝多敗少,因此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建設東三省,首要任務就是應對日本入侵,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無疑是最好的統帥人才,其在東三省的幹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何況,其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慶親王奕劻,關係極為密切,並與載振兄弟相稱。

至於段芝貴想當黑龍江省長,根本無需向奕劻、載振行賄。

這個職位的人選,中央絕對不可能繞過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內部物色。段芝貴如果轉彎抹角地勾連載振,不僅繞的圈子太遠,而且等於是拿載振壓袁世凱,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夠資格的同僚,這是官場上的大忌,段芝貴應不至於愚蠢至此,袁世凱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袁敢於破格推薦段芝貴,最為合理的解釋,應該不是段芝貴靠「性賄賂」上位,而是其某項才幹至少在袁世凱那裏得到了認可,袁認為其足以勝任艱巨複雜的黑龍江省長。

搶位子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

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趙啟霖一人發起了彈劾,其實幕後有極深的背景。

當時,3個最為著名的御史,結成了一個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時人號稱「三菱公司」。《國聞備乘》記載:「湘潭趙啟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趙炳麟,同時為諫官,甚相得,號稱敢言。京師人爭目矚之,因假上海洋商標記,共呼三御史為『三菱公司』。」

這些御史們,統歸於「清流」,而「清流」的領軍人物,是57歲的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協辦大學士瞿鴻禨。瞿鴻禨的實際權力,僅次於慶親王奕劻,兩人明槍暗箭,爭鬥得相當激烈。而時年46歲的兩廣總督岑春煊,是瞿鴻的槍桿子,與慶親王的槍桿子袁世凱旗鼓相當。

當時的朝中,除了這兩股所謂的「清流」「濁流」激盪得比較洶湧之外,還有一股以高幹子弟們為主的親貴派,及以老幹部們為主的騎牆派。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而誰能掌握這場政改的主導權,成為權爭的焦點。

作為李鴻章的衣缽傳人,袁世凱以改革實踐派著稱,多年來他也積極推動政改,甚至說:「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憲聲,即是吳樾!吳樾者,即汽車中放炸藥刺端午橋(端方)之人,即是革命黨!」(吳樾事跡,參閱2012年5月7日本報雪珥專欄《被狙擊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沒有閒着,既然務實比不過袁世凱,就從務虛開始,從廣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立憲社團「預備立憲公會」,由其心腹鄭孝胥出任會長,張謇、湯壽潛出任副會長,搜羅江蘇、浙江、福建的官紳270餘人,定時集會,頗具政黨的雛形。

爭奪改革主導權,關鍵還是在於爭奪行政資源。作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國家機關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鋒的焦點。

在這場交鋒中,奕劻、袁世凱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籲要效仿列強,建立「責任內閣制」,以內閣取代軍機處(有關軍機處的設立,請參閱本報2012年10月29日《軍機處破解集權命題》)。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凱其實也有不可對人言的小九九:他並非軍機大臣,對中樞的影響有限,而推行責任內閣,與他交好的慶親王奕劻必能出任總理大臣,則其政治空間將大大擴展。

而瞿鴻禨則因現實處境的關係,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堅決捍衛舊有的軍機處制度。他對袁世凱的勢力日益侵入中樞深為不滿,試圖通過鞏固軍機處,解決「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張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則派遣親信同鄉于式枚,攜帶專門的密電碼進京,建立了瞿、岑之間跨越京穗的熱線,互相呼應。

雙方角力的結果,瞿鴻禨大勝。袁世凱提出的責任內閣制被最高核心否決,軍機處繼續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鴻禨兩人外,其餘軍機大臣,如吏部尚書鹿傳霖、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學部尚書榮慶等4人,均調離中樞,另補入大學士世續、廣西巡撫林紹年。世續是滿人,與慶親王交好,而林則是瞿鴻禨所推薦。袁世凱還被迫向新設的陸軍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個師(「鎮」)的兵權,僅僅保留了第二、四兩鎮。

剛從英國公使任上回國的汪大燮,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評價說:「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實欲與瞿同為副總理。其不成者,實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陸軍部已立,而撤北洋兩鎮以歸部,遂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爭奪,在於地方督撫的佈局。這一回合,北洋派收穫頗豐:兩廣總督岑春煊調任雲貴總督,由袁世凱的親家周馥接任,同時,在新設立的東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勝,囊括了總督、巡撫的所有職位。

岑春煊接到調任雲貴的電令,走到上海,稱病不行,中樞無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總督。這回,岑春煊倒是動身了,但從水路到達漢口後,就報告中央,希望能「順道」覲見太后,而且不等回復,就登上了京漢鐵路專車直接北上。

到車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鴻禨的小同鄉、御史趙啟霖。

「官屠」炸彈

岑春煊的開炮,給北京的政局帶來了不小的震動。

從後來的形勢發展看,瞿鴻禨、岑春煊等做了兩手準備:一手是通過岑春煊與太后的特殊關係,進京覲見時給奕劻下眼藥;二是趙啟霖等聯絡御史,從公開渠道發難。

1907年5月2日凌晨,剛剛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單獨接見。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郵傳部尚書。

郵傳部掌控鐵路、航運、郵政、電報,都是大清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對於岑春煊的新任命,國際輿論相當狐疑。《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5月14日寫給總部的信中說:

「最近,在同一天裏公佈了兩個任命,這個帝國的最開明的官員之一被任命為四川總督(趙爾巽),另一個是代表反動官員的人——雖然我還找不出證明來支持這一看法——被任命為郵傳部大臣(岑春煊)。」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走奕劻的親信、郵傳部副部長(「侍郎」)朱寶奎。

連着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單獨接見,並進行長時間對話。而在對話中,岑春煊甚至尖銳抨擊政治腐敗和假改革,當然,矛頭所指,正是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擊「假改革」的言論,雖然幕後有其所夾帶的私貨,但就其言論本身,卻的確切中時弊。

岑春煊的開炮,給北京的政局帶來了不小的震動。李鴻章的侄女婿、時年33歲的小官員孫寶瑄在日記中記述:

「岑帥之突至,以霹靂手段為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盪恐,過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晚清官場,岑春煊因為政崇尚嚴猛,經常參劾官員,而號稱「官屠」,與「錢屠」張之洞(指張花錢如流水)、「民屠」袁世凱(指袁鎮壓民亂手段剛烈)並列天下「三屠」。

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彈」後,「三菱公司」的御史們也發起了第一輪彈劾。

翻案

兩派相爭的第一輪結果,載振和趙啟霖都丟了官。

趙啟霖的彈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無其事。均應徹查。著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切查明。務期水落石出。據實覆奏。」

載振幾乎是立即遞交了辭呈,但被中央拒絕。

但是,同一天中央卻宣佈:「段芝貴著撤去布政使銜,毋庸署理黑龍江巡撫。」政治平衡術中,官小的總是被當作砝碼使用。

載灃和孫家鼐趕到了天津,卻發現楊翠喜並不是載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鹽商王益孫買下,作為外房,並立有「字據」為證,「性賄賂」案子虛烏有;而天津商會總理王竹林也宣稱,自己根本不可能籌措10萬兩巨款,給段芝貴去送禮。

王益孫在天津的報刊上,公開刊登了相關聲明,為自己的小妾楊翠喜正名,反擊「謠傳」。而專案組則帶回了楊翠喜的證詞:

「具呈人楊翠喜,為據實陳明事:竊身向在天仙茶園唱戲,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間,有王五爺(王益孫)向身母說,允以三千五百元價買,充當使女之用。竊身遂於初三日在天仙茶園停演,於初四日回東安縣。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爺日本租界樓房暫住。於三月十八日歸王五爺住宅服役。所具是實,並無矇混情弊。為此,叩乞欽差大人查核施行。」

如此天翻地覆,頗具戲劇性。

查無實據,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詔,痛斥趙啟霖:「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所關,並不詳加察訪,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衊,實屬咎有應得。趙啟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有趣的是,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載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請辭。

載振的這次辭職,馬上得到批准。上諭對其褒獎有加:

「載振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為商部尚書,並補授御前大臣。茲據奏陳請開去差缺,情辭懇摯,出於至誠。並據慶親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懇,具見謙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請。載振著准其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富力強,正當力圖報效,仍應隨時留心政治,以資驅策,有厚望焉。」

這其間,據《異辭錄》載,似乎新入軍機的世續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時年52歲,「在滿人中素著忠悃」,與慶親王關係不錯。他擔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則「徒苦老慶,於滿人無利」,顯然,這是頗講政治的顧慮。當慈禧前往頤和園,在萬壽寺稍憩時,召世續單獨見面,世續巧妙地透露說,岑春煊其實與慶親王有私怨。這點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對岑春煊開始疑慮。

主管查案的載灃、孫家鼐兩人,載灃時年才24歲,並無什麼經驗閱歷,世續勸他少蹚渾水,一切聽孫家鼐的。

孫家鼐此時卻已80歲,「年事老矣,畢世在京,久直毓慶宮,於宮庭知之頗悉」,深知江湖風險。孫家鼐認為此案即便坐實了,對慶親王和袁世凱也無大礙,反而會給眾人種禍。後世因此懷疑,該案並非查無實據,而是孫家鼐「難得糊塗」了一把,沒有認真查。

孫家鼐的考慮,的確是講政治、講大局的。慶親王畢竟是「與國同休」的親貴,連他的貪腐都要查,這個政權就連「自己人」都沒有了。慈禧太后並非不知道慶親王的貪腐,王府每年的開支超30多萬兩(約合人民幣6,000萬元),與慶親王的正常收入明顯不符,至少可以問個「巨額財產來路不明」的罪名。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連《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market),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據說,在該案中,慈禧太后曾當面責問慶親王:「汝為財耳,國亡,財於何有!」《異辭錄》因此感慨,太后的話真是王道之言,「惜未能發其聾而振其聵,悲夫!」

兩派相爭的第一輪結果,載振和趙啟霖都丟了官。載振烏紗帽的含金量大大超過趙啟霖,只是下台方式體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還是贏面更大。

御史們並不想見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趙炳麟出場,在5月19日上疏,認為:「處此時勢,大小臣工皆應勸善規過,共濟時艱,倘敢言之諫臣嚴加屏斥,臣恐言路閉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對於段芝貴之案,他說了大實話:「臣早欲具折糾參之,則無真實之憑據;不參,又不能上對君父,下對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於病。及見趙啟霖糾參,益欽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顧忌,不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今則如臣之多所顧忌者,獨留於朝;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者,罷職而去,謂立言官之謂何?將何以作其氣耶?他日,倘有權奸干國,賄賂公行者,誰復為之直言極諫耶?」

他還以辭職相逼:「倘以臣言為朋比,則臣實無面目以立於朝,亦將還冠帶於陛下,辭我皇太后、皇上而歸田裏矣。」

4天後(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擊,認為載灃、孫家鼐的調查報告有不少疑點,要求重新調查。

他把矛頭指向了鹽商王益孫,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藝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孫畢竟不僅是商人,還是兵部的候補郎中,當然也算領導幹部,迎娶歌妓的行為違法。

反擊

報道「二奶」反腐案「搏擊最力」的媒體,當屬《京報》。

一直處於守勢的北洋派,終於完成力量集結,開始反擊。

5月27日,慈禧單獨召見奕劻。奕劻指出,兩廣軍情緊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議岑春煊回任兩廣,慈禧同意。其實,慈禧此時也有點厭倦岑春煊,試圖以此平衡兩派之爭。

岑春煊雖不願意,但朝命頻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繼續稱病觀望。

隨後,在袁世凱支持下,御史惲毓鼎向瞿鴻禨發難,公開彈劾其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佈黨羽。身為堂堂軍機大臣,瞿鴻禨竟於當日被逐出軍機,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擊,是因為她確信了瞿鴻禨的確在幕後有所串聯。

報道「二奶」反腐案「搏擊最力」的媒體,當屬《京報》。該報創刊於當年的3月28日,其主編汪康年當年在浙江鄉試錄取時,正是瞿鴻禨當的考官,因此有師生之誼,關係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權爭中,汪康年利用其媒體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時洛陽紙貴。不過,這也直接導致了報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締。

瞿鴻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無忌憚地運用媒體作為投槍和匕首。媒體的集體狂歡,看似在呼應他,卻實際上激起了高層的反感和警覺,反而幫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黨背景的《神州日報》,也於該年4月2日在上海剛剛創刊,于右任擔任社長(「經理」),楊毓麟任總主筆。楊毓麟從5月18日至24日連續發表評論,狂轟濫炸:

「楊翠喜,以一女優而為釀成政界恐慌……」

他認為:

當朝權貴「納賄之術,為途亦多……乃至買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歡娛,承貴人之顏色。封疆之寄,賤於俳優;節鉞之榮,售於奩鏡。」

顯然,這樣的言論,當局自然是聞之逆耳的。

在御史們的集體壓力下,北洋派對趙啟霖放了一馬,中央於7月16日發佈上諭:「已革御史趙啟霖,着加恩開復革職處分。」而對岑春煊,則窮追猛打。

岑春煊為了積累爭奪政改主導權的實力,此時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有相當密切的聯絡,梁啓超甚至專程回國面談。而袁世凱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偽造了岑春煊與康、梁等人的合影。這張假照片,加上諸多的真情報,導致了慈禧太后痛下決心,罷免岑的職務。8月12日,中央諭令開缺岑春煊,一個封疆大吏,就這樣在政爭中被淘汰出局,這是其在發動「二奶」反腐時,絕對沒有想到的結局。

史稱「丁未政潮」的這場風波,轟轟烈烈了幾個月,隨即偃旗息鼓。但是,一個極其強烈的信號卻傳遞出來了:

大清國的腐敗,已經與改革血脈相連,並且隨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為改革攻堅戰的政改,也被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機會,無論哪一派莫不如此。這正是大清國改革的最尷尬、最弔詭、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多年後,著名作家張伯駒(其父張鎮芳,為袁世凱的表弟,與段芝貴相熟)寫下如此詩章:

買贈佳人金屋嬌,

封疆摧任氣何豪。

啟霖多事煞風景,

卻上彈章拆鳳巢。

其實,在類似的折騰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嬌的鳳巢,而是帝國的大廈……

責任編輯: 劉詩雨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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