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華國鋒
繼毛澤東之後，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任職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儘管有貶有褒，卻是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在中國大陸，只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是按照這個基調來評述的。近些年來筆者閱讀的印象，發現「一正」顯得不足，而「四負」則不少有違事實或過於武斷。
華國鋒辭世後，官方的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於粉碎「四人幫」，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關於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拋開其意識形態的色彩，至少在事實的層面，官方這次的評價應該說還算公道。至於「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新的個人崇拜」等問題，新華社的生平完全迴避了。這很可能是格於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在這幾個問題上也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華社發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結論。但是在筆者看來，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的研究，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抓捕「四人幫」
關於1976年的抓捕「四人幫」行動，迄今為止，在缺乏公開文獻的情況下，三位直接當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視，即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其他的記述多為轉述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
據《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詳述抓捕「四人幫」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的自述中說：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吳大概是從華國鋒那裏得知這個情況的，因為據吳稱，華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據張根生記述，1999年3月9日，他曾親自向華國鋒詢問粉碎「四人幫」的過程。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
三位當事人對事情經過的回憶，時間、細節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最近發表的熊蕾(熊向暉的女兒——筆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幫」後的第五天，葉選基(葉劍英侄子——筆者注)和劉詩昆(葉劍英前女婿——筆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此事的經過。葉選基稱，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這也從一個方面證實了三位當事人的說法。
對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曾在中共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考慮。當華國鋒委託李先念轉告此意後，葉與華一拍即合。這樣，華、葉、李最早達成了共識。葉劍英的支持最為關鍵，葉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藉當時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還表明，與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員分別溝通的，也是華國鋒。
當時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外，吳桂賢因被認為「追隨」江青等人、劉伯承因病重不曾與聞此事，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都是華國鋒先後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據吳德說，倪志福是他個別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尤其是汪、吳、陳(錫聯)、蘇態度堅決和積極。這樣一來，華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員絕對多數的支持。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案，也是華國鋒分別同葉劍英、汪東興、吳德、李先念、陳錫聯等人商談的。
據張根生的記述，華國鋒說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並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據《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2000年5月20日訪問華國鋒，華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吳德通報了隔離審查的想法，得到李、吳贊同。
吳德的回憶最為詳細，不僅印證了9月16日和26日華同李先念和他兩次商談的情況，而且敘述了10月2日、3日、4日，華國鋒同汪東興和他分別多次商議行動細節的經過。吳德還提到華約見耿飆，指令他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單位的情況。
10月6日晚8點，在華國鋒、葉劍英主持下，汪東興具體指揮，中央警衛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佈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抓捕了「四人幫」親信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耿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等新聞單位。隨後，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的確「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小平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繼續「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華宣佈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葉劍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並不能反證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抓捕「四人幫」之後，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決定」，華國鋒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敘述有一點尚待考證，他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後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官方編寫的《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後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鄧當時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於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毛毛還說，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恢復閱讀文件，批准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華和高層這時是否告訴過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僅從上述舉動看來，即便當時沒有明說，也是作一種暗示。何況，前引吳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去西山看望鄧，「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向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者說過：「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華說的是「決定」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候，即一開始華和中共高層就已經考慮鄧的問題了。吳德的口述可以印證華的說法。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李鑫後來也說過：「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參與起草的當事人證實了李鑫的說法：華當時的「指導思想是高舉毛主席的旗幟多做工作，準備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1977年1月份為華起草的「講話稿中已經明確地寫了這個思想」。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後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後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至於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其實是華和中共高層的策略考慮。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也曾作了說明：中央考慮到「四人幫」的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會利用這個問題作藉口，所以解決鄧的問題「要有一個過程」。華用了八個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華說：「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贊成中央的這個決定，認為一打倒『四人幫』，馬上就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緊緊抓住對『四人幫』鬥爭這個全局，在『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之二還沒有發出，他們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們批鄧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亂沒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幹部和群眾的思想上產生各種疑問，特別是『四人幫』的餘黨一定會乘機搗亂。『四人幫』不是早就造謠說什麼『有人要為鄧小平翻案』，什麼『鄧大平、鄧二平』嗎?……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華不是辯解而是袒露心跡。事後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阻撓和拖延」。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宣佈：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兩個月後，5月3日，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其實，經過一個過程再讓鄧出來工作，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而是高層的共識。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暉面見葉劍英。熊跟葉講了大家都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的心情。葉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如果說華是「阻撓和拖延」，那麼，又如何解釋葉劍英「要晚一點」、「要有一個過程」的說法呢?
坊間一直有說法，華繼續「批鄧」，是為了阻止鄧復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同意繼續提「批鄧」口號的不是華一個人，所有高層人士當時都維持了這個口號。實際上，這也是華和高層的策略考慮。
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做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不能不說是冒着極大政治風險的。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做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藉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出於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
筆者閱讀所見，抓捕「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公開的講話只有一次提過「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僅此一句。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後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於官方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這倒印證了李鑫的說法：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請鄧出來工作。既然要請鄧復出，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後來對華的指責，是把史實放大了、說重了。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係。但是事情也並不如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麼簡單。
「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並不出自華國鋒，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這是一個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負責人是李鑫。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華國鋒本人也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講話。談到揭批「四人幫」，華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華在這裏針對的是具體問題，主要是顧慮揭批「四人幫」時觸及毛澤東，與鄧小平復出與否無涉。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原話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對比一下，華的講話與兩報一刊社論的表述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話不同。講話稿也是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兩個凡是」不是華的「發明」，當然，華和政治局也都討論過或傳閱同意。
不過，華後來感覺這個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並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感覺有毛病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當然，華只是感覺「兩個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並非要觸及極左意識形態。這是華的歷史局限，其實也是許多人的歷史局限。「文革」剛剛結束，毛依然是被頂禮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從官員到國民，許多人不能也不敢懷疑和批評。因此，筆者以為，「兩個凡是」與其說是方針，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觀念。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麼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復出的意思。據鄧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是試圖阻止鄧小平復出。鄧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裏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鄧小平反映。」鄧力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怎麼會發表一篇社論去反對鄧復出呢!真要如此，為什麼社論發表之後華還要宣佈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豈不是自己反對自己!
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開始高層停止了「批鄧」，如何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呢?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筆者發現，相關著述在敘述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的情形時，都是講的汪東興。
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迄今為止，筆者沒有看到哪篇著述舉出華的具體言行。只有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過一段這樣的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為什麼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很果斷，解放老幹部就那麼顧慮多端，顧慮重重?我看，確實是有一種心理：這一批老傢伙總是多多少少有點問題;這些人出來以後難領導。這就不公正了。」胡在這裏更多的是分析華的一種狀態、一種心理，而沒有說華反對解放老幹部。按胡的感覺，華至多也只是「不積極，不熱情」。胡是中組部部長，自然是熟悉情況的人，他的感覺可能是準確的。但是筆者以為，「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恐怕不是一回事。何況，近些年來的一些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復出為例。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談什麼，胡沒有說。據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後，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後來是葉劍英出面，胡才答應。
還比如胡績偉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說，他回到人民日報社擔任總編輯，就是華國鋒親自找他談話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績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國鋒笑着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魯瑛——引者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幹得了，你幹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再比如張愛萍的任職。據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張愛萍的復出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華告訴張愛萍：專委(指中央專門委員會，此為領導原子能工業的中央機構——筆者注)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績偉、胡耀邦、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1977年，一批曾經被打倒或受衝擊的資深官員如胡耀邦、羅瑞卿、呂正操、萬里、任仲夷、陳丕顯、張勁夫等，重新進入或首次進入中央委員會;聶榮臻、徐向前、烏蘭夫、趙紫陽、方毅、耿飆、余秋里、張廷發、彭沖、陳慕華等再次或首次進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華國鋒也不會沒有關係。
平反冤假錯案，華國鋒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們、祝東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人黨案」的複查平反報告，就是華國鋒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送上去之後僅過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覆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華國鋒親擬的。據曾志的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也是華國鋒批准的。材料顯示，汪東興阻撓胡耀邦複查、平反歷史案件，不交出中央專案組的全部材料，華國鋒曾指示中央專案組轉交全部材料給中組部。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繼續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這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個錯誤。華的確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沒有、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同樣不像人們批評的那樣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鬥爭」。不過，仔細考察，華說的「階級鬥爭」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而且，華「抓綱」的目的在於「治國」，他借毛澤東的話，特別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6年10月26日，華在中央宣傳口會議講話：「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11月5日，華在國務院財經工作會議強調「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亂七八糟」，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過年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鬆」;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是「文革」之後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在講話中特別強調發展經濟的問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生產發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幫』把這個叫做『唯生產力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對廣大工農勞動群眾的污衊。」華對發展生產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充滿濃重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透露出來的卻是「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
僅以1977年到1978年召開的一系列全國性會議為例：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還有這兩年召開的行業性全國會議，如全國石油企業工業學大慶會議、全國化工和煉油企業工業學大慶會議、全國煤炭工業學大慶趕開灤會議、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全國冶金工業學大慶會議、全國交通工作會議、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無一不是以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為主題。
抓捕「四人幫」之後，華即重申「四個現代化」。20世紀實現「四化」，是周恩來在1975年四屆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標，但在「批鄧」運動中遭到批判，張春橋甚至稱「四化」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四化」一時成禁區。華即位時，1976年已將過去，距離世紀末不過二十三年。華感到了緊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擬定實現「四化」的三步計劃。其關注點和志趣所在，顯然在經濟恢復和發展，而非「階級鬥爭」。事實上，華主政兩年，除了揭批「四人幫」運動，沒有搞過任何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政治運動。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即宣佈：「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公開資料看，這是最早和最為明確的「重點轉移」的提法。
壓制「真理標準」討論？
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認為是華國鋒的又一大錯誤。筆者閱讀相關材料和著述，發現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到華國鋒則語焉不詳。
對「真理標準」討論，汪東興的確是壓制，許多材料可以證明。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向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華從地方到中央，長期從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這大概可以算作一個佐證。
「文革」結束之後，理論界逐漸提出許多問題，議論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負責人向華國鋒等人匯報。對理論界的動向，華表示：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匯報中，中宣部負責人希望華講一講有爭論的理論問題，華卻表示：「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我們講早了不好。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我講早了不好，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次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從談話看，華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而對理論界的爭論，華並不反感，甚至還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其態度不可謂不開明。
1978年5月11日，「實踐標準」文章發表，華剛剛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華國鋒後來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去研究。「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應當包括華國鋒。一些文章稱，華曾經對個別人打招呼，不要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態。即使屬實，至多是華過于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可相提並論。
胡德平最近發表文章，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展開，「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評論：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
筆者所見的一則史料顯示，華國鋒不僅「克制、寬容」，而且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談到肅清「四人幫」流毒，華說：「狠抓肅清流毒的問題。這是思想認識問題，人民內部問題，但一定要肅清，要整風。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砍旗」是反對者給「實踐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的反感溢於言表。這一番話，對着「實踐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說是「壓制」吧!
事實上，「實踐標準」文章發表之後，一些官方主要報紙和學術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相關文章，地方官員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公開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以他中共「第一號人物」的身份，「真理標準」的討論也許更加曲折。
「洋躍進」？
「洋躍進」是指斥華國鋒的又一個錯誤。「躍進」在1980年代以來是個貶詞，「躍進」再戴個「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謂「洋躍進」，指的是在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技術和國外資金方面，貪多求快，超出國力，類似1950年代的「大躍進」。關於這一點，當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贊成和反對的觀點兼有。作為學術問題，這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不過，姑且不論當年引進的是非得失，至少應該先弄清事實。
就中共高層而言，大多都贊同擴大和加快引進，而最積極者是華國鋒和鄧小平。這裏僅舉1977年鄧小平復出後到1978年五屆人大前後的材料說明。
1977年7月，國家計委報送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品，換取外匯，多引進設備和技術。葉劍英當即贊成，說「不算多。投信任票。」華國鋒、李先念也都表示贊成。會後，引進規模擴大到150億美元。
10月18日，華在國務院會議上透露，中央常委開會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點。鄧小平說：我也有這種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點，換回材料設備，把速度搞快一些。
11月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聽取國家計委的匯報，肯定了計委修訂後的方案。鄧小平說：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速度來逼一下。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我們需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對引進150億美元成套設備，鄧認為沒有什麼危險，再過兩年，也許可以再多些。華國鋒同意鄧的看法，肯定國家計委的這個計劃是積極的，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一個突出議論的話題是加速和擴大引進。鄧小平認為：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不怕冒頭。還說：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這個決心，試一試，不行也不要緊。葉劍英說：我們要在二十三年內完成四個現代化，這是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幹勁要鼓足，氣勢不可怕。把積極性調動起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把我們的建設速度加快，再加快。華國鋒贊成，說：180億元的進口，可以一起談。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匯報。鄧小平說：引進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早投產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華國鋒說：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說這是一個大政策。粉碎「四人幫」以後，提出了65億美元的方案，現在看不夠了。華還說：引進也要有個長遠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國際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加強調查研究，統籌考慮。華說：八年引進規模180億美元，也可能是200億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鄧小平說：今後八年對外貿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匯存款解決，不僅可以從香港吸收，還可以從歐洲吸收。政策放寬一點，可以多吸收一些。鄧明顯流露出不滿：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划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於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麼障礙，看看上層建築、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什麼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儘快研究解決。華國鋒說：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見，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放手一點。華再次強調了速度問題：我認為還是要考慮爭速度問題。西德、日本戰敗後，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們的經驗。我們要經過二十三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這裏就有一個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後來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由此而來。
材料顯示，即便是「洋躍進」，也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高層都同意，鄧小平恐怕比華國鋒還要積極。無怪乎鄧後來不贊成批「洋躍進」。最近發表的葉選基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情況：鄧小平後來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在葉選基看來，這實際上為華國鋒犯的所謂「洋躍進」的錯誤平了反。胡耀邦的評論比較公道：「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志身上」。經濟工作有沒有錯誤、有多大錯誤，見仁見智，盡可討論;不過，胡耀邦說「大家都舉了手」、責任不在華一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
被忽視的「濫觴」
談到改革開放的歷史，很少有人提到華國鋒。這也是一個誤解。
1977年5月，華國鋒在一篇文章里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這恐怕是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之後最早一次公開提到「改革」。當然，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屬於官樣文章，源自主流意識形態理論的邏輯，未必能反映華的真實認知。
資料顯示，華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種「理論」的結果，而主要受國外經驗和國內現實所激發。如前所述，華非常重視國外設備、技術和資金的引進，而且極力主張擴大和加快引進。但華並沒有將引進局限在技術和物質的層面，而是同時倡導研究國外的經驗、效仿國外的先進事物。他「主張出去看看，開開眼界」，還說這樣「有好處」。在長期形成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氛圍下，這種主張在當時是相當開放的。華心裏清楚：「過去這個話不能說，一說國外先進，就說是崇洋媚外。」
在對外交往方面，華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陳規的領導人。1977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問中國大陸，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具勇氣的決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視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並且第一個中斷了同南共聯盟的關係。據曾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的文章，雖然1975年毛澤東一度稱讚鐵托，並托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比耶迪奇向鐵托轉致問候，兩國緊張的關係有所鬆動，但是鐵托訪問中國大陸涉及是否恢復兩黨關係的問題。中共內部有一種意見認為，反對南共聯盟「現代修正主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不能否定。當時，中聯部部長耿飆、副部長李一氓思想比較解放，而「中央領導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筆者猜想，朱良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當指、至少包括華國鋒。當年8月，鐵托來華訪問，獲得極大成功，兩黨關係的恢復進入快車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據朱良文章，訪問團回來後向中央報告，否定了過去中國黨給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義」罪狀，肯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共聯盟是馬列主義政黨，並就恢復兩黨關係的方式和華國鋒訪南提出建議。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復關係，南共聯盟成為第一個同中共恢復關係的「修正主義黨」。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後，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
華國鋒還特別關注同西方的交往。據胡少安著《項南傳》，1977年初，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談到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國小、應該借鑑資本主義先進經驗時，華「內心有所觸動」，表示相信項南所說。1978年5月，華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有關部門還派出了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香港和澳門。在華和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形成當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
出國考察產生的效應，絕不僅僅是簽訂引進合同，而是給中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參照系。反饋回來的信息，使華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國與西方和世界的現實對比，強化了華的緊迫感，從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據朱良文章，華了解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對外經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等，看來也沒有損害國家主權;華說：看來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南、羅同中國的同類工廠、企業比，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很多，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權利太小，經營管理有問題。我們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工聯合企業，不僅搞農、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點。華還要趙紫陽到四川搞一個、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華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於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
1978年6月30日，華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鑑。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上層建築，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築不適應，要大膽改革。」華很感慨：「不看先進的東西，不比較，就容易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讓華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看到「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我們是有個思想束縛，要加快建設，我們本身有個學習問題」，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點」。這種源於經驗的改革意識，比某種「理論」更實在，也更具張力。
關於改革的指向，華當時比較關注的是機構和人員的精簡、企業管理、幹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內在需要相比，這些改革也許還是零星和淺層的。但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漸次推進、梯度升級的過程，「其始也簡」。因為其簡、其淺，就忽略它作為濫觴的意義，恐怕是歷史虛無主義。何況，當時人們對改革和開放的認知，大體也都是在這個層次上。值得注意的是，華這時提出「警惕片面強調集中統一」，「搞經濟工作要掌握經濟法則」，「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也多少顯露出經濟改革後來的縱深走向。
當然，華所認知的改革和開放，在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都無法同後來相比。但是無論如何，應該肯定，在其主政的時間裏，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這個會議正是華國鋒聽取谷牧匯報後提議召開的，會議的主題就是改革、引進和開放。與會的于光遠後來評論：「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人們思想的作用。我認為，說我們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軔於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高層權力的核心事實上發生了轉移，從華國鋒移向了鄧小平。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與會者對包括「兩個凡是」問題在內的批評，尖銳而激烈，直指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華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肯定「這次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華雖然沒有直接受到批評，卻在「兩個凡是」等問題上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示「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表現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不無關係。
然而官方極高評價三中全會，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的回憶，有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在著述中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的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作了自我批評的」，「他的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厚道，處事比較謹慎」。胡還稱華「是我黨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領袖」。于光遠在著述中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重點轉移』、農業問題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採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採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大陸卻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盪，並且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轉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最大的錯誤
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複雜的、多面的。這裏不多作詳細敘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異常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于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污衊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於「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1977年1月8日前後，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後宣佈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於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1980年李冬民獲平反)。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製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後，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佈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據一些材料顯示，抓捕「四人幫」之後，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餘人，一說五十餘人)。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後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後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的(均於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終判決，都同五號、六號和三十號文件有關。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於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盪的憂慮。對於民間輿論和自發活動的應對，如果只是採取意識形態的手法(如宣傳「兩個凡是」)，充其量不過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則不能不鑄成大錯。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並不在華國鋒，而在於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極。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這項根本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完全違背了憲法關於公民言論自由的規定，其內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實際上成了政治鬥爭、派系鬥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1977年「打擊政治謠言」的後果，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並論，但是手段卻沿襲了「文革」，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這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