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毛澤東拋棄蒯大富而久寵王洪文，是因為毛的意識形態重工人而輕知識分子。其實大不然。當時工人造反派比學生栽得更慘的例子不勝枚舉，事實上"一月風暴"以後，各地對造反派卸磨殺驢大都就是從"工總"之類的工人組織下手，而不是從學生組織開始的。本文摘自愛思想網，作者秦暉，原題為《「否定」並未徹底，「真相」仍待揭示》。
文革期間的王洪文
我們都是「六六屆」
文革當然不僅僅是一場「學生運動」，但是在表象上，無論當時的經歷者還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學生運動」與學生身份的「紅衛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觀。而在曾經構成這一景觀的人群中，孫怒濤先生他們這些文革前的大學生是最年長的老大哥，我們這些文革爆發時剛進中學的「六六級（六九屆）初中生」則是最年少的小弟。
與「六六屆」中學畢業生（後來所謂狹義「老三屆」中最高一屆，就入學而言一般是初中六○級）當時幾無例外地都滯留學校經歷文革不同，該屆的大學、小學畢業生與文革的聯繫差異很大。六六屆大學畢業生在1966年大部分都沒有按時分配工作而留校參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數離校參加工作進入社會，不再捲入「學生運動」。至於小學，在1966年暑期這個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時段，全國的學校都已停課，教學業務完全癱瘓，但是「升學」的手續則各地進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學畢業生當時就沒有進中學，直到1968年「複課鬧革命」後才進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廣西，則還是按常規把我們分配進了中學。
就上學而言，進了已經停課的中學和沒進無甚區別，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時小學雖然也有取代少先隊的「紅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戲。中學則不同，它是「紅衛兵」的發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加之無課可上，「革命」就成了我們這些人當時在中學唯一的「正經事」。此後，在1967年全國中學基本都沒招生，等到1968年「複課鬧革命」後恢復招生時，自主的「紅衛兵運動」實際已經結束，原來的紅衛兵中得意者離校工作甚至當官成了新的「當權派」，大部分失意者則被發配邊疆農村，甚至被整被殺。雖然直到1970年共青團組織恢復前，一些中學仍然有「紅衛兵」存在，但那已經是像此前共青團似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會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們之後進中學的學弟學妹們基本沒有參加紅衛兵運動。而我們這屆學生（儘管是「一進校就停課，畢業時剛停火」、沒上過幾天課的所謂學生）成為參加過紅衛兵的最低一屆。雖然我們這些直到「畢業」前不久還被稱為「新生」（因為當時不僅我們幾乎沒有進過課堂，而且紅衛兵時代也沒有比我們更「新」的一屆學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級學長們當拉拉隊，在紅衛兵中並不是叱咤風雲的角色，但比純粹的看客還是不同。所以對孫怒濤先生他們寫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場感」的。
幾十年後我在清華大學當了歷史學教授，雖然主修的並非當代史，但是也寫過一些有關文革的東西。而這時我忽然發現我當年在廣西的經歷還與清華文革有「交集」。
這起緣於導致清華造反派灰飛煙滅同時也是全國文革史上重要轉折點的那個「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幾萬名工人、解放軍（後來得知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中南海御林軍8341部隊軍官帶領下，以人海之勢闖入清華，當時正在「武鬥」的清華「井岡山」（即「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與「四一四」兩大派都不知怎麼回事，在校內處於優勢的「井岡山」派頭頭蒯大富多方與北京及中央文革當局聯繫了解緣由，但所有電話都不通。在再三聯繫無果後，蒯認為自己已被封鎖，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鎮壓」，甚至懷疑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政變」，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傷亡。校園被佔領後，蒯大富等人狼狽逃出，毛澤東遂於次日「召見」包括蒯在內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見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後放聲哭訴「黑手」的行為，不料毛聲稱「黑手」就是自己，並嚴厲訓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內的「五大領袖」從這天起全部從失勢走向垮台，清華、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從此土崩瓦解。毛澤東派出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後簡稱「工宣隊」）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後來史家所稱的「後文革秩序」。
7·24接見與7·27行動：從廣西看清華
幾十年過去，蒯大富先生對這段戲劇性變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憶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說，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與當時的很多中央領導保持有可靠聯繫渠道，而且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他與時任北京市革委負責人的謝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頻繁的工作聯繫，如果有人通知一聲「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定會全力配合，怎麼會進行抵抗，以致造成傷亡鑄成大錯？就連當時屬於與蒯大富敵對的「四一四」派孫怒濤等人，對此也有同感，他們與蒯再對立，也不會相信蒯有膽量對毛公然抗命。由於毛澤東在「7·28召見」時一方面嚴厲訓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訴時毛也激動流淚，還明確聲稱在清華兩派中他反對「四一四」而偏愛「團派」，並當面交代在場各領導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後還是盡力保護自己的。只是不知怎麼陰差陽錯溝通有誤，導致「歷史因此改寫」。
但我聽到這裏，就想起了對我當時曾經參加的「廣西四二二」造反派來說很難忘懷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幾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長最後一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當時，以毛澤東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佈告」為起點，對「廣西四二二」的大規模剿滅已經在南寧等地進行了半個多月，這次接見其實是正式宣佈對「廣西四二二」組織的死刑判決。「接見」後不久，四二二的代表們便被全數扣押入獄。而我們這些沒資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員後來讀到廣西當局廣為散發的接見紀要時，無不感到五雷轟頂。記得一個同學當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話：「啊，我親愛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這次歷時數小時的「接見」中，包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在內的陣容龐大的中央首長們異口同聲，一面倒地嚴厲斥責廣西四二二。除了談廣西的事外，斥責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向在場的四二二人員追查所謂的「清華－北航黑會」的情況，尤其是點名追查蒯大富。這些處理國家大事的首長們一個個仿佛成了「專案組」的審訊人員，不僅聲色俱厲、不依不饒，而且追問之具體、口氣之武斷令人驚訝。周恩來首先指責四二二人員「參加了清華、北航的黑串聯會」。康生點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會議情況「原原本本、老老實實地寫出來」，「你在會上怎麼講的，蒯大富是怎樣講的，什麼人怎樣講的，會上、會下又怎樣講的，給我寫出來。你不要認為我們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陳伯達斷言四二二參加「黑會」是去朝見「黑司令部」，大喝要與會者「把你們的黑司令部端出來！」周、康和陳三人都輪番追問「開了幾次會？在哪裏開的？誰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華誰去了？」吳法憲說：「你們『匯報團』（按：當時各派來京人員正式名義都叫某某組織赴京匯報團）不向中央匯報，到清華、北航匯報，匯報什麼？你們到底幹了些什麼？」陳伯達並說：蒯大富、韓愛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險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周恩來最後要求四二二人員回去寫交代，「一定要把你們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遠沒有這麼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來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員被認定參與『黑會』者的總數）的活動、串聯黑會都寫出來」。[1]
這份接見記錄表明幾點：1.「中央首長」們認定廣西的問題並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個統一的「黑司令部」，而「清華－北航黑會」就是一個重大標誌。2.清華（當然是指「清華井岡山」）與蒯大富被置於這個「黑會」的重要位置。而且從反覆點名追查清華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陳伯達提出韓愛晶和蒯都要「去勞動」外，當場再沒有人提到韓，除並列指責「清華、北航」以外也沒人單獨提到北航，卻幾次單點了清華）的語氣看，中央首長們已經完全把其看做整肅對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廣西人那裏，陳伯達還明確說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與會的「中央首長」很多，而且來自我們現在知道其間矛盾很大的各個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團和林彪軍人集團，以及超越諸集團之上的（也有人認為是自有一集團的）周恩來等，但他們這時在處理造反派的問題上態度高度一致，顯然，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能夠整合出這樣的一致。
讀了這份記錄，誰還會認為兩天後的數萬「工宣隊」進佔清華之舉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誰還會覺得蒯大富那天到處打電話都碰壁只是陰差陽錯的溝通問題？
關於「清華－北航黑會」
那麼，這四二二人員參與了的「清華－北航黑會」究竟是怎麼回事？
7·24接見在7·27之前僅兩天，但接見記錄公佈、讓我這樣的世人讀到則已經是在7·27事後。接見中周恩來說：今天講的內容「反正朱仁是會傳出去的（意指傳給蒯大富這類『黑會』中人），我也不怕你傳出去」。這顯然是講反話，接見後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廣西人大概不可能給蒯大富們通風報信（且不說他們根本還不認識）。我們現在知道「清華井岡山」是非常重視搞情報（所謂「動態」）的，但這兩天他們似乎對此一無所知，或者風聞了也未重視。直到現在，清華文革中人寫回憶錄雖未汗牛充棟也已經卷帙頗為浩繁了，7·27也是這些回憶錄經常提到的，卻未見到有誰提及對清華井岡山似乎是相當致命的「清華－北航黑會」事件。後來我曾當面問過蒯大富等一些井岡山要人是否記得有這麼個「黑會」會議，居然沒人能說出個所以然[2]。儘管其實毛澤東在7·28訓斥蒯時就指責他和韓愛晶串聯各省造反派，「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麼和平里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遼寧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林彪接話：「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但是，事後無論蒯還是清華井岡山其他人談起7·28召見，談起他們垮台的緣由，大都還是講搞了「百日武鬥」、武力對抗工宣隊等惹怒了領袖，幾乎沒人提到這個「黑會」。不但如此，後來從毛澤東時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鄧小平時代正式判刑，列舉的罪狀中也沒有再提這件事。
為什麼？我想原因其實也簡單：那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們沒當回事，一直就沒往心裏去。而「中央首長」們其實當時對事情的整個經過也已經查得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見時韓愛晶就已解釋：
「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可以調查，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體院。學校里打來電話，接待兩個省革委會常委。別人講『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學代會，好多外省造反派頭頭我沒有熱情接待，大家說：老大作風，驕傲自滿，又說我們是富農，不革命了。於是我說接待了。送行時他說要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開會就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之分，很複雜。我同意找幾個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聊聊，只搞情況，不談辦法。我、蒯都去。後來我住院了。會議一開，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質（學院東方紅）參加了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聽了一會嚇跑了，井岡山也嚇跑了。同學紛紛給我反映情況，我說趕緊寫報告，誰知批評已經下來了。」
其實不用韓愛晶解釋，7·24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周恩來對情況已經很清楚，他當時就說：「大革命時我在兩廣待過，我為你們難過，兩個當黑會主席的，一個是廣東的武傳斌，一個是廣西的朱仁。」儘管這個說法也不確切（見下文），但無論蒯大富還是韓愛晶，清華（井岡山）還是北航（紅旗）都不是會議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傳斌先生當時是廣東「旗派」頭頭、廣東省革委會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說：當時「是我在北京參與串聯，組織，主持，在北航召開了一次有十幾個省市在京上訪的造反派大會」，即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時所說的「北航黑會」，「之所以拉上清華，那是因為在大會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請來上了主席台。但我從未聽過『清華－北航黑會』的說法」；「回廣州後，在廣東省革委會全會上批判我時，省的主要領導傳達中央領導講話時，定性為『北航黑會』。『清華－北航黑會』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後來他又略作更正說：「（19）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會議是在清華開的，老蒯參加了不到一個小時就走了，謹對各地造反派來北京，來清華表示了歡迎和支持，沒有更多的講話。7月17日的會是在北航開的。」而根據7·24接見時四二二參會代表白鑒平所說，會議是18、19日開的，與武傳斌40多年後的回憶有兩天之差，應以白鑒平當時的說法為準。另一代表高壽儀說：「是廣東『旗派』掌握會場。」這也與武傳斌的說法一致。
至於周恩來所指與武傳斌一起成為「黑會主席」的朱仁，是7·24接見中被多位「中央首長」連珠炮式審問追逼得最緊的一位。據接見記錄，當時他在追問下「轉彎抹角、吞吞吐吐承認在清華主持了這次黑會，說有十幾個省、三十多人參加」。但是，近年筆者採訪他時，朱仁否認了「主持」之說，只是說自己發言介紹了廣西的情況，並且說他參加的會議只有一天，是在北航開的，沒有在清華開過，如果清華也開了，那自己並沒有參加。
這個說法與當時作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錢文俊所說可以互相印證。錢文俊近年接受筆者採訪時說：會議似乎是開了兩天，但第一天通知他們到清華，卻因為當時清華武鬥，校園一片混亂，根本找不到會場，實際沒有開成會，會是第二天在北航開的。有個清華的到場（錢說他不認識蒯大富，不能確定是不是他）講了不長的話，主要就是潑冷水。遼寧八·三一的人提議各省造反派應該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他大驚失色，表示這絕對做不得。也有人說，全國性組織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個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聯絡站怎麼樣？清華的人說那也不行，他們不能參與這樣的事。弄得大家很喪氣。最後也就是大家發發牢騷，覺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機四伏前途渺茫，沒有任何結果就散了。
錢文俊說的這個清華人基本可以確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後筆者採訪蒯大富時，他對這個會已經沒什麼印象，但後來想起說是有這麼一個會，他當時就害怕跟各省這些人混在一起，但礙於武傳斌他們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會兒。「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聯合組織，我跟中央文革和周總理這些首長打過那麼多交道，當然知道這是大忌，要惹大禍的，就斷然否定了這個餿主意。有人又說那就辦個聯絡站保持聯繫，我說即便搞聯絡站也要先請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確同意才能搞，否則是絕不能搞的。說完我就離開了。」[3]
40多年後各人的回憶有些細節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綜合這些回憶和1968年當時披露的情況，基本事實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時，各省造反派都已面臨嚴重危機（曾短暫得勢的大都已經失勢，從未得勢的則面臨更嚴厲的鎮壓），他們紛紛組團赴京「上訪」。廣東的武傳斌就出頭讓這些難兄難弟們（「革命造反派戰友們」）搞了個聚會。
所謂「黑會兩主席」
為什麼是武傳斌？因為他領導的廣東旗派這時也處在轉折點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與偏向「老保」（「老保守派」的簡稱）的廣州軍區有過衝突，但毛澤東發出擊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後，周恩來承旨專門飛到廣東，於4月18日在廣州欽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對手則是「保守」的，並要求廣州軍區支持旗派。我們知道，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態、乃至派出「首長」（如到武漢的謝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從逆境中鹹魚翻身，但由周恩來親自去現場欽點造反派的還只有廣東。旗派因此聲名大噪。人們現在知道廣州軍區及其司令員黃永勝對旗派心裏是反感的，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黃永勝是主任，武傳斌是常委，兩人關係一如北京的謝富治與蒯大富。
1968年3月楊成武倒台後，黃永勝到北京官升總參謀長，旗派卻與此後的廣州軍方及廣東省革委主流關係惡化，這其實和全國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轉衰是同一趨勢。但與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廣西四二二）相比，旗派當時面對的形勢尚不那麼險惡，武傳斌也並不甘心。他認為廣東軍方變臉是黃永勝離開的結果，而黃永勝還是支持自己的。於是便與另一位省革委會旗派常委邱學科一起到北京找黃永勝告狀。到北京沒能見到黃永勝（黃其實正要整他呢），卻發現各省落難造反派紛紛來京上訪，自我感覺尚不那麼壞的武傳斌便出頭聯絡這些「造反派戰友」開了那個會，無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勢，並沒打算成立什麼全國性組織（會上遼寧與會者提出的這個建議並非原先所料）。遠在南國的武傳斌畢竟不如北京人那麼敏感，不知道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開會總要有東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戰友」韓愛晶蒯大富們。韓、蒯儘管當時還風頭十足，但經過兩年的「政治經驗」已經不是1966年時的「初生牛犢」，他們是知道禁忌的。韓同意接待武傳斌，是因為武與他一樣是省級革委會常委，而且據說還有黃永勝支持，屬於他所說的「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並不是朱仁那樣的在野人士。儘管這樣，韓仍然沒有參加武傳斌主持的會，只是提供了會場，出席會議的北航紅旗成員侯玉山和祝春生據說還很不客氣地批評了外省人的過激言論。而這個情況康生也知道。
就廣西四二二而言，參加這個會議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員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華，筆者所知的與會者中，兩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鑒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誣為「黑手」、周恩來指為「黑會主席」的朱仁並不是四二二赴京匯報團的正式成員，而是匯報團已經在京多日後，由於南寧事態危急他自己決定上京「報告情況」，甚至連車票也是自己買的。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員中朱仁並不在領導層，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為他是廣西自治區黨校教師，被認為有理論水平。而四二二「柳鐵工機聯」一位中學紅衛兵此前寫有一篇觀點激進的文章《今日的哥達綱領》，當時與湖南楊曦光（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清華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等都是中央點名的異端「大毒草」。康生僅以「中學生不可能看過《哥達綱領》」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學生寫不出這篇文字，肯定有「黑手」代筆，而黨校教師朱仁就是代筆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實，不要說中學生完全可能看過馬克思已全文引錄過的《哥達綱領》[4]，就是沒看過，當時的學生不少也從我國「共運史」宣傳中知道「哥達綱領」是德國工人運動中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無原則合併」的結果，那篇文章不過是藉此典故來表達其不願與對立派「老保」合流之意，與《哥達綱領》文本的內容毫無關係，何以非得看過那文本才寫得出來？更何況在南寧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認識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維堤後來所說：「現在看來，在所謂的北航黑會問題上，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本來是沒有什麼錯誤和責任的——如果講理的話。第一，韓愛晶一開始就反對開這個會，他借病拒不參加，當時能做到這點，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國人有『四大』自由，這是毛澤東支持和倡議的。群眾組織頭頭聚在一起開個會，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發發牢騷，講了幾句出格的話，但沒有密謀武裝暴動，沒有違反憲法的任何行動，憑什麼叫『黑會』？這是對人權的嚴重褻瀆。『北航黑會』不是黑會，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樣。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時候是很難講理的，因為他們是『神』。連韓愛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會當成了黑會，真是可笑之極！這件事情產生的影響和後果是嚴重的。『北航黑會』和清華武鬥事件使毛澤東大傷腦筋，最終導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決策。」
北航如此，清華就更不用說了。儘管「黑會」是武傳斌張羅的，北航韓愛晶只是勉強接待了他，清華連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會議也是在北航開。有的回憶說蒯大富在會上露了個面但沒怎麼說話，有的回憶說他講的話是潑冷水。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清華比北航與這個會的關係更淡薄。武傳斌與戴維堤都說他們聽到的指責是「北航黑會」而沒有清華的什麼事。但實際上，從7·24接見時周恩來指責「清華、北航的黑串聯會」，吳法憲說四二二是「向清華、北航匯報」，其他中央首長也反覆追問清華有誰與會、蒯大富講了什麼，直到7·28召見時毛澤東指責的「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顯然當局追究清華和蒯大富要甚於北航和韓愛晶。
另一方面，廣西四二二隻是受武傳斌之邀與會的眾多各省組織中普通的一個，既非會議的發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遼寧八三一那樣在會上有特別敏感的發言。當時「七三佈告」已經發佈，廣西屠殺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員儘管極感冤屈無訴，但恐懼遠超於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態，哪裏還敢挑頭當什麼「主席」？後來武傳斌、戴維堤的回憶對四二二人員會上的表現也都沒有什麼印象。但是，當局卻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來說四二二的人是「黑會」兩主席之一，毛澤東列舉的與會者頭一個就是廣西四二二。作為當時全國被鎮壓得最慘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時被「槍打出頭鳥」，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七三佈告」就是針對廣西頒佈的，是全國第一個公開出動正規軍隊剿滅造反派的佈告（以後才有針對陝西的7·24佈告、針對山西的7·28佈告等）。而7·27工宣隊佔領[5]清華，就是打着宣傳「七三佈告」的旗號。
7·27行動保密之謎
就在佔領清華次日的7·28召見中，出現了這樣充滿殺氣地把廣西和北京相聯繫的話語：
毛澤東：有人講，廣西佈告只適用於廣西，陝西佈告只適用於陝西，在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佈告，誰如果還繼續造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打着我們的旗號造反。廣西燒了一千間房子。
毛澤東：在佈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
林彪：廣西燒了一千間屋子，還不讓救火。
毛澤東：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
林彪：我長征進廣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韓愛晶：蒯大富是騎在虎背上下不來。
康生：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
毛澤東：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來：廣西佬躲在你北航。國防科委系統你怎麼召集會議？
毛澤東：你們把廣西四二二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制全國運動。
這是遲到的蒯大富趕來之前諸位首長對北航韓愛晶的訓斥。這些話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經被禁止，「誰如果還繼續造反」就要被鎮壓，「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廣西四二二已經被描述成殺人放火的「土匪」、「國民黨」、「殲滅」的對象（真相詳見後述），而以清華、北航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幾乎被當做四二二的後台，他們不僅窩藏「土匪」（「廣西佬躲在你北航」），還「想控制全國運動」，加之林彪說的驚人之語——「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這明顯與陳伯達所說的全國造反派開會成立「黑司令部」同義。
當時蒯大富人尚未到，談話就涉及了蒯大富「騎虎難下」的問題。毛澤東宣稱：「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在當時語境下，韓愛晶說蒯大富騎虎難下，有為蒯開脫之意，即蒯大富受制於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騎的什麼虎？受誰的牽制？無非有上下兩個可能。「上」當然不是後來講的「林彪、四人幫一夥」（當時他們都與毛澤東一起喝斥韓、蒯等，而且言辭比毛還厲害），只能是說蒯「奉旨造反」慣了，一下子難以適應完全相反的、鎮壓造反的新聖旨。若如此，這個「虎」就是發佈聖旨的毛澤東了，毛澤東自己還能「把老虎打死」嗎？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說蒯大富想轉向，他手下的群眾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們。而毛澤東怒稱要「打死」他們以便讓蒯下來，顯然就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可見，毛澤東如果說對「壞頭頭」蒯大富尚有一絲憐意，對「不明真相的群眾」則已殺氣騰騰了。
另一方面，召見時大家已經知道佔領清華時工宣隊死傷慘重（以北京「武鬥」的標準而言），但毛澤東對此卻毫無所動。正如孫怒濤所說：「在長達五個半小時的召見談話中，毛澤東沒有說一句對死難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話，沒有說一句對731個受傷的工人、解放軍戰士表示安慰和問候的話，也沒有對下屬交代一句要他們高度負責地妥然做好善後工作的話。沒有！統統沒有！當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里談笑風生、指點江山的時候……要是他們（死傷者）知道了他們心中的紅太陽……對蒯大富與對工人這樣冰火兩重天的態度，他們會覺得死得其所嗎？會覺得傷得值得嗎？」其實，更過分的是這次召見中，國家最高三人的下面這段對話：
毛澤東：井岡山他們這個作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了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損失最小。
周恩來：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這豈止是沒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於言表啊。
在對蒯派群眾和工宣隊員雙方都表現得很冷酷的同時，毛澤東唯獨對蒯大富本人表現出很溫情。雖然「召見」的主調是訓斥，但與其他首長一味聲色俱厲不同，毛澤東（一定程度上還有江青）訓斥之餘不但為蒯大富流了淚，還當面痛貶蒯的政敵「四一四」，表示兩派聯合仍要以蒯為主，還叮囑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儘管這一切後來都沒兌現，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覺得這是「揮淚斬馬謖」，毛澤東對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還是有感情的。
的確，人非草木，不能說毛澤東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將」祭旗時沒有一點憐惜。然而這和「揮淚斬馬謖」還是大有區別。且不說當年孔明「斬馬謖」時，他那政治家的「揮淚」也有濃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畢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27採取派出數萬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個「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們會有什麼反應，偉大領袖難道真的沒有意料到嗎？受命闖入的數萬軍人和工人徒手面對驚恐至極且擁有武裝的蒯大富們會遭遇什麼，揮淚的領袖也沒有想過？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況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對有槍的被圍困者「強行繳械」還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對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聶韓譚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裏？領袖揮淚訓斥之餘煞有介事地當面告訴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還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隊員的「意外」犧牲「改寫」了蒯大富和「井岡山」的歷史，那麼沒有抵抗工宣隊的其他四大造反派頭頭為何也遭到同樣命運？
近年披露的一些內情更令人吃驚。如當年海軍清華軍宣隊的朱勇說：7·27當天清華的事他們也一無所知，次日即7·28才聽說，併到清華參加了8341部隊主導的佔領。而這個海軍軍宣隊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進清華宣傳制止派鬥的，在校兩個多月與兩派都混得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鬥」開始後，他們卻於25日奉命撤出清華，撤出後並未解散，而是集中駐於宣武區待命，並一直與校內兩派人員有聯繫，明顯是準備再入清華的。可是，7·27當天的行動卻對他們保密。把這些先前已經進校做過不少工作、熟悉情況、清華兩派也都認識的人撂在一邊，卻另派三萬陌生人闖關而入。這樣決策究竟是為什麼？無怪乎採訪者李仕林驚呼：「啊……簡直沒想到，居然是這種情況。45年後，我才知道，太難以置信了。」其實另有資料顯示，7·27那天還是叫了幾個海軍軍宣隊的人「帶路」，而且此前還派其中一人（憑過去的關係）到清華「團派」總部取來清華校園地圖以佈置行動。但詭異的是這幾人對包括朱勇在內的其他絕大多數軍宣隊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圖者對給他地圖的清華人也不吐一字。
聶元梓後來說：「我始終困惑的是：為什麼不直接跟蒯大富說一聲呢？他不僅是清華學生組織的頭頭，他還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我還是副主任呢，為什麼就不告訴我們呢？」蒯大富和當時與他對立的孫怒濤也都認為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會發生慘案。但有趣的是他們都不認為這事是毛澤東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澤東的善意，孫怒濤如今其實是不信的。但他認為，毛對是否通知蒯大富的問題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隱瞞，只是沒過問這樣的「細節」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證明毛對這次行動「非常重視」，不僅決定發動、而且實際指揮了整個行動，甚至還「蹲在地上指點地圖」，「哪個單位牽頭，哪些單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參加，怎麼進清華，現場哪些人指揮」都是由毛決定的。與這些具體的細節相比，是否對行動對象保密實際上關係到敵我判斷，這難道還是「細節」嗎？
事實上毛澤東完全明白這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他「召見」時搪塞說：「直接沒打招呼，間接是打了招呼的。」這叫什麼話？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沒打就是沒打，什麼叫「間接打招呼」？誰都知道那時要打的不是什麼毛主席希望停止武鬥實現聯合這種關於領袖「偉大戰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關於27日三萬人進清華出於毛主席指令，要求清華配合這種「戰術部署」的招呼。這樣的招呼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的，有過嗎？顯然沒有。但毛這樣說，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釋。沒有這樣的招呼，發生「誤會」幾乎不可避免。瀕臨絕境的「四一四」固然不會抵制絕處逢生的機會，校園本來就一統天下無人挑戰、也早就厭惡武鬥的韓愛晶或許也不會反應過敏，但這種邏輯能適用於當時的「團派」嗎？
而我們從7·24接見可以看出，起碼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林彪麾下那幾大軍頭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敵人。毛澤東如無同感，難道他們能聯合起來對毛設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顯示那時對7·27行動的保密何等嚴格。其實，對那些被指為先於中共召開了反對派「九大」、窩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聯絡各地「土匪」組織「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國的運動」的「造反」者，這樣應對難道值得奇怪？當然，正如韋國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編造的「反共救國團」領導「廣西四二二」之說一樣，毛澤東與中央首長們也未必真信關於清華造反派的上述離奇說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按「英明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如今已經「輪到小將犯錯誤」了，他們不犯行嗎？至於毛召見時對蒯大富的憐惜和揮淚，不能說完全沒有一絲真情，但政治紙牌屋中毛唱白臉別人唱紅臉的遊戲我們見得還少嗎？就在這場召見中毛不是還大講劉少奇的病情、顯示他親自過問「救活」劉少奇嗎？承蒙領袖如此關心的劉少奇此後還活了幾天？他是在怎樣的境遇中死去的？
廣西「處遺」披露的事實：為什麼「制止武鬥」後殺人更多
無論如何，經過7·24接見和7·28「召見」，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廣西文革和清華文革搭上了關係。但是廣西造反派與清華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了。
前面提到7·28召見時毛澤東等人大罵廣西四二二殺人放火。這件事到了改革時期的1980年代已經有了官方的平反結論：「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民生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6]炮擊起火。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和廣西聯指卻宣傳廣播說是『廣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街道民房」。當年7·28召見時林彪就此事罵四二二是國民黨：「我長征進廣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長征時的情形且不論，可笑的是現在事實證明：1968年在廣西「用此計」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產黨官員韋國清及其御林軍。
而工宣隊進清華宣傳的「七三佈告」，也已經在廣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廣西區黨委發出《關於對「七三」佈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並於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該文件稱：「當時中央發佈佈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佈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主要是把當時群眾組織的一些嚴重錯誤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調動了軍隊和武裝民兵，鎮壓一部分群眾，並導致大量亂殺人的後果。」文件提出，即使為了安定團結在公開場合迴避提「七三佈告」，也「應當把七三佈告的問題在適當範圍內講清楚」，並開展平反糾錯和追究特別嚴重的大屠殺責任的工作。事實上，經中央指示後廣西不久就不再「迴避」，而是公開了這些「問題」，按官方的說法：「從此，壓在人們頭上長達十五年之久的『七三佈告』才得撤銷，『文革』中八萬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
即便據1980年代「處遺」[7]時官方宣佈的各種「不完全統計」中最小的一個數字[8]，文革中廣西也有84293人死於非命，其中「七三佈告」後的鎮壓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會成立為分界，則革委會成立前（即包括廣西四二二這類造反派能夠「作亂」的整個時期）死亡12457人，佔14.7%；而革委會成立後（即剿滅造反派的過程中和造反派被消滅後）死亡71816人，佔比高達85.3%[9]。另一個對比更為驚人：在這八萬四千多死難者中，兩派武鬥死於「戰場」者僅3312人，而其餘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戰後屠殺「俘虜」、「貧下中農法院」屠殺「黑五類」以及在其他「非武鬥情況下，被亂打死、逼死」的。
官方「處遺」文件稱：「從以上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間（1）廣西殺人多是在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2）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
官方文獻還指出：「《七三佈告》下達後的殺人，不僅數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區文革期間死亡人數11918人，（其中）在《佈告》後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總數的90%左右。賓陽縣由於縣革委主任、（駐軍）694師副師長王建勛等積極貫徹《七三佈告》，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裏，就打死逼死3681人，占該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人總數的90.34%。南寧市在貫徹《七三佈告》的很短時間內，僅圍剿四二二據點解放路等就打死1558人，為《七三佈告》前死亡人數261人的六倍。」
發佈「七三佈告」據說就是為了「制止武鬥」，但事實是這個佈告導致了廣西血流成河，死了比佈告之前多得多的人。迄今為止宣傳的文革圖景，都是說「造反派」如何造成亂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鬥」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處遺」資料以鐵的事實表明：至少在廣西，當權派和所謂「老保」鎮壓造反派，遠比造反派野蠻和殘暴得多（造反派當然也相當野蠻，這是我這個曾經的造反派群眾從不想置疑的）。絕大多數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亂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滅的過程中和剿滅後造反派不復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於武鬥中的雙方「內戰」，而是死於「有領導有計劃」的專政機器對全無反抗能力的弱勢者的大規模虐殺；不是死於黨政在「造反」中癱瘓的「無政府狀態」下，而是死於「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話，他們不是死於「造反派」之手，而是死於「維護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軍人和官員主導的政權——當時的「革命委員會」名義上是「軍、干、群三結合」政權，實際上無論廣西還是全國各省，林彪垮台前絕大多數是軍人主導，林彪垮台後「軍政府」色彩明顯弱化，文革前官員成為主導，但無論哪個時期，「群眾組織」代表都只是跑龍套的，不要說造反派，就是如廣西在鎮壓了四二二之後進入革委會的「老保」組織功臣雖然算是飛黃騰達了，也仍然是跑龍套而已。
當權派鎮壓造反派的標本
廣西的事如今已經相當有名。我們不必尋找什麼民間野史和回憶之類，1980年代廣西官方編輯整理的處遺資料中，當年鎮壓四二二時令人髮指不忍卒讀的殘酷場面就連篇累牘堆積如山。諸如逼迫兒子當眾親手砍殺自己父親（永福、都安、巴馬等縣）、殘殺被害者後又強姦輪姦其妻女，奸後殺死並剜乳割陰、取肝而食，滿門抄斬並洗劫房屋財產供兇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寧、融水、浦北等縣）、殺人後變相販賣其妻女勒索「改嫁費」（浦北、資源等地），等等。正如讀過這些「處遺」材料的人形容的：「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殺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請問在整個文革時期，在全國範圍內，「造反派迫害走資派」何時、何地、有哪一次殘暴、野蠻、血腥到如此程度？
處遺材料還證實，當時廣西共有武宣、靈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鳴、崇左、馬山、欽州、合浦、上林、邕寧、容縣、賓陽、都安、忻城、鐘山、來賓等19縣和柳州市發生了殺人後挖食肝膽及人肉的駭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規模地發生：隆安發生21起，靈山發生25起，武宣竟達75起。後來曾有人說這與廣西少數民族的落後傳統有關，並特地指武宣縣70%人口為壯族。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廣西民族分佈的基本情況是東部主要為漢族，西部少數民族為主，由西至東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遞減、漢族比例遞增。而那些極端殘忍野蠻的吃人事件全部發生在中、東部的漢壯混居地帶，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靈山和浦北、欽州、合浦、容縣等地基本是漢族區，少數民族人口極少。而廣西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經濟社會也最不發達的西部（百色、河池兩地區）反倒沒有這種事。
進而論之，其實我們現在講的民族分佈是1950年代「民族識別」運動和後來的政策下形成的，實際上就文化、社會特徵論，廣西真正具有原生態民族特點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帶，中東部居民無論血緣上的「族源」如何，實際文化社會狀態早已高度漢化。按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口徑，廣西只有63萬左右的少數民族[10]（其定義與我們現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回族」，而只認為是信伊斯蘭教的漢族，與信基督教的蔣介石也是漢族一樣），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裏沒有發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這一標準其實是漢族（至少是漢文化）區。
顯然，文革中廣西的吃人慘劇與「民族文化」沒什麼相關性，那麼它與什麼相關？處遺資料明確顯示：武宣縣被吃者75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員、傾向四二二觀點的幹部、群眾，以及根本沒有派別表現但卻被指為造反派「社會基礎」的「黑五類」及其家屬，包括支持四二二的2名黨員、3名幹部在內。而參與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黨員91人、幹部45人，非黨非乾的「群眾」只有21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縣同樣如此：參與吃人的41中，黨員36人，幹部8人，「群眾」只有2人；處遺時該縣因吃人罪行被處分、判刑共21人，居然全部是黨員，三人是幹部。根據處遺－整黨總結時統計，當時全廣西共有近五萬黨員在「非武鬥」狀態下參與殺人，其中20875人是入黨後殺人，9956人因殺人「有功」入黨，17970人「與殺人有牽連」。根據「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的原則，處遺的結果是全廣西共有2.5萬黨員被開除黨籍。
很明顯，這種暴行的來源是二位一體：一是文革前就不斷宣傳並步步強化的「階級鬥爭，你死我活」觀念及據此在社會上製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壞區分貴賤的現代種姓制度，在一定條件下走向極端就變成了「高種姓」對「低種姓」的虐殺。二是文革前當權派以地方駐軍、各級武裝部和官辦民兵組織、基層政權為依託，組織、支持、發動所謂「老保」對觸犯了他們的「造反派」實行報復性鎮壓。而這些造反派有的純粹因為相信了某種上邊灌輸的說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則與過去積累的官民矛盾和體制積弊有關。儘管真正的低種姓賤民極少敢參加「造反」，造反派也儘可能迴避這些人，但是他們的對手總是要把這兩者歸到一起，以便於鎮壓。
廣西的暴行之殘酷程度固然極端而罕見，但其基本行為邏輯卻並不罕見。如聞名的湖南道縣大屠殺，過去儘管其殘暴已廣為人知，但其原因卻極少分析，甚至常常歸之於「造反派殺人」。後來詳情披露：其實恰恰相反，當時的情況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風雷」崛起後，「老保」勢力強大的湘南各縣基層組織以武裝部、官辦民兵為支柱，為「防止湘江風雷下鄉」，在鎮壓當地弱勢的造反派之餘，對被指為造反派社會基礎的「黑五類」和其他賤民「先發制人」實行斬草除根的屠殺，據說這可以阻止造反派勢力蔓延。實際上，道縣所在的湘南與廣西接壤，廣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殺，如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之類，都是湘桂兩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經的。
這種當權派假手「老保」殘害「造反派」的事件，當然不止發生在廣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收集了湖南道縣大屠殺、內蒙古內人黨大血案、廣西四二二被剿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縣慘案、雲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其中除大興慘案發生於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紅八月」、內人黨與沙甸事件事涉民族關係外，其餘四宗屠殺都是發生在1967～1968年的大亂期間，而且都是當權派屠殺「造反派」和「黑五類」（「黑五類」被莫名其妙指為「造反派」的社會基礎）。
兩個極端之間：造反派的共同命運
清華的情況當然與廣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規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尋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工宣隊以「宣傳《七三佈告》制止武鬥」為由頭進入清華，在其掌權時期，清華的「非正常死亡」卻比蒯大富得勢時更多。
當然，廣西的情況不僅與清華相比，與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別之處。最明顯的是廣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韋國清在文革中成立革委會後仍然是第一把手。當時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曾倒台過，全國類似韋國清這種情況的僅有河南的劉建勛和黑龍江的潘復生[11]。但是，劉潘二人都是得了內線消息第一時間出來支持當地造反派的弄潮兒，隨着形勢變化後來實際掌權的時間也不長，唯有韋國清從未支持過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廣西。他到廣州和北京高升後，廣西的權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親信手裏，直到1983年中央為解決廣西處遺問題專門調整自治區領導班子前，廣西實際上一直在他的勢力控制下。
不過，人們切莫因此以為韋國清是個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諸侯」或「藩鎮」；傳說他與越南有特殊關系所以為中央所仰賴，更是沒有道理[12]。韋國清是廣西壯族人，而且是廣西右江蘇維埃紅七軍出身，有人因此認為他的執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紅七軍背景，甚至稱他為「鄧小平（紅七軍領導人）嫡系」、「中共的桂系」、「廣西王」或「壯王」。但實際上，韋國清在當時廣西人心目中主要是個「南下幹部」，他治桂的最大特點恰恰在於一直以嚴厲打擊「地方主義」、「民族主義」為動力取悅於中央。從某種意義上講，韋國清可以說是「廣西的斯大林」：他作為壯族人卻依靠「南下幹部」用中央集權主義打壓壯族人，就如當年格魯吉亞人斯大林以「比俄羅斯族更狂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來鎮壓格魯吉亞同族一樣。
關於壯族，韋國清的名言是：「壯族（與漢族相比）沒有特點，依我看，這恰恰是壯族的特點，這正是壯族區別於其他少數民族的地方」。據說他曾要求《劉三姐》主角的服裝不要突出壯族特色，而要突出「勞動人民」特色。
從1955年在廣西任職後，韋國清都極善於揣摩聖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來幹部和「南下幹部」。廣西地下黨、邊縱游擊隊出身的地方幹部、「紅七軍老戰士」乃至他故鄉東蘭鳳山一帶的壯族鄉親被他整得最厲害。「壯王」、「二壯王」曾是他扣給地方幹部的帽子。而鳳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紅七軍老戰士[13]）大都反韋，使該縣成為四二二在廣西農村地區少有的根據地，文革中也被韋屠殺得最厲害——全縣人口1.3%死於非命，死人比例為全廣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韋國清的東蘭壯族同鄉兼紅七軍老戰友韋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調回廣西與他搭檔做第二把手，沒兩年就被韋國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機打成「林彪死黨」，幾乎被整死[14]。韋國清的老首長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在蘇區肅反中被冤殺，延安時期已平反並宣佈為烈士，1949年後其在廣西的家屬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時韋國清和廣西當局在帶頭「批鄧」[15]的同時又宣佈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屍揚灰之勢」，家屬也被整得「家散人亡」，直到韋國清調離廣西、文革結束，經鄧小平直接過問，才恢復了歷史的公正。又如而今聞名天下的「壯族歌仙劉三姐」，本是源自廣東漢族地區的民間傳說，傳入廣西後於1950年代末被當時廣西區黨委文教書記、廣東籍漢族幹部伍晉南調集文化力量將其打造成廣西壯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韋國清狠整伍晉南，「炮製大毒草《劉三姐》」成為伍的大罪之一，整個文革十年中「壯族歌仙」一直被「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子」韋國清封殺……
韋國清何以能成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個話題。這裏要說的是：他在廣西的作為並不是一個「土司」、「諸侯」的行為，反映的也不是什麼地方或民族的「傳統」，而就是一個成功揣摩聖意的跟風者、一個極權體制下地方官僚的無法無天，這在當時不能說沒有代表性。只是由於韋國清從未失勢，反對他的造反派廣西四二二也就從未像「井岡山」在清華那樣一度得勢。廣西因此也成為當權派鎮壓造反派的一個極端典型。而在清華，文革初期工作隊打倒了蔣南翔，毛澤東又打倒工作隊並扶植蒯大富得以稱霸清華園一年多。但是我們不妨設想：如果蔣南翔與工作隊是一回事而且從未倒台（假如清華有個「韋國清」），蒯大富（假如他還會「跳出來」做清華的「四二二」）的遭遇又會如何？
在清華，工作隊扶植的「保爹保媽派」狠整過蒯大富，但他們很快就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干預下垮台了，後來的清華嚴格地說沒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從「井岡山」中分裂出來的，當然，從「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的想法看有點接近於「保守派」，但基本上還是被毛澤東看成造反派中的異端，後來和「團派」同歸於盡都被毛澤東卸磨殺驢了。不過幾年後（請注意：無需40年）回頭看，老「四一四」的人還是比老「團派」的人更能被體制接納，但比他們兩者都更能的，還是當年的「老保」。那麼，假如「老保」始終沒垮，清華園又會是什麼樣？蒯大富等人又會如何？
在當時的中國，清華與廣西幾乎是兩個極端了：在清華，由於造反派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沒了影蹤，造反派之得勢天下第一，「百日大武鬥」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氣焰與廣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聲勢一度近似——但僅僅是「一度」。別看毛澤東在「召見」時貶損「四一四」，但毛澤東其實是絕對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則十個「四一四」也不可能「絕處逢生」）。然而，毛澤東卻非常樂見廣西「聯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說在清華這一極端中造反派的下場最終也還是比「老保」慘（請注意，我這裏指的不是他們在鄧小平時代的下場，而是指在毛澤東時代的下場），那麼處在另一極端的廣西四二二下場就不必言了。
事實上，無論韓愛晶、蒯大富們如何自命為「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並竭力與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勢的造反派劃清界限，最高層還是把他們歸為了一類。從林彪那句「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足可見這種「我們」與「他們」的區別何等牢不可破。儘管蒯大富與廣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經得寵於毛澤東和韋國清始終恨四二二入骨更是兩個極端，但就是因為其實蒯大富與四二二都並非主要角色的那個所謂「清華－北航黑會」，他們還是最終被搞到一起了。其實，即使沒有這個「黑會」，他們的命運可能也不會有多大不同——正如7·27蒯大富「誤判」了形勢而韓愛晶並未誤判，他倆的命運也沒有多大不同一樣。
事實上，雖然這個「黑會」被當局強加了莫須有的「重要性」，但當時各地造反派，無論曾經得勢的還是從未得勢的，都感到大難臨頭，紛紛來京鳴冤求救，以至於聚到了一起，這還是非常富於象徵性的。據說當時北航紅旗的祝春生在會上曾大罵那些與會的「不可靠的」外地造反派，說他們「反軍」惹禍，還自誇我們北航紅旗從來不「反軍」，從來跟解放軍保持一致，所以能夠屹立不倒。而且據說康生看了這個發言記錄還說講得好——可是話音未落，祝春生還是進了黑牢，並沒有比那些「反軍」的傢伙幸運多少。
上海並非例外：論王洪文何以持續受寵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其實按英明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1967年已經「輪到小將犯錯誤」了。只是由於武漢七二事件陳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澤東、江青又「額外」地寵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沒過多久，「偉大戰略部署」還是回到了原定的軌道。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劉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敵，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寵幸北京造反派，這在全國是比較特殊的情況。這一點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們一般都以王洪文為造反派得寵的典型，其實，王洪文之所以能夠在毛生前一直得寵，恰恰是因為他這個「造反派」非常另類，非常不典型。有人認為毛澤東拋棄蒯大富而久寵王洪文，是因為毛的意識形態重工人而輕知識分子。其實大不然。當時工人造反派比學生栽得更慘的例子不勝枚舉，事實上「一月風暴」以後，各地對造反派卸磨殺驢大都就是從「工總」之類的工人組織下手，而不是從學生組織開始的。廣西、廣東、湖南、湖北等地尤為典型。各地軍方「支左」後，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組織開刀，因為學生社會經歷相對單純，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風喚雨者往往經歷相對複雜，當局鎮壓較易找到藉口。所以1967年後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軍方首先把工人組織打成「反革命」，而學生造反派為之打抱不平，與軍方發生衝突的模式演進的。
而王洪文能夠持續得寵的主要原因，既不在於他是工人，也不在於他是造反派，更不在於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為死保張春橋，而與張的得寵共始終。至於他反對劉少奇，甚至他反對陳丕顯曹荻秋這些上海的「走資派」，則與他的「工人」身份[16]一樣，都不是他持續得寵的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僅對打倒劉少奇沒什麼貢獻，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來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廠的保衛幹部，直到1966年11月間「造反」大潮形成、舊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時他才出來參與組織了「工總司」。不要說與北京早在這年初夏就奉旨發難的聶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與上海最早起來造舊市委反的復旦「紅革會」等學生組織相比，甚至與上海工人中先於他而造反的潘國平等人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勞」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奧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張春橋，而後王張投桃報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張春橋，鎮壓了炮打張氏的「紅革會」等「老造反」，再是張春橋支持王洪文，血腥鎮壓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聯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聯派」）。
除這兩個鎮壓外，至少同樣重要的還有一個鎮壓，即早在「一月革命」時就成為「上海特色」的鎮壓「經濟主義」[17]，正是這三個鎮壓，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決定了王洪文能夠繼續高升。儘管當時愣說「經濟主義」是「走資派」煽動的，但誰都知道那恰恰是「造反」與老百姓（尤其是下層百姓）利益相關的部分，如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要求轉正，下鄉知青要求返城、榮復轉退軍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為高層權爭火中取栗之外還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訴求，那就是「經濟主義」。反「經濟主義」是典型的矛頭向下，與「造走資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說廠保衛幹部鎮壓臨時工也叫造反，那與「貴胄紅衛兵」毆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區別？為什麼後者就叫作「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販也可以叫「造反」嗎？
這裏有爭議的可能是「上柴聯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認為是個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眾與「17年受壓制者」組成，而且反對本廠領導，這與當時「造反派」一般社會學特徵相符。其對立派則多黨團員與政工幹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於上層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聯司遲遲未捲入對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員還參加過市裏的「保皇派」（即「赤衛隊」），而其對立派則投靠工總司，更早參加了市裏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聯司視為「保皇派」，王洪文後來鎮壓它時也是這麼說的。其實，由於官場矛盾和社會矛盾錯綜複雜，當時的組織對一個或一級官府造反，而對另一個或另一級官府親近，是常有的事，何況聯司作為整體也並未參加過「赤衛隊」，倒是參加過工總司（只不過參加較晚，而且主要聯繫的是工總司中與王洪文內訌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一月後，還有誰不造舊市委的反？筆者認為從群眾性「造反」體現出對「17年」官僚體制不滿這一點看，定義「造反派」應該主要看社會學特徵和意識形態背景，而不是看對某個具體當權者的態度。對17年體制（有時未必是對整個體制，而是對自己在體制下的具體生存狀態，比如受工作隊的壓制等）不滿，但又接受當時官方意識形態並以此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對體制不滿又反對當時的意識形態，那在當時就會被算作「貨真價實」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聯司無疑屬於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此外，「造反派」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它是當時特殊形式的組織多元化的產物，大一統的官辦組織無論持何種觀點都不能說是「造反派」。從這一點看，1967年8月上海的「造反派」也應該是上柴聯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總司。
換言之，與其說王洪文與蒯大富類似，不如說「上柴聯司」與廣西四二二更類似。1967年盛夏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武漢陳再道支持「百萬雄師」鎮壓「三鋼三新」與上海張春橋支持「工總司」鎮壓「聯司」派，性質其實差不多。毛澤東當時對兩者的態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陳再道這個莽漢冒犯龍威驚了聖駕，而張春橋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這樣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亂，近一年後才調整過來，於是武漢的「三鋼三新」也被拋棄了——而在武漢以外，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結局比上柴聯司更慘，連「清華井岡山」也成了上柴聯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數萬工宣隊進校時，頓時想到的恰恰就是工總司踏平上柴的情景。
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把「清華井岡山」作為造反派一度受寵的極端，而「廣西四二二」作為造反派從未受寵的另一極端，那麼清華這一極端其實比廣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地，甚至包括過去常被視為造反派持續受寵典型的上海在內，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其實都更接近於廣西，而不是更接近於清華。當然，即便是清華，最後在發展方向上（不是在殘酷程度上）也向廣西看齊了。
餘論：領袖利用了造反派，還是造反派利用了領袖？
回顧清華文革與廣西文革的往事，令人嘆息更令人深思。作為兩個極端，似乎再也沒有比清華造反派與廣西造反派差別更大的了，不說早先的受寵與否，直到「七三佈告」發佈時，四二二在廣西正被別人「踏平」，而井岡山在清華還要「踏平」別人，但這麼大的差別也沒有避免他們很快還是殊途同歸都被毛澤東鎮壓下去。而對於武傳斌發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會」而言，清華井岡山和廣西四二二其實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實上兩者並沒有聯繫（都只是各自與武傳斌有接觸），但在中央首長嘴裏，事情卻變成了廣西的「土匪」進京向清華的「黑司令部」「匯報」！更怪的是「黑會」的真正主角武傳斌蒙受的後果也遠沒有清華人和廣西人那麼慘：武傳斌後來三進三出囹圄，但時間都不長且始終未獲刑，而清華老「團派」獲刑者累累，廣西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說清華文革在全國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義，其實，就造反派先受領袖利用後被領袖鎮壓而言，清華無疑是造反派被利用（後來也被鎮壓了，只是並非最慘）的典型，廣西則是造反派被鎮壓（先前也曾利用過，只是價值不大[18]）的典型。兩者合起來倒是構成了中國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圖景——尤其是「造反派」由興到亡整個生命歷程的典型圖景。
像廣西四二二那樣的造反派被殘酷鎮壓和野蠻屠殺，對這種鎮壓和殺戮，今天是怎麼譴責也不過分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確的。「奉旨造反」結果卻被「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固然可悲，但他們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們也喝過「狼奶」，得勢起來也會很兇，就像清華井岡山得勢時那樣。廣西四二二作惡遠比鎮壓者少，原因並不是他們的主張正確，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勢的機會罷了。我一直認為，無論就17年極權體制下積累的官民矛盾，還是就「五十多天來」當權派首先發動「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隊整蒯大富們、血統論下的貴胄打擊「賤民」）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眾「造反」形成如此規模，並不能僅僅用「奉旨」來解釋，它是有社會土壤的，即使今天看來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這也就如舊時的農民反官府一樣，值得同情並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論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國文革時的造反派混同於波蘭的團結工會是完全不對的。在當時的中國，有社會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發難，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烏煙瘴氣的壞事。不過，首先這只是「十年文革」中無數壞事的一小部分，其次這是領袖利用造反派作惡（利用完又鎮壓了他們），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領袖作惡，這個基本事實是不能顛倒的。
現在看來，當時完全沒有被利用（不是他們拒絕被利用，而是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沒想利用，而只想打壓）的「造反」恐怕只有所謂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張春橋王洪文等人鎮壓下去的「經濟主義」造反——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所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底層情結」、他想為下層謀利益而打擊官僚之類說法的荒誕。最底層的勞動者要求改善待遇，不僅在「社會主義」名義下應該天經地義，「資本主義」也都還承認勞工運動合法。即便當時的經濟條件難以滿足他們的那些要求，也不能剝奪他們提出要求的權利吧！然而文革中無論局勢多麼混亂多麼「無政府」，「經濟主義」的訴求空間當局是一點不肯給[19]。當局如此，主流造反派也與這類訴求劃清界限。尤其是上海，當時不僅王洪文這種「另類造反派」，就連紅革會這樣的「典型造反派」也參與了鎮壓「經濟主義」，可見中國一般造反派（個別人可能例外）與「人民文革論」所說的「民主派」距離有多大[20]。
揭示這些真相的意義重大。1980年代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本是對的，但當時的歷史局限決定了這一「否定」仍然是基於當權派利益本位的立場，因此不僅「徹底否定」其實並不徹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時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資派」的單一圖景。以至於文革過去40多年後，一些年輕人知道的文革就是「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整『走資派』，鄧小平抬舉『走資派』肅清『造反派』」。這個「事實判斷」很少有人質疑，雙方只是價值判斷相反：有人說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對的，有人說老百姓犯上作亂不行，鄧小平平定造反才對了。如果只是在這樣的「事實」上討論，那就不能搞清文革災難的教訓，也沒法認識改革的意義。其實不僅是中國人，就連傅高義這樣的外國學者也如此，他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仍然把遲群等人稱為「造反派」，其實這些人恰恰是毛澤東派去鎮壓「造反派」的，而且遲群治下被整死的人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當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資派」的一幕，但絕非僅僅有這一幕，而且如果我們承認「十年文革」之說，那麼這一幕其實非常短暫。重要的是幾個被忽視的「真相」：「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那時鎮壓他們的人往往更野蠻，總的來說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難百倍於「當權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來說，他們受難最慘的主要是在毛澤東時代，而非鄧小平時代。
另一方面，「走資派」（老幹部）長期受大難、改革後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的時間他們是受的「常規黨內迫害」，與根本沒有造反派的蘇聯克格勃黑獄沒什麼本質區別。「彭陸羅楊」受難時，「造反派」還遠沒有問世，而王光美一直被關押到改革前夕，難道那是蒯大富關的？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名實」分離，說的與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幾乎100%的當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認為「必要」一樣，當年毛澤東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論上「造反」卻仍被說成是對的。而與毛生前對造反派的殘酷鎮壓相比，鄧小平時代雖然理論上整體否定了造反運動，並清理了一些「三種人」。但不僅這種處理無法與毛澤東的鎮壓相比，而且事實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卻是在鄧時代得到糾正的。關於文革，無論是官式的「徹底否定」還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眾反官僚」論都迴避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事絕大多數是發生在毛澤東時代，而不是在鄧小平時代。而真正帶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的「經濟主義」造反，毛澤東時代不但官府鎮壓之，主流「造反派」也往往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這類「造反」（典型的就是1979年前後的知青回城抗爭）取得了成功。
鄧小平時代以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把殘留在黨政機關中的一些曾經的造反派予以驅逐，一些人還被判了刑。但其實到1976年時仍然得勢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經極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樣以鎮壓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過「投名狀」，實際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貴。這場「清理」對「造反派」的打擊其實遠不如毛澤東時代的鎮壓。更有不少如蒯大富這樣的人其實在毛澤東生前已經坐牢很久，但那時盛行的是不講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隨意關押、無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來也是「黑五類」式的賤民，無法擁有正常生活。鄧小平時代開始講「法治」，把他們正式審判定罪，判了刑期。儘管從今天的角度看，那種審判實際還是「政治掛帥」，「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於此前的羈押折抵刑期，他們中不少人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坐牢的時間還長於鄧小平時代。出獄後儘管也受到歧視，但程度比毛澤東時代對賤民的歧視差得遠，他們基本上都能恢復正常生活。
雖然鄧小平時代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在毛澤東時代受到理論肯定的「造反派」，實際上卻有很多毛澤東時代鎮壓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鄧小平時代被平反的。例如改革初年獲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幾個文革中遇害的異議人士（有的平反後被宣佈為烈士），當年他們其實並非同一立場，其中因反對打倒劉少奇而被害的張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應該算「保守派」），但遇羅克（因編輯造反派的《中學文革報》反對保皇派的「血統論」而遇害）、李九蓮、鍾海源（都在軍人政權鎮壓造反派時遇害）等多數人其實都屬於造反派。還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漢的魯禮安、湖南的楊曦光（即後來名滿天下的楊小凱）、廣西的錢文俊等，他們不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進者，他們都是毛澤東時代坐大牢、鄧小平時代獲平反的。
那時冤死的人除了「賤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資派」和「保皇派」多，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筆者的家鄉廣西等地，文革中對「造反派」成千上萬地大舉屠殺，可謂慘絕人寰。那也是鄧小平時代被平反、得以恢復公道的。1983～1987年間「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在那裏是無人不知的一個詞。處遺中被懲罰的一些殺人者按當時的政治口徑都被指為「造反派」，其實他們固然罪有應得，但說他們是「造反派」就與事實剛好相反了——他們是文革前當權派的御林軍。而大量的廣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鄧小平時代從地獄回到人間的。
因此，不難理解，儘管今天有不少不懂歷史的年輕人從「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實際上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實行改革是包括絕大多數前「造反派」和「走資派」在內的幾乎所有國人的共識。只是當時改革主導者是復出的當權派（文革中所謂的「走資派」），按他們的意圖進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識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見和扭曲還是不少，改革之路遠比當時人們想的複雜和坎坷，對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這也就是孫怒濤先生主編本書的意義所在。
本文為作者給孫怒濤主編的《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兩卷本，待刊）所寫的評論。
注釋
[1]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辦公室記錄整理：《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註明的整理時間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該文件在廣西以傳單、號外等形式大量散發。本文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2006）光盤收錄文本。按：1967～1968年間中央首長每次接見廣西兩派的記錄都有兩派和廣西官方（軍方）各自整理的兩三個文本，但最後一次接見時「四二二」事實上已經失敗，所以只有這一個文本。
[2]就我所見，似乎只有當時北航紅旗的戴維堤在其自傳《逝者如斯》中介紹了此會的始末。但是他與武傳斌一樣也稱之為「北航黑會」，不認為有清華的什麼事，其實清華受此會的影響應該比北航更甚。
[3]2013年6月23日訪談蒯大富，深圳。按：清華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說蒯大富的發言則相當火辣：「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國現在是保守派掌權；②現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問題，而是反之；③全國局部地區可能發生內戰。」（見邱心偉、原蜀育主編：《清華文革親歷大事日誌》，1968年7月23日條，此信息為孫怒濤先生提供，謹致謝。）但多名與會者都沒有這個印象。
[4]接見中有人說看過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康生駁斥道：「我說的是《哥達綱領》」。但《哥達綱領》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節，馬克思認為它「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因此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逐條逐句」地引錄該綱領並予以了駁斥。這些引文其實就是《哥達綱領》的全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8、11～35頁）因此根本不存在看過《哥達綱領批判》卻沒有看過《哥達綱領》的問題。康生這樣駁斥，其實恰恰表明他這個「馬列主義權威」倒真可能沒有看過馬克思的這本「經典著作」。
[5]現在一般說是「進入」清華，其實當時工宣隊雖然沒帶槍更沒動槍，但卻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強制行動，三萬多人包圍一千左右的在校學生，不僅「強行繳械」、拆毀武鬥工事，做了「制止武鬥」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學生組織的辦公室（當時謂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後他們即成為清華的主人。所以，這是一次典型的強制佔領行動，儘管佔領者沒帶槍，但甚至不能說是「和平解放」。因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協議的。而團派即便不抵抗也未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們也是被強制攆走的，已經不是「傅作義」了。
[6]即「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文革前和文革中廣西當權派韋國清支持的所謂「老保」組織，「四二二」的對立派，當時始終處於強勢地位。
[7]即「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簡稱，在廣西當時這是個家喻戶曉的語詞。
[8]所謂最小數字，指逐個核實後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處遺中分別落實了政策的、精確到個位的數字，除了後列的這組數字外，《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第1冊「前言」說是「八萬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據這套資料中的各縣死亡資料自行匯總統計，「大約是十五到十六萬」（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開放》2013年10月號，75～78頁）。參加處遺的中央工作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說：「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八點九七萬人」，「另外，全區失蹤二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而前南寧市委副書記袁家柯在他寫給中央組織部的處遺申訴書中說是「20多萬」（袁家家藏文獻），這是廣西民間流傳的說法。
[9]按：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968年8月26日，時在「七三佈告」發佈50多天後，也在對四二二的「剿滅」結束後。有人提出：何以整個「七三佈告」後死的人佔比只有60%不到，而內含的「革委會成立後」死亡佔比卻高達85%？其實細看處遺資料即可明白：這裏所謂的「革委會成立後」並非僅指自治區革委會，各地、市、縣分計的死亡數都是以當地革委會成立來分前後的。而各地市縣革委會成立均在自治區革委會之前（第一個縣級革委會成立於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個別例外）均為韋國清支持的一派掌權，成立後即以剿滅當地四二二為第一任務。到「七三佈告」發佈時大部分地市縣的剿滅已經完成。剿滅過程中各地縣四二二成員大量逃亡南寧、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佈告」發佈後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滅，自治區革委會遂在「捷報」聲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會成立後的死亡數比「七三佈告」發佈後的死亡數更大是很自然的。
[10]據《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度廣西統計年報》。按此為民國時期廣西人口統計中少數民族（時稱「特種民族」）最多的一次，還有幾次人口統計的少數民族人數和比例更少。見盧露：《從桂省到壯鄉：現代國家構建中的壯族》，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59～60頁。
[11]劉建勛當時已調離河南，但由於繼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劉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並支持造反。潘復生則是從哈軍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來領導「東北的新曙光」的。
[12]與外國（哪怕是親密的「兄弟國家」）有特殊關係，對中國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禍的大忌。
[13]當地又有「三老」之說，即老紅軍、老赤衛隊員、老游擊隊員，總之也是參加過右江蘇維埃運動的老人。
[14]所謂「林彪死黨」到底能否成立，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固然與林彪關係密切並與張春橋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與林共謀反毛，這都是歷史上的疑問。但無論如何，黃吳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韋祖珍文革後很快獲平反，可見他與林系其實沒什麼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為他那個老鄉的構陷。有趣的是，平生轉戰南北的韋祖珍只回桂工作了兩年就被韋國清趕出廣西幽禁他鄉，臨終仍要求落葉歸根並終於葬在了廣西，而主政廣西20年的韋國清卻化桑梓為怨府，最終選擇了北京作為他安息之地。
[15]韋國清本人不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揭發」鄧小平，1976年廣西當局（其時韋已升遷，繼任者為其提拔的安平生）還先於全國率先點名批鄧並建議中央在全國公開點名。1980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論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廣西「處遺」卻主要是為造反派討公正，這樣的處遺能夠實現，除了直接過問廣西問題的胡耀邦、習仲勛、宋任窮、李銳等人可貴地堅持了實事求是外，也與廣西當局那次跟風失算有關。
[16]王洪文其實是保衛幹部，並非真正的工人。不過當時工人組織的頭頭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葉衛東、湖北的朱洪霞、廣西的白鑒平等。其實，就是在傳統的工人運動中，出頭「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當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於工人的推舉授權，其工人代表的資格就不是問題。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鎮壓時，不是工人的頭頭就成了「階級異己分子」，而受寵的王洪文自然沒有此厄。
[17]北京的造反從未提出反「經濟主義」的問題，毛澤東也不指望他們提出，因為毛對他們的利用就是為對付劉少奇。上海則不同，沒有張春橋點撥下的這個「創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後來的地位的。後來各地仿效上海的「奪權」基本都失敗了，取代舊黨政的「革命委員會」基本都是「軍政府」或廣西那樣的「舊政府」，上海則不是，因為早在「反經濟主義」時基於百姓利益訴求的「造反」在那裏已經被消滅，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軍政府」或「舊政府」來消滅，才建立「新秩序」的。
[18]處遺資料表明，四二二組織的形成與1967年春中央文革駐廣西記者王荔奉命進行的工作有重要關係。但是不久上面就不再認為有這個必要，王荔被調，一走了之，留下四二二任韋國清宰割了。
[19]文革中一度可以成立各種「群眾組織」，但三種弱勢者的組織是不允許成立的：一是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等「三工」組織（他們會要求「轉正」），二是下鄉知青組織（他們會要求返城），三是榮復轉退軍人組織（他們對低劣的安置政策不滿）。
[20]當時南寧有個要求回城的下鄉知青組織「青年近衛軍」要求加入四二二，但四二二一些頭頭認為這些「沒有戶口的社會青年」不配成立組織，一直不承認他們。直到後來面臨覆滅時，「青近」頑強抵抗，死亡慘重，在生死關頭部分四二二成員終於與之攜手作困獸之鬥。但即便如此，近年筆者做訪談時發現當年四二二中一些大中學生和公職人員仍然不願與「青近」為伍，儘管在今天知青回城早已獲得政策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