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扭轉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發動，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毛一改以往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做法，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議程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值得一提的是，全會原先的議程並沒有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改組的內容。由此推定，毛此時雖對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決心已下，但究竟採取什麼方式和解決到什麼程度還沒有定見，尚在考慮之中，採取的是見機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間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與會者人人自危，生怕說錯了話，但又不得不表態，於是紛紛圍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檢討自己思想上怕出"亂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錯誤"，等等。不過卻很勉強，多是從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評。儘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經分頭作了動員，但在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並且普遍流露出對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緒。
這種局面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會上也會出現一個自己居高一呼，與會者積極響應，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的場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學生中出現過的一樣。為此，毛特意把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的兩張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和給他們的親筆覆信，作為會議文件散發下去，想在全會上點一把火。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異乎尋常的支持，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然而，應者寥寥，會議開得十分沉悶，多數人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牴觸情緒。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卻遠沒有解決。毛澤東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黨內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劉少奇的身上，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與劉有共鳴，而且還有不少人對他仍心存幻想或顧慮，在看他的臉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機會，對劉少奇的問題作徹底的解決，非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而且還將會前功盡棄，留下後患。況且，毛這時自信已經抓住了劉少奇"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的確鑿把柄--劉在六月間為中央起草的轉發北京大學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簡報的底稿。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張春橋自告奮勇在毛返京後提供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親自出馬，給全會加溫，把劉少奇的問題端出來。八月四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採取惹戰激將的辦法，向劉猛烈開火，聲色俱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面對毛澤東劈頭蓋臉的斥責，劉少奇開始還能沉得住氣，連連檢討，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負主要責任。但毛卻不依不饒，繼續指着劉的鼻子連責罵帶挖苦，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把五十多名幹部，專家、教授揪上"鬥鬼台"，"斬妖台"的亂打亂鬥事件。事後，北大工作組處理了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劉少奇提議將此大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的簡報轉發全國，並為中央起草了轉發的按語。在毛這種咄咄逼人的斥責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劉少奇逐漸對自己的情緒失去了控制，特別是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實在忍無可忍，當眾頂撞起來，而且用毛本人常說的那句話來回敬他，表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這樣一來，不啻火上澆油，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藉口。毛隨後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佈原定當天開的大會不開了，改為分組傳達這次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散會後，怒氣難消的毛認定劉少奇已經不可救藥，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為此，毛決定延長會期，改變全會原有的議程，着手從思想、組織等方面作了緊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不指名地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調整時期的所謂"右傾"問題，氣勢洶洶地擺出一副和劉少奇算總賬的架勢。毛的這篇東西隨後印發全會，作為與會者批劉的思想武器，全會隨即轉入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秘密派汪東興把本來已經告假的林彪從大連療養地緊急召回北京參加會議，為自己助戰，準備用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
註：本文摘自高文謙的博客文章《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起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