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建立了帝國教育部，學校成了培養納粹人的重要基地：三分之一的教師成了納粹黨的黨員;幾乎所有的老師都加入了納粹教師聯盟;中、小學生也要加入納粹青少年團體;猶太教師和不符合納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僱;政治傾向成為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標準。
「Propaganda」直譯為「宣傳、宣傳活動」。不過這詞現在成了一黑詞。
這詞來自拉丁語，一開始用於傳播天主教義。後來，因為納粹黨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讓人聽到「propaganda」就聯想到歪曲事實的政治宣傳手段。這個詞便開始招黑了。
戈培爾曾說：「你永遠不會認為百萬民眾會為了一個經濟計劃而獻出其生命。但是他們情願為一個信仰而死，因而我們的運動就是要不斷接近這樣一個目標。」
就這樣，戈培爾為民眾宣傳出了他們的信仰——元首希特拉。元首總是正確的，把一切和他們相牴觸的思想視為離經叛道，1933年的焚書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證。
他們創造了自己的節日。1月30日是希特拉就職周年紀念;2月24是政黨綱領公佈紀念日;4月20日是希特拉生日還有各種強化元首崇拜的儀式，以及人們說話時不忘加上的「希特拉萬歲!」，他們建立了納粹新宗教。
當然，希特拉也給這個國家描繪了一個八金八鑽石的未來。一開始，希特拉也讓民眾看到了希望。民眾回憶，納粹上台到二戰前是德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光。
納粹大搞基礎建設，迅速振興了經濟，恢復了公共服務。僅三年間，德國成為當時的經濟強國，連工薪階層也能和管理階層一樣去國外度假，讓人覺得幸福感很強。
舉個例子，希特拉在競選綱領中有一條：讓每個德國家庭都擁有一輛轎車。不久，保時捷公司投產了這款面向大眾的車——甲殼蟲。
當時，希特拉還親筆畫了11張「國民轎車」的草圖，其中一張與日後的「甲殼蟲」已非常相近。
大眾汽車奠基典禮上，希特拉說：工廠要依靠全體德國人民大眾的力量來建設，生產的產品應該使德國人民都高興。因此，這個工廠就叫大眾汽車廠。
其實甲殼蟲的這款設計曾經被起訴，因為車型與捷克太拖拉很相似。後來德國入侵了捷克，起訴一度不了了之不過戰爭結束後，大眾還是給了錢，庭外和解。
同時，由於當時報刊、電影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納粹開始控制了「報紙-廣播-電影」，開始了三位一體的「納粹式宣傳」。媒體被告知說什麼就是什麼，不是是什麼說什麼。
當時美國駐德記者夏伊勒描述納粹宣傳部對報紙嚴格管制的場面：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為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的宣傳部把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夏伊勒提到，因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了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下面這個圖表可以看出納粹對報紙的逐步控制。
納粹當局特別重視對新聞報刊系統的控制，希特拉早在《我的奮鬥》中就說過，報刊是政治宣傳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種手段，而德國的廣播業則是由國家壟斷。收音機普及率不高，就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上班聽幾個小時的廣播是常有的事。
納粹禁止收聽外國電台廣播，並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曾回憶到：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德國戰俘名單里卻有她兒子。幾個親朋好友聽後趕緊趕來相告，這位母親卻向警察告發這些人翻牆收聽敵台。
另外，希特拉傾力打造的一部電影——《意志的勝利》也堪稱經典。電影的導演是雷芬斯塔爾，電影屆一個兼顧了容貌與智慧的奇女子。
北京電影學院一位教授曾說，他從來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完整地放給學生們看，因為看過這部片子後有超過60%的學生成納粹追隨者，其餘的40%只需要再看一遍即可同樣達到這種效果，海嘯般的衝擊波沒有幾個生命能夠抵擋得住。
這樣的宣傳希特拉仍不放心，他們怕傳單一樣的報紙、廣播宣傳引起民眾厭倦。於是控制了文化協會，下設美術、音樂、戲劇協會等都包含其中，這樣也不用擔心文藝青年們出什麼么蛾子了。
就像那時托馬斯·曼，譴責納粹對德國文化的歪曲和破壞，發表《理查德·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的著名演講後，也只能被迫流亡國外了。
宣傳上納粹還選擇了地推。把全國分了大區到分區再到分部。每個分部都有黨員負責宣傳，一部納粹電影，就有近三萬名黨員做宣傳。另外，還有幾十萬人的家庭密探，負責下到基層，到各家各戶傾聽心聲。
納粹又建立了帝國教育部，學校成了培養納粹人的重要基地：三分之一的教師成了納粹黨的黨員;幾乎所有的老師都加入了納粹教師聯盟;中、小學生也要加入納粹青少年團體;猶太教師和不符合納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僱;政治傾向成為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標準。
教學的內容必須以希特拉的思想為準繩，宣傳德國的擴張;讓學生們為德國版圖在不斷擴大而感到自豪;接着灌輸德國民族作為優等種族的意義和命運。
一個納粹時代長大的德國人後來在一部反省納粹歷史的紀錄片中感嘆道：「我們從頭到尾都在學習為了國家而死，從來沒有學習過為了國家而活!」
對於孩子，納粹運用了「黑色教育」，灌輸所謂的「剛強的意志力」。從孩子出生起就對孩子的哭鬧和乞求不做出讓步，讓孩子從小習慣戰勝感情、眼淚、同情和軟弱。這樣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順從。因為他們從自身成長的經歷中知道，只有順從才不會受到懲罰。
這種教育方法培養出不受感情波動、沒有內心世界、能夠把納粹的願望完全當成自己的奮鬥目標、具有堅強行為的接班人。被注入這種思想的孩子很可能永遠都不會明白，自己身上究竟被植入了什麼樣的非人性程序。
很多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在極權制度中並不感到痛苦，反而很幸福地去認同，甚至產生激情，可以所謂崇高的理想和國家民族利益不擇手段地對付他們認定的敵人，用任何一種方式去懲罰和迫害反對者，他們超越了人性。
也許就像下面這首詩——《燒傷的孩子》所述：
那個脊樑已經受傷的他
別人很難讓他相信
還能筆直的站立
受傷脊柱的記憶
讓他恐懼
縱然治癒後
休息已足夠長
並且不再有任何危險
會再次遮斷其脊椎
其實不得不說，希特拉的宣傳道出了所有極權國家宣傳的一些基本規律。
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彎曲的脊樑》，作者是蘭德爾·彼得沃克，美國密歇根州加爾文學院傳播學教授，他用大量的案例，把看似大相逕庭的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宣傳活動進行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