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兩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英國年輕人李愛德和馬普安重走長征路，他們從瑞金出發，2003年11月3日抵達吳起。在結束了長征路後，他們將重走長征路的過程寫了出來，出版了《兩個人的長征》一書。其中重走紅軍「飛奪瀘定橋」之路的內容，顛覆了人們這段歷史的認識。
1985年5月，楊成武重返瀘定橋
石棉縣城2003年7月25日
我以前到過大渡河，但愛德是第一次看見，他特別激動，盯着河水看了足足半個小時，一句話也不說。
大渡河顯然沒有辜負愛德的期待，甚至還讓他感到驚奇。我們進入河谷，景色並不壯觀，但十分險峻，攝人心魄。大渡河咆哮而過，與山壁攪動形成陣陣漩流，在這一段，大渡河與金沙江差不多寬。到了安順場鄉，水面變寬，水流變緩，可以渡船過河。
紅軍到這兒之前70年，有另外一支起義隊伍經過這裏。就在紅軍宣傳共產主義的地方，當年太平天國的最後一支隊伍也帶來了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福音，這真是一段不可思議的往事。太平天國的首領認為自己是天父之子，是耶穌基督的弟弟。洪秀全把自己的追隨者組織成一支軍隊，佔領了南京並把它定為天國的首都。之後太平天國向北進軍，想推翻大清帝國。
從某種意義上講，太平天國是紅軍的先驅者。他們解放了婦女的雙腳，重新分配土地。
北征失敗，洪秀全與起義軍其他將領也決裂了。其中石達開率領一支軍隊向西出走，那是最後一支被清軍清剿的太平天國軍隊。1863年6月初，石達開的隊伍在大渡河邊慶祝他的兒子出生。政府軍隊逼近的時候，他們已經沒有時間過河了。有種說法是，石達開向清軍投降，希望用自己一條命換取其他人的生還。但清軍將領不為之所動。太平軍遭到大屠殺，他們的血染紅了大渡河，幾天幾夜都不褪色。如果紅軍里有人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國民黨軍隊就要用各種方式讓他們了解當時的情形。國民黨的飛機撒下傳單，稱朱德和毛澤東就是「新石達開」，誰要是不想被殺頭，葬屍大渡河底，就最好立即投降。
今天的安順場充滿了新舊碰撞帶來的難解的魅力。主街兩側的建築物完全保持着長征時期的原貌，這樣的景象愛德自打離開湘江上的界首後就再也沒有見過。環境優雅的紀念館位於1935年紅軍曾經住過的房子裏，但很快就要移到江邊一個更大的處所。村子的另一邊是許多現代化的磚房，有游泳池、飯館、卡拉OK。紅軍當年在安順場渡江的一條小船停放在旁邊，船首懸下一塊牌子，歪歪扭扭地寫着「紅軍船」。
紅軍先遣隊佔領安順場的時候，只找到一條船，可以裝十幾個戰士和六個划船的人。
「我住在對岸，」78歲的於鳳穎說，「我們跑出來看紅軍是怎麼過河的。」
「國民黨當時做了什麼？」愛德問。
「他們向船開火，後來就離開了。紅軍過河後，他們才又回來。」
對於共產黨來說，這次渡河是又一個渲染着英雄主義色彩的偉大歷史傳奇，而國民黨只表現出極端的無能和懦弱。一船紅軍士兵前赴後繼渡過湍急的河流，擊退敵人的防守，控制了渡口。這就好比二戰期間，十幾個盟軍戰士乘着舢板佔領了諾曼第海灘一樣。
他們又找到兩條船，毛澤東希望所有戰士都能在安順場渡過大渡河。當初在水流不太急的金沙江，全部隊伍渡河也用了七條船和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這樣算來，紅軍用三條船過大渡河的時間，足夠蔣介石軍隊從成都到安順場打一個來回了。
毛澤東只好採取第二種方案，這項看似不可能的方案導致了長征途中最著名、最驚心動魄的事件。
另外一處可以渡過大渡河的地點在北方120公里的瀘定，那裏有一條鐵索橋，建於1705年，當初用以溝通成都到西藏的貿易通道。紅軍部隊所在的這一側河岸沒有路通往瀘定，毛澤東便命令楊成武率領的第一方面軍先遣隊找出一條路，擊退守橋的國民黨士兵。
毛澤東只給了楊成武三天時間。
楊肖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當然應該以楊成武軍隊的速度趕到瀘定。
楊成武的日程是這樣安排的：第一天（5月27日）：清晨離開安順場，在田灣紮營；第二天（5月28日）：下午2點到達磨西，然後連夜行軍；第三天（5月29日）：凌晨到達瀘定以南5公里的上田垻。下午4點開始攻打瀘定橋。
我們的出發時間正好晚了兩個月，7月27日。天下着雨，但我們精神不錯，因為馬普安的病因終於找到了，他給愛德打電話報喜。
「我得的是『腐爛性胃炎及反流性食管炎』。」他說。
「那是什麼病？」
「簡單說，就是我的胃和喉嚨正被酸液慢慢腐蝕。還記得我一直咳嗽嗎？那全是胃液。醫生說我應該休息六個月。」
「那你怎麼辦呢？」
「六天後咱們在瀘定見。」
一些當地人說我們的計劃不可能實現，老路已經被沖壞了。這樣令人失望的話我們已經聽過太多，往往事實並非真的如此。人們說的通常只是自己的猜測，他們不願承認「我不知道」。在地圖上我們沒有看到把大渡河西岸星羅棋佈的村莊連接起來的公路。「這說明那兒肯定有小路。」愛德對楊肖說。
7月27日是我們「飛奪瀘定橋」的第一天，黃昏時我們爬上了田灣上方的萬崗山。我們沒有仗可打，沒有臨時搭橋，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步槍、子彈或者手榴彈什麼的，但我們還是累得精疲力盡。
天黑後，我們掙扎着下了山，進入田灣，那裏剛停了兩天電。除了麵條和煮雞蛋，沒有其他吃的。
「這些對紅軍來說就夠奢侈的了。」楊肖開玩笑說。
愛德眨着眼，他沒有情緒去聽英國式的黑色幽默。
總的來說，這一天還算比較輕鬆的。
從田灣到上田垻還有78公里。紅軍第一方面軍先遣部隊一口氣趕到那裏，中途沒有休息。
第二天到達磨西的時候，我們走了一半的路程，比計劃晚四個小時，太陽已經西斜。愛德問一個當地人往瀘定去的路。
「紅軍走過的路？」他轉了轉眼睛，「全都沖沒了，沒人再走了。你們必須走另外一邊的路。」
愛德又向友誼旅館的老闆打聽情況。
「沒有問題。」他說，一邊用手指着磨槓嶺山上的斷崖，那斷崖將磨西與大渡河谷割裂開來。「紅軍走的是那條路，你們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到瀘定。」
天色逐漸陰沉下來，磨槓嶺上的景物影影綽綽。誰說的話可信呢？我們更願意相信旅館老闆，但我們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嗎？這時，一場巨大的暴風雨幫助猶猶豫豫的我們打定了主意——吃完飯便去睡覺！和楊成武一比高低的計劃泡湯了。
第三天早上有了陽光，這讓我們很高興。磨西的老村子非常有特色，有一座迷人的天主教堂，這教堂1935年就是當地的標誌性建築。毛澤東在教堂隔壁的牧師家住過一晚上，牧師的房子是一座堅固的歐式建築，現在還保留着。老城區的中心現在成了長征途中最大的旅遊開發區。磨西是通往四川最高的山———貢嘎山的門戶，整個村子周邊矗立着許多高級飯店，接待來參觀貢嘎山美麗景色和壯觀冰川的遊人。距離我們住的旅店50米，有一塊三星級長征飯店的廣告牌，上面是一幅飯店員工———女性居多———穿着紅軍軍裝的合影。愛德不禁慨嘆新長征者的拮据，「為什麼我們不能住在這個飯店裏呢？」
翻越磨槓嶺是一件讓人心曠神怡的事。回頭看，磨西的景色十分壯觀。我們已經站在薄雲之上，透過雲層看磨西縣城和大渡河谷，鬱鬱蔥蔥的山坡上的景物時隱時現。
旅店老闆完全正確。從磨槓嶺山頂走到瀘定沒有任何問題，當然前提是40多公里的路程對你來說不算什麼。我們晚上9點才到上田垻，晚了大約13個小時。
「現在我知道了，」楊肖說，「飛奪瀘定橋不是開玩笑。不是吹牛。」
歷史書沒有誇張。書上說「飛奪瀘定橋」戰役按時間趕過去全程經過120公里，跟我們的測量差不多。
我們還多走了1公里，那就是7月29日從瀘定縣城境內的大渡河到我們住處之間的距離。從田灣到上田垻，楊成武的軍隊共走了73至78公里，用了25個小時。
但到瀘定這段路程還是相對輕鬆的。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加傳奇。
瀘定2003年8月7日
今天早上，我的胃還在咯咯作響，身體像散了架，沒一點精神。我這副身板兒打乒乓球都沒有力氣，現在又要回去吃苦，再去面對我一生中最大的體能挑戰，我不敢往下想。
馬普安回來了，還趕上為楊肖回北京送行。楊肖是被老闆叫回去工作的，但他希望能回來爬雪山，我們很難說清誰最希望楊肖能回來。馬普安已經瘦得皮包骨頭。雖然在北京休養的三個禮拜里他長了4公斤，但就算這樣，他也才60公斤。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白天過瀘定橋。橋的主體是13根長度100米的鐵索，每根都有拳頭那麼粗，連接着兩個粉刷一新的木崗樓。
其中九條鐵鏈在腳底下，上面鋪着木板，左右兩側還各有兩條充當護欄，但根本不起什麼作用。中間的行人路有1米寬，木板鋪得很密。行人路兩邊的木板就稀鬆多了，兩片之間有大約8厘米的間隙，透過去可以看到腳下湍急的水流。當農民挑着擔子從愛德身邊一顛一顛經過時，愛德必須緊緊抓住最上面的鐵鏈來保持平衡。威廉·林塞10年前經過這裏時曾親眼看見一個婦女掉進水裏淹死了。
但是我們還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因為在我們的想像中，一座鐵橋懸在高高的兩山之間，離河面至少有100米高，下面的水流湍急洶湧，橋上幾乎沒有木板。實際上，這橋距水面最多只有5米的距離。當地人說如果發洪水，站在橋上伸腳下去就能碰到水面。但只有傻子才這麼做，因為河裏的水流變幻無常，一不小心人就可能被捲走。
當年紅軍先遣隊到達瀘定的時候，橋上的木板已經全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鐵鏈。
這全是國民黨守軍乾的。
楊成武在他的文集裏對「瀘定橋傳奇」有這樣的描寫：「當全團數十名司號員組成的司號隊同時吹響衝鋒號時，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齊向對岸開火，槍彈像旋風般地刮向敵人陣地，一片喊殺之聲猶如驚濤裂岸，山搖地動。這時，22名經過精選的突擊隊員，包括從三連抽調來的支部書記劉金山、劉梓華，他們手持衝鋒鎗，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在隊長廖大珠同志的率領下，如飛箭離弦，冒着對岸射來的槍彈，扶着橋邊的欄杆，踩着搖晃的鐵索，向敵人衝去。」
「……我忽地從橋頭一躍而起，帶着三連在22個勇士後面一邊鋪橋板，一邊向橋東衝去。」
「……我們的突擊隊爬完最後一節鐵索，幾乎就要接近敵人的橋頭了。突然，西城門燃起熊熊烈火，火光沖天……他們為了防止我們攻進城去，把橋上抽下來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後澆上煤油，一旦用水擋不住我們，就用火來攔阻我們。」
「……廖大珠同志突然一躍而起，在同志們的口號聲中，帶頭衝進火海。他頭上的帽子着火了，身上衣服着火了，然而，他仍舊不顧一切地向火里撲去。」在楊成武的描述中，22名紅軍突擊隊員都活了下來。但根據橋上紀念匾的官方記載，只有18個人成功衝破了封鎖線，另外4個犧牲了。
「我跑到後面的山上。」86歲的李國秀站在橋上指着西邊說，「他們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們躲在山頭，看見22個紅軍過橋，前面帶路的七八個老百姓都被國民黨槍斃了，幾個被擊中的老百姓掉進了河裏。」
愛德問她：「紅軍有22個過瀘定橋，你看到他們怎麼過的了嗎？」
「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他們不知道怎麼過橋，橋上沒有木板，只掛着鐵鏈。過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槍斃了。」
李國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沒有搬過家。現在的房子已經整修過，是磚和水泥結構。1935年時她家的房子全是木頭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給紅軍做新的橋板。
假如李國秀的回憶沒有失實，「飛奪瀘定橋」這一事件就少了些傳奇色彩——在當時的環境下，紅軍傷亡如此之少的確令人難以置信。歷史書籍和電影都沒有提到這些帶路的村民，恐怕是不願讓紅軍的英雄形象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