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瀏覽新聞，看到一條「客機門」事件，說一位中國的記者乘客在南航客機上得急病，先是機組與機場為客機打開艙門問題推諉了50分鐘。接着是機組與急救車為誰應該抬這位病人下機扯皮了好久，最後還是病人自己忍痛爬下客機。在接着，首都機場醫院說病情複雜無能為力，把病人推給了999急救。999蒙病人說：朝陽和協和都掛不上號。結果把他強行拉到了清河999急救中心。999的主任說「你吸毒」！病人怕給治死了，要求轉院。999愣是不給轉，折騰了好幾個小時，幸虧是在這位記者病人在昏迷前給兩位醫生朋友發出了求救信號，最後終於被送進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手術室，否則就要腸穿孔。
讀完這一條新聞，我慶幸這位記者朋友命好大！我也得存幾個國內醫生朋友的電話號碼！
其實，我們與其批判南航機組、機場、救護車、999的人性與道德問題之外，更應該反思的是，中國的救護體制。
我還是想拿日本說事——雖然有些網友會反感。在日本生活這麼多年，我唯一感覺到這個社會最為合理的一項制度，就是救急制度。
日本的救急電話是「119」。大家知道「119」是世界通用的消防電話，怎麼會跟救命搭上鈎？其實，日本的「救命中心」是跟「救火中心」合二為一，設在消防署中。也就是說，消防署管「120」，每一個消防署內，均有紅白兩車。
日本的消防署（消防隊）屬於政府機構，消防隊屬於公務員，因此它是職業消防體制，而不是義務兵役制。
在日本，「政府機構」給予人的第一個概念，便是它不是「管理機構」，而是「服務機構」，因為你是拿國民的稅金養着的。所以，政府機構不賣力公務員不盡責，老百姓就可以罵娘追責。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論，政府機構必須以滿足納稅人的要求為最高宗旨。
我問了我們通訊社的日本人老編輯，他說日本很久以前的救護車也是在各個醫院裏，但是遇到了醫院間相互扯皮推諉的問題鬧出了人命，於是政府將「救急責任」收回，實行政府統一管理，並將這一份重責交給了消防廳，因為消防是24小時待命，同時佈點眾多，行動迅速，出了問題容易追責。
於是，你在日本可以看到這樣一道風景：遇到火警時，紅白兩車是同時出動。而當你打「119」時，接線員問你的第一句話，是「救火還是救急？」
由於救急系統屬於政府系統，而且消防署中的醫生都是專業的救急醫生，因此，在接到病人後，救護車不是把病人往自己系統的醫院，或者關係戶醫院裏拉，而是由救急醫生根據病人的病情，來決定往哪一家距離最近最專業的醫院裏拉（不管公立還是私立醫院），以實現最合理最迅速的救治。當然在送往相關醫院前，救護車會預先通知醫院，了解醫療情況，落實救護準備。
日本救護車內的設備配置我不了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救護車的配置情況。在東京都，共有23個區26個市，像我所在的港區（類似於北京的朝陽區），總共有4個消防署，並下轄12個消防派出所，加起來總共有16個消防隊，也就意味着有16個救護車的出動點。同時，港區內有16家綜合性醫院。而港區內居住的人口，包括外國人在內，是2萬多戶人家，共24萬人。我曾經幫一位倒地摔傷的老人撥打過119，5分鐘之內救護車就趕到。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說機場的醫療救護體制。北京首都機場是中國最大的機場，也是中國的一大門戶機場。2014年，首都機場旅客吞吐量連續五年位居世界第二，全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8612萬人。但是，機場以及機場附近，像樣的醫院只有「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醫院」，別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急救中心」，而且還只是一家二甲醫院，距離機場航站樓有4公里。如果再要找一家大醫院，那就要跑到10公里之外的地壇醫院了。
而日本的成田國際機場，也是日本最大的門戶機場，遠離東京（車程1個多小時），位於千葉縣成田市（人口11萬）。2014年，成田國際機場的旅客吞吐量達3559萬人（其中外國人旅客1000萬，排名世界第五位），旅客總數不到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一半。但是，在候機樓里，它有3家醫院，包括日本醫科大學成田國際空港醫院（24小時醫院，醫護人員有權直接進入候機樓、停機坪以及登機治療。）而在機場候機樓周圍3公里之內，還有成田紅十字病院、綜合醫療中心成田病院、聖瑪利亞紀念病院三家大型綜合性醫院（按照中國的概念，都是三甲醫院）。其中，成田紅十字病院建有國家特別指定的傳染病隔離治療區。這些醫院的佈點和規模，完全可以滿足大型空難事故的救急（希望不要發生），更何況救治一名普通的腸胃急患病人。我還想強調一點的是，這麼多的醫院能夠開下去，說明它還是能夠盈利的。
所以，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與成田國際機場的醫療救治環境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不是一般的落後，同時也反映出政府在醫療資源配置，甚至在機場應急救難的預案機制中存在着很大問題。
如果，中國的這一位記者朋友發病在日本的成田國際機場，估計能夠在30分鐘內得到最有效的治療，而不需要跑遍北京城折騰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