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到上海徵求李先念開罷黜胡耀邦「生活會」的事，李先念說：「我看耀邦是陽的多，陰的少；『生活會』我不參加了」。李先念說：「耀邦陽的多，陰的少」。趙紫陽則說他「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當時流傳這麼幾句話：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本文摘自2010年第3期《炎黃春秋》，作者劉崇文，原題為《胡耀邦和我談下台前後》。
1987年10月，（左起）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胡耀邦、鄧穎超等在十三大主席台上
下台前在上海與李先念的會見
胡耀邦是力主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並堅決身體力行的。還在1986年，我們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訴我們說，小平同志同他談了，明年黨的十三大，他不再擔任總書記了，小平、陳雲、先念等幾位老同志也都退下來。他是作為一個好消息告訴我們的。談話時流露出一種高興和欣慰的情緒。他說，我今年已71歲，明年就72歲了，從80年到現在，已經擔任了六年總書記，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來。他還意味深長地問我們：你們原來想到過我會當總書記嗎？他覺得這種上和下、進和退都是黨和人民事業的需要，是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國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現。
據李漢平（耀邦的警衛秘書）告訴我，十二大選舉總書記，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趙紫陽，他那時就作了十三大退下來的準備（因為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他跟漢平說，到那時，我想找一個靠近農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裏去，不再干預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後，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據他曾經表示過的這一意向，決定將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國慶節後，當我們又一次去看望他時，他更進一步對我們說：十三大要立個規矩，不搞終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齡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進中顧委、人大、政協等。一定要立下這個規矩，如果在我們手裏不立下這個規矩，中國今後還會動亂。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開他的「生活會」之前，他對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慮如何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如何準備開好黨的十三大，如何妥善處理好學生鬧事等問題。
然而，在另一方面卻一步一步在加緊醞釀「廢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無覺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聽說先念同志也在那裏，就讓李漢平打電話給先念的秘書，說要去看望先念，並交代先不要告訴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邊就來電話說，先念同志已經出發來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說的原話：
當時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麵包車來的，到客廳坐下後就說，你找我有什麼事？你打電話給我，我很緊張。我當時很奇怪，他緊張什麼？我說，我沒什麼事，今天中飯後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說，呵！好像放心了。然後他又說，我同小平同志談過，如果黨內再搞鬥爭，我就不幹了。當時我不知道要解決我的問題，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飛機上還同小李說，現在誰還鬥爭先念同志？那次會見，先念還說，耀邦呀，報紙上有些胡說八道，你可要管住呀！當時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論。我說，人民日報我也管不了，我說的話他們也不聽。
還有一件事說明，在中央生活會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裏。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國橋牌協會都要為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中央領導同志舉辦一次名為「運籌與健康」的新年橋牌賽，參加者除他們外還有一些橋牌界的名人和愛好者。每年都分內外兩個賽場，裏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領導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別計算成績。小平和耀邦從50年代起就經常在一起打橋牌。但在每年比賽時，都分別有橋牌高手做他們的搭檔，所以成績差不多。他們就輪流成為每年的冠軍。1986年底的這次橋牌賽，小平和耀邦都參加了。比賽結束後，耀邦還興致勃勃地說：今年該是我的冠軍了！然後他還走到外面的比賽大廳，高興地和其他參賽的人見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壓根兒也沒想到，沒過兩天，鄧小平就找他談話，嚴厲地批評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辭職，中央召開他的「生活會」，最後被免去總書記職務。
人們可能奇怪，胡耀邦怎麼會這樣缺乏政治警覺？其實，這就是胡耀邦——真實的胡耀邦，襟懷坦蕩、赤誠純真的胡耀邦。他曾對我說，那時我既沒覺得自己有什麼錯誤，又已經決定十三大從總書記位子上退下來，哪裏會想到還有什麼問題呢？他始終堅信，他不遺余力為之奮鬥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是順應歷史潮流，利民興邦，受到人民擁護的；他竭力主張的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明確政策界限，對學生鬧事採取疏導的方針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則，並且是由書記處議定，得到小平、陳雲同志同意的。他還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黨更加成熟了，中國不會出什麼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對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準備六中全會文件時，小平同志還對他說：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能聽；「自由化」這個詞可以不用，但也確有一些人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擾都不理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該怎麼幹就怎麼幹，曾幾何時，言猶在耳，怎麼就風雲突變？他沒有想到，最後竟把學生鬧事的原因，歸咎於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純真與赤誠，實在是可敬、可愛、可嘆！
李先念說：耀邦是陽的多陰的少
耀邦同志還告訴我，後來楊尚昆到上海徵求先念開「生活會」的事，先念對楊尚昆說：我看耀邦是陽的多，陰的少；「生活會」我不參加了。先念同志說耀邦陽的多，陰的少。趙紫陽則說他「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當時流傳這麼幾句話：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為人寬厚，不會搞權術、耍手腕。他胸無城府，表裏如一。在與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僅沒有害人之心，也沒有防人之意。長期以來，不少人勸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卻認為，在黨內「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對幹部是嚴格的，有時甚至是嚴厲的，但他愛惜幹部，從不整人。大家知道，鄧力群對胡耀邦積怨很深，但他也承認：「胡耀邦不搞陰謀，光明磊落，觀點不同，他就講出來，講出來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積怨，有話講在當面，講清楚了，就沒事了。」1988年11月，鄧力群在長沙要求見胡耀邦，雖然在頭一年生活會上，他羅列大量「罪狀」，系統地批判胡，但耀邦還是歡迎了他，並同他談了兩個多鐘頭。事後鄧力群十分感慨地說；「我沒有想到他並不介意以前的摩擦。」並說他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以上所引都出自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就在這次見面時，鄧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聯手反對趙紫陽，被耀邦拒絕。因為外面曾謠傳說趙紫陽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對趙有意見，因此當李漢平聽說鄧力群要倒趙，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說：「好呀！咱們也報個仇嘛！」耀邦聽後，立即嚴肅地批評李：「我真沒想到，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思想還這麼狹隘。我們絕不能因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個人恩恩怨怨。趙紫陽是全黨通過代表大會選出來的總書記，要維護他、支持他。……我們要維護團結，老這麼折騰，黨和國家沒有希望！」
我還記得：好像是李瑞環說過，我們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聽說後，十分讚賞。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從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腦子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問題，他的精力幾乎全部撲在工作和事業上，他手不釋捲地幾乎讀遍了從馬列到縣誌各種書籍，馬不停蹄地幾乎跑遍全國每一個縣做調查，他不僅沒有精力和時間去琢磨人，連對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顧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兩個月，我們到勤政殿去看他，實際上當時已經在削弱他的權力和工作，比如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都由趙紫陽負責，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組領導，可他既沒覺察有什麼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滿懷激情地告訴我們：從現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個十三大報告，一個班子，一個把精神文明建設抓出點成效來。如同過去中央召開的每次會議，他都要殫精竭慮起草好一個好的文件一樣，他希望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為十三大準備一個好的報告。他認為六中全會通過了一個很好的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他要抓緊部署「決議」的認真貫徹和具體落實，以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可是他這一片赤子之心和報國熱忱，很快就遭到了無情的扼殺和打擊，這不能不使人感到無限哀傷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兩句詩：「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
退下來要真正什麼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還問胡耀邦，解學恭的問題是怎麼處理的？耀邦說，他們的意見要開除黨籍。先念說，1978年已經免除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就不要開除出黨嘛！耀邦說，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見向常委轉告。對解學恭的處理，耀邦曾同王鶴壽講過好幾次，不同意開除出黨。理由有三條：一，解是1936年參加革命的，算老紅軍了；二，解長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對建國後一些錯誤的東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單獨找耀邦談了農村浮誇的問題。江青把天津作為她的點，多次去天津，談話都有記錄，那時江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解能違抗她？王鶴壽不同意耀邦的意見。耀邦下台後，書記處就決定開除了解的黨籍。
耀邦認為，先念同志是很寬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鐵腕人物，他非常欣賞他鐵的手腕。
作為一個政治家、領導者，心胸開闊，為人寬厚，在實際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往往就是一種可貴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風；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則還必須具有無私無畏和敢於實事求是的勇氣，必須敢於頂住巨大的政治壓力，甘願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耀邦同志曾對我說：「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時，我那裏（當時耀邦是川北黨委書記、行署主任）就沒搞出什麼老虎來。我說我這裏是農村，沒什麼工商業。小平同志說，你們應該多講幾次。這個批評是對的，應該大張旗鼓的作幾次動員講話，講清意義，但抓人要謹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從蘇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回來，一看家裏（指團中央，那時耀邦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劃了那麼多右派，我大吃一驚。『四清』時胡啟立從海陽回來，我狠狠批評了他，死了那麼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個月掃了一下，現在看來還是對的。」「現在看我工作的三個部門，中組部、中宣部、黨校，沒有傷人，後果是好的。」「還有什麼凡是派，我們黨沒有什麼凡是派嘛！兩個凡是的思想是錯誤的，應當批評，但沒有什麼凡是派。凡是派的頭是誰，無非是要搞國鋒等同志。如果層層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擊一大片，傷害一批人。那時候新聞界、理論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兩面受夾！」「我當總書記為什麼大家擁護？我這個人原則問題上不含糊，但對人比較厚道。至於當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陳雲同志，但總書記是貨真價實的。」「對什麼人都要公平，實事求是。對康生我們也承認他早期對黨做過一些工作。他們要對曹軼歐判刑，開除黨籍，我沒有同意。曹已80多歲了，她還有什麼能耐？有人說要維護黨的純潔性，我們黨任何時期都有那麼極少數壞人，絲毫無損於我黨的光榮正確和偉大。已經80多歲了，你還槍斃她，人們會不同情的。」對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張殺，當時爭論很激烈。耀邦同志說：最後還是陳雲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對華國鋒，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關人去看看他，並希望他們請華到湖南來走走。
在南寧，耀邦同志對幹部年輕化和廢除終身制很有感觸，他說：「老一輩現在已無能為力了，年紀都大了，力不從心，還得靠70歲以下的。」「年紀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勢，也不能控制自己。」並且一再說，領導人退下來後，「要真的什麼事都不管就好了！」這既是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他自己有切膚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說，1956年波匈事件後，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過廢除終身制的問題。我把劉少奇同志的講話找出來給他看了，少奇同志說：「華盛頓在革命之後，作了8年總統，又退為平民。這件事對我們很有影響。華盛頓作過總統，他也是勞苦功高吧，比我們在座的同志怎麼樣？他作了8年的總統，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些人當過部長，當過總理，結果又去當教員、當教授、當律師、當經理、當校長。……當然我們不一定完全照那樣辦，但恐怕有些東西，資產階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少奇同志的這次講話中還說：「毛主席有一次講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麼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後說，歷史證明，這樣的民主制度，保證了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
我告訴耀邦同志，有件事對我們這代人啟迪和影響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國相繼逝去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領導人，在當時個人迷信達到登峰造極的年代，人們惶恐不安，擔心中國的天會塌下來。結果，不僅天沒塌，相反在毛以後，中國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改天換地的嶄新時期。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一代勝過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說，後來居上，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時代在進步，歷史潮流滾滾向前，誰也阻擋不了。我問他，那為什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總統、總理、部長卸任後可以退為平民，而我們卻很難做到呢？他反問我，你怎麼看？我說，根據我的經歷、感受、了解和觀察，無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權。總覺得年輕人（實際很多人都不年輕了）不成熟，怕他們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況下，權力地位又使人留戀難捨。耀邦同志說：人類社會本來就是在成功與失敗中不斷探索前進的，你總不能只許前人犯錯誤，不許後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會留下的殘餘影響，所以我們要改革。這裏，我想起1982年中央關於老幹部退休離休的決定，那是耀邦同志親自指導起草的。為了順利推行老幹部離退休，耀邦同志主張給老幹部增加榮譽津貼（文件上叫生活補助），有人不同意給，不同意給那麼多。耀邦同志說：我們這些人實際上有許多補貼，什麼伙食補貼，工作誤餐，辦公用房，出差補助，等等，退休後多數同志有困難。我們不像那些發達國家，現在還是低薪制，多數老幹部退休離休後確有困難。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進看齊，但政策要照顧多數。
總之，耀邦同志不遺餘力推進廢除終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來後「要真正什麼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為了在我國真正實現民主政治，以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欣賞和欽佩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張寫張治中的戲。他說，張治中在蔣介石兩次反共時都曾上書表示反對。中共建政後他也從不罵蔣介石，這是毛主席發現的。中共建政前後我們公佈戰犯名單，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時還有別的人，他離毛較遠。毛主席說，張先生，你怎麼躲在後頭？他說，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慶談判時，是他千方百計保護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說：張治中是個政治家，是有獨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慶齡，第二就是張治中。他在國民黨是個上將。
他還特別器重有學問、有才華、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醫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醫生，能做心臟外科手術，是有名的一把刀。我們在南寧時，他也在那裏，當時已88歲了，曾來看望過耀邦同志。他說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給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沒有暖氣，怕冷。耀邦就告訴有關方面，希望幫他解決暖氣問題。離開南寧回北京前，還專門要送他一份禮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兩瓶好酒給他送去。
1987年過年，也就是耀邦被免去總書記職務後不久，文懷沙教授突然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贈給他一副對聯：民望藏饑渴，公行胡滯留。後來德平（耀邦的長子）去拜訪了文懷沙，才知道這是從陸游寄朱熹的詩句中採擷來的。文懷沙對德平說：一葉知秋。1988年耀邦在煙臺休養時，寫了一首古風，要德平送給文懷沙，請他指正。這首古風是：騷作開新面，久仰先生名。去歲饋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雲。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閉戶驚葉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艷陽春。艷陽之下種桃李，桃李芬芳春復春。哲人暢曉滄桑變，一番變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萬，春蕾一綻更精神。對這首古風，文懷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但他覺得還拿不穩，就去請教錢鍾書。錢說：「既不幫忙，也不幫閒。」耀邦知道後，不僅沒有氣惱，相反對錢的為人表示欣賞，並說喬木很欽佩錢鍾書，認為他學識淵博。也就是在這一年的春天，李銳送給耀邦一本錢鍾書的《談藝錄》，並在書的扉頁題寫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詩句。耀邦認為李銳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澤東秘書時敢於當面直言；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尖銳批評大躍進的錯誤，因此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職務，後寫出並出版了《廬山會議紀實》；他還寫了《論三峽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耀邦後來寫詩贈他：「延水創傷甚，廬山復蒙羞。犟勁終不悔，雕蟲度春秋。狂歌妖霧掃，撥亂盡同儔。胸中浪潮湧，筆下蛟龍游。調反三峽垻，言諍九派流。瀟湘一冷月，青光耀鬥牛。」
耀邦下台以後，中央辦公廳突然給他送來一幅劉海粟的畫，原來是劉海粟專門為耀邦畫的，而且早就畫好了，交給中辦轉交，在中辦壓了將近半年。耀邦說：我和劉海粟沒打過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訪問歐洲四國時，在法國總統舉行的宴會上和他見過一面。他那時也正在法國，人家也邀請他參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估計給他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訪問歐洲四國的講話，我修改了十遍，那個反應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從來對自己的文章、報告和講話，都是親自設計、親自構思、親自主持撰寫或親自口授文字措詞，然後親自修改定稿。他絕不照念別人替他寫好的稿子，或署名別人代他寫好的文章。他幾乎對每一篇文章或講話，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觀點，又要有生動的語言文字。最反對說空話、大話、套話，反對黨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穩、死板、枯燥。因此，他的文章人們愛看，他的講話人們愛聽。耀邦同志告訴我，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的文章，喬木看了說：這樣的文章我寫不出來，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沒有套話。還有紀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麗（稼祥的夫人）看後哭了好幾次。耀邦說，他寫東西，是先有個總體設想，然後一段一段構思，想好一段寫一段，最後總括而成。有時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來又寫。他還說：原來還準備寫一篇紀念弼時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後試了幾次，怎麼也寫不成了，沒有那個氣勢和高度了，不在總書記那個地位，有些話就寫不出來了。他說，本來我就準備寫這三個人的。紀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寫的。稼祥和弼時同志和我有特殊的關係。
耀邦下台後，鄧力群多次提出要編輯出版耀邦的文集。雖然在改革開放事業上，他們兩人經常意見相左，鄧力群自認是胡耀邦的反對派，但作為一個思想理論戰線的領導人，對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賞和欽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傳出後，人們在十分驚愕之餘，以無比真摯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規模，自發地深切悼念和緬懷這位已被免職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會計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織，絡繹不絕，一束束鮮花，一幅幅輓聯，表達了人民對耀邦無限的敬愛和無盡的哀思。人民紀念碑上，曾掛出「中國魂」的巨幅幕幛。住地靈堂，人們向耀邦遺像傾訴心聲。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體報導越來越高漲的悼念活動、越來越濃烈的哀思情緒後，高層傳話：太熱了，要降溫！即使如此，到舉行追悼會和遺體送八寶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門廣場和十里長安街兩旁，仍是人山人海，擠滿了自發前來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職下台的黨的總書記，為什麼這樣牽動各行各界各階層人們的心弦，引起全國上下如此劇烈的反響？首先當然是由於耀邦同志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錯案、推進改革開放事業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獨特貢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切實的實惠和福澤。但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潔、思想開放、作風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廣泛的聲譽；人們反對獨斷專行、弄權枉法、貪污腐敗，期盼政治民主、社會寬鬆、官場清明，把真正建設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希望，寄託到胡耀邦的身上。這是中國人民在飽受封建殘餘思想的危害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壓抑後，在經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難之後，所產生的一種覺醒和迸發出來的強烈心願。這也是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真切希望，對黨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貴信任。當然，這裏面也包含黨內黨外，人們對胡耀邦最後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處理，表示不平和同情。畢竟世界已站到21世紀的大門口，時代的潮流正在滾滾向前，人民和歷史都不能容忍違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發生。
1988年9月，耀邦寫了一首《戲題養馬島——擬贈胡績偉同志》的詩，共六句。
輦從秦皇下滄蓬，
雷鳴電擊轆腸空，
寶島覓得幽憩處，
豈料伯樂踵相蹤；
伯樂愛馬不愛人，
牧人一夜變衰翁。
胡績偉是在耀邦逝世後才看到這首詩的。他說：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遺詩，表達了他最關心的還是時局。他用「伯樂愛馬不愛人，牧人一夜變衰翁」兩句詩，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訓。
這裏，我步這首詩的韻，寫了一首和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世事無常若轉蓬，劬勞心瘁兩袖空；
但求人間皆樂土，豈顧身後影無蹤；
生殺予奪決一人，民望饑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領袖。
2009年10月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