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長一些時間)，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而後多次批鬥，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有關彭德懷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發表不少，對這個問題也多有談及，但仿佛還沒完全說清楚，而且錯訛不少。作為當事人，曾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與「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認為，把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文革期間，彭德懷被批鬥
戚本禹通過閻長貴佈置「揪彭任務」
眾所周知，1959年廬山會議，毛主席錯誤地批判彭德懷並撤了他國防部部長職務，到1965年又親自點將，讓彭參與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並於9月23日約彭德懷懇談，「彭德懷談到在廬山會議上自己提到的三條保證(筆者按：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時，毛澤東說，後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彭德懷去西南地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經過這樣開誠佈公的暢談，彭德懷就到西南三線去了。然而時間沒過3個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說，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很好」，點了吳晗的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參見《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儘管「文革」的主要目標並非對着彭德懷，但這幾句話對彭來說肯定是不祥之兆。
時間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閻長貴到他辦公室，急匆匆地對他說：「現在『海瑞』(指彭德懷)還在四川三線任副總指揮，表現不好，要把他揪回來，你去找朱成昭談談這件事。」閻長貴沒多想什麼，就當時的社會氛圍，以及他本人的覺悟和認識，他也不會提出什麼，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務，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談話的當天下午，閻長貴到阜內大街地質部機關找朱成昭(那裏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聯絡站)。見面後，閻長貴跟他說了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這項任務，但他說：「我去不了，王大賓外出串聯在武漢，他做事細心，可以派他帶幾個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務。」這樣談定後，閻長貴回到釣魚台，向戚本禹「復命」。(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四年級學生，「地質東方紅」一把手，首都紅衛兵「三司」負責人;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五年級學生，「東方紅」公社二把手)
這裏順便說一下，紀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中說：「12月(筆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電話對在成都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王大斌(賓)說：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山裏養神，天天還打太極拳，將來回來好反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見該書上卷，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這不是事實，問及有關人，沒有這回事。
王大賓組織和指揮「揪彭」的情況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賓和十來位同學結隊乘火車外出串聯，王在火車上生病，由同學陪同於漢口下車，在漢口協和醫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親要他回四川養病，此時中央已下令停止紅衛兵串聯，王和兩同學乘「東方紅輪」於12月15號抵重慶。12月16日晚，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駐渝聯絡站負責人張家聲、費安琪向他匯報朱成昭的電話，說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懷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賓帶領在渝的張家聲、費安琪等十多位同學乘火車趕往成都。18號早上到四川省地質局北地東方紅駐蓉聯絡站，錢新(研究生)、陳保堂、鄭文卿等同學和北地探工系黨總支委員、團總支書記王大來向王大賓匯報。王大來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總指示從四川南充趕到成都的，並說了他們找到彭總的經過，出示了他們兩次同彭總的談話記錄，談了他們的看法。(王大來是鐵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1956年入黨，1960年畢業留校任政工幹部，參加農村四清，誓向焦裕祿學習，要紮根農村，四清後，留在房山縣官道公社當黨委副書記，作為培養工交系統領導幹部的接班人進行鍛煉。他是共青團九大代表，也是東方紅公社所屬紅干聯的負責人之一。)王大來和錢新等人兩次和彭總談話共五六個小時，有筆錄幾十頁(後來交中央文革小組)。他們認為，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總是錯誤的，彭總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彭總支持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認為有深遠意義，到三線工作後也表現不錯。他們覺得黨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總的認識和表現，到底執不執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賓到成都後決定。王大賓聽他們匯報後，認為他們的意見有道理，決定暫不執行揪彭指示。
王大賓也想見見彭總。午飯後，王大賓和王大來、錢新同去見彭總。一見面，這位八路軍的副總司令、第二大元帥、開國元勛，讓王大賓非常敬佩，覺得就像自己長輩一樣和藹可親，慈祥可敬。王大賓先自我介紹一番：四川德昌農村人等。彭總對王大賓的家鄉也很熟悉。晤談得很親切、很熱情。這更加讓王大賓下決心不執行「揪彭」指示。他們告別彭總，回到省地質局就給朱成昭打長途電話，談了對彭的認識和不揪彭的理由。電話沒法說太多，王大賓立即派王大來、鄭文卿坐飛機回北京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來、鄭文卿帶着和彭總的談話記錄乘飛機回北京了。
在地院東方紅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應「揪彭」的報告中有一句話：「彭德懷說：毛主席的話不能說百分之百正確，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這是彭讚揚毛主席，卻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嚴厲批評：「你們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鬥了四十幾年，深知彭是個老三反分子!你們要管就不惜一切代價，要不就別管!彭說毛主席的話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確的，就是說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確的。這是攻擊毛澤東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認為地質學院東方紅不能完成揪彭德懷的任務，對閻長貴說：「你看，叫他們去揪彭德懷，他們卻被彭德懷征服了!」於是戚本禹又給北航紅旗韓愛晶佈置任務，讓他派人去「揪彭德懷」。
地院東方紅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評，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東方紅作戰部副部長胡樂成乘飛機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寶劍」，以欽差大臣身份，把王大賓等臭罵一通，說他們是飯桶，連彭德懷都揪不回京……胡還說，臨行前總理給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車，不能坐飛機，要和成都軍區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鬥。王大賓不滿胡樂成的蠻橫態度，和胡爭吵。他說：我們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你沒有權利指責我們，你沒有資格罵我。胡樂成說，中央首長點名說你犯了右傾錯誤，你還不認賬?他倆爭吵，會場一片大亂。王對胡說，你是專程來揪彭的，我又犯了錯誤，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來管。在場的同學都不買胡的賬，沒有一個人為胡說話。這時探工系劉志耕老師出來調解說：既然中央否定了我們不同意揪彭的報告，派胡來責成我們揪彭，我們就應該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護送回京，這是件大事。劉老師又對王大賓說，中央知你在成都，還是配合胡樂成吧，不要爭論了。劉老師的話提醒了王大賓，覺得老師說得對。他對胡樂成表態說，既然你是專門來揪彭的，你任總指揮，我們協助。
當場進行了分工，胡樂成坐鎮指揮，王大賓協助。有人到成都鐵路局聯繫火車，有人到成都軍區聯繫，等等。下午三點，派出的人馬分別回來匯報。到軍區聯繫的人匯報說，軍區已接到總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紅衛兵護送彭總回京。到鐵路局聯繫的人匯報說，鐵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經請示有關部門，決定安排三節車廂：兩節硬座，一節軟臥。和成都軍區聯繫，決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達北京列車。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車去彭總住地接人，才發現彭總幾小時前被北航紅旗的學生抓到成都地質學院去了。怎麼辦?大家議論，北航只派了幾個人來，地院東方紅在成都聯絡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勢眾，搶過來。王大賓和胡樂成立即去北航紅旗駐成都聯絡站談判，要他們交出彭總，共同和成都軍區一起押送彭總回京。他們不同意，談判一個多小時未果。此時，地院同學來人匯報說：找到彭總了，已經從成都地質學院接到地質局。王大賓和胡樂成立刻離開北航聯絡站。地院同學把彭總安排在四川地質局一個局長辦公室里，精心守衛。這是1966年12月23日發生的波折，只好與成都軍區和成都鐵路局聯繫，重新安排專列。
12月25日乘火車回京。王大賓和成都軍區谷參謀長陪彭總在軟臥車廂，地院同學時來圍坐。王大賓陪彭總的時間最長，談話最多，彼此沒有任何戒備心理，毫無顧慮。王大賓講「大躍進」、放衛星、大煉鋼鐵等情況，講到他們西昌高級中學校長劉光烈、副校長張光之、班主任張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罷官，當他講到農村嚴重餓死人的事時，彭總幾乎落淚了。同學們都喜歡聽彭總講他的歷史，沒有刁難過彭總，文藝隊員還給彭總演節目。總之，彭總在火車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學們下車買了好吃的東西，上車後一定要請彭總品嘗。王大賓明白地告訴彭總，我們是受中央指示請他回京的。彭總說，我看出來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們又把我搶了回來。我心裏很明白。
在和彭總交談中，沒有人說過任何粗野的話。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學生大多數來自農村，對彭總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後來幾乎都平反了。彭總非常生氣地說，劉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別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給我彭德懷平反，還污衊我參與高饒反黨集團，什麼裏通外國，真是天下奇談!我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那是黨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會外語，什麼俄語、英語都不會，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譯才能動，我能和誰勾結?毫無根據，全是胡說……同學們都很同情彭總的遭遇。
27日下午4～5時左右，火車順利到達北京站。車剛停穩，看到北京衛戍區李鍾奇副司令員帶着一批軍人在站台上迎接。車門一開，李副司令員就拿出北京衛戍區的大信封交王大賓，上面寫的是「谷萬才參謀長和王大賓收」。王大賓抽出信箋一看，上面寫着：奉周總理命令，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北京衛戍區。王大賓立即將信交谷參謀長看，並向他介紹「這是北京衛戍區李副司令員」。谷說，不用介紹了，我們是老戰友。信箋上寫什麼反黨分子，王大賓心裏很不舒服，但無奈。總理的命令必須執行。當他們準備把彭總交給衛戍區、彭總準備下車的時候，朱成昭等人趕到了。王大賓把衛戍區的信給朱看，朱生氣地說：不行!要先把彭總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員給中央文革打電話，接通後，戚本禹和朱成昭說話，最後商定還是先到地院。因為北京站不能久停車，列車開到西直門車站，地院來了幾輛大卡車和一輛小車，把近百名師生和彭總接回地院——時間已是晚上9點多鐘了。
朱成昭安排彭總住下，同學們到大食堂吃飯。彭總是老人，王大賓叫食堂煮了一碗雞蛋面送到彭總住處。朱成昭等人陪同彭總，同時根據隨車從成都帶回的資料清單找到彭總的萬言書，叫人把它抄寫下來。
大約三四個小時後，衛戍區從地院接走彭總。
彭總的萬言書等材料在地院流傳，一股同情彭總的情緒蔓延開來。大概1967年1月初，王大賓主持一次在李貴家的秘密會議，有十多個骨幹參加，由王大來等向老幹部李貴匯報了「揪彭」回京的經過和他們的態度。李貴公開表示，彭總革命鬥爭幾十年，是革命的功臣、元勛，事實證明廬山會議整他是錯誤的，現在還要揪他，你們不同意揪是對的。
韓愛晶的反省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教育樓召開了掀起批判劉少奇等走資派高潮的動員會。地院李貴、聶樹人、高元貴、王煥參加。7月16日，王大賓主持召開地院革委會常委擴大會，傳達15日會議精神，大家認為，批判中央的走資派和地質部的走資派，我們都不了解情況，不去管，我們只管我們院內的事，搞教育革命。沒有研究批判誰。會後，王大賓就離校去小湯山醫院了。
7月21日下午，聶樹人等人到醫院看王大賓，說：昨天接到中央文革辦公室電話，傳達中央指示：「你們地院和北航聯合批鬥彭德懷，批鬥要注意政策，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邀請軍事院校參加，批鬥時向衛戍區要人。有關批彭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當日下午，中央文革就送來了批彭材料，包括萬言書。對這件事師生反應強烈。有些人看了萬言書，普遍認為廬山會議上彭總的意見是正確的，他被批判是冤枉的。王大賓說，師生的這種情緒和言論千萬別向上面匯報，也不要追究，不然，中央文革查下來，老賬、新賬一起算，我們就非常被動。要批彭總，讓北航自己去干，別拉我們地院。常委會研究過了，不聽中央文革指示又不行，你說怎麼辦?王大賓說，只有採取應付態度應付一下。聶說，常委會研究的意見也是這樣，應付應付，和你的意見相同。革委會的常委一個也不去參加。
武漢「七二0事件」(即毆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事件)剛剛發生，北京示威遊行，高呼聲討陳再道(武漢軍區司令員)，要「揪軍內一小撮」。地院許多學生也坐不住了，都想往外跑，無法複課鬧革命。7月24日，革委會接王大賓回地院，他主持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採取強硬措施，包括扣發助學金等處罰辦法，不准外出。7月25日，在天安門召開了聲討陳再道的百萬人大會，包括林彪在內的中央領導人都參加了，只有毛主席未出席(筆者按：當時他不在北京)，王大賓參加了大會，回來又傳達了中央文革不准外出的指示。26日他又去小湯山醫院。
7月27日上午，聶樹人等人又急急忙忙到醫院，非常氣憤地和王大賓說：「他媽的，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開批鬥彭總大會，把彭總打傷了，大熱天，水也不讓彭總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們也下得了手!他們違背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還拉來張聞天陪鬥……」又說，事前沒有與我們商量，開會前一天才給我們發邀請，為應付，我們只由物探系的幾個班的學生打着旗子去了會場，學校革委會和東方紅總部負責人沒有一人參加。
順便說一下，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頭頭韓愛晶(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對他們學校批鬥彭總，動手打彭總，把彭總打傷，深感內疚。「文革」後，韓愛晶曾說「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後被判15年徒刑)。他解釋說：「我和別人不同啊，我是頭頭，我一動手，別人就跟着動手了，沒輕沒重，就把彭總打傷了，打成了重傷，我被判刑，罪有應得。」他認識到，我們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要總結和吸取沉痛教訓!
彭總確實是由地質學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對彭總等人確實一次也沒批鬥過。
彭德懷傳記組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懷全傳》講到「文革」中有好多學校和單位批鬥彭德懷，唯獨沒有講到把彭總「揪」回北京的地院——這也是地院師生對彭總態度比較好的一個明證。
向彭總的英靈致歉
彭總1974年去世時，年僅76歲。如果不是「文革」中受到的打擊和摧殘，行伍出身、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其壽限也許不止此數。
1967年元旦，彭德懷致信毛主席，說：「你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見《彭德懷全傳》)
彭總這封信撕心裂肺，但未能減輕他的厄運。
「揪彭」事件，王大賓付出了沉重代價——從1971年3月開始被打成「小彭德懷」，罪名有「為彭德懷翻案」、不執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懷被平反後，王大賓又因當年「揪彭」回京之罪被處刑罰。
其實，在揪、鬥彭總問題上，戚本禹是直接發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卻沒有這一條。這是為什麼?在審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辯護律師傅志人說：「戚本禹指使學生把彭德懷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來，要『把彭德懷弄回來』，在這之後戚本禹才指派學生行動的。」(《歷史的審判》續集，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這樣說，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戚本禹辯護，但沒有說到事情的源頭。事實是，到四川揪彭德懷，是根據最高指示，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會議決定的。周總理給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和地院東方紅王大賓的手令是「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北京衛戍區」，可見當時的境況。
在迫害彭總的「文革」狂潮里，我們都是一粒棋子，我們都有錯誤，我們向彭總的英靈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