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中共元老杜潤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杜潤生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王岐山、劉源等都得到過杜的指點和幫助。作為中共元老級人物，杜潤生曾公開表示，在「六四」問題上江澤民是「不乾淨」的。
杜潤生是中國資深農村問題專家和政策制訂者。(網絡圖片)
習王的精神導師
新華社10月9日消息，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10月9日6時20分於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公開簡歷顯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於農村改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陸媒新浪財經披露，如果說有誰曾以思想深刻地影響過當今中國的眾多領導人，並培養出能夠更加深刻地改變中國的門生，那麼，杜潤生絕對算一個。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都面臨着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的指點和幫助。
不裝錯口袋、不上錯床
杜潤生當年最輝煌時期主政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幾乎是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一直深入研究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表示，當年的九號院在農村改革領域的貢獻，除了杜起作用和他領導下的老中青幹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於當年中央可以設立超部門的政策協調機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雖然它小，但是可以協調七個涉農部級單位，而這些在今天仍然具現實意義。
當年一位杜潤生的門生，如今已是相當級別的領導，調到省裏面去工作前來跟老頭告別，面對杜嚴格要求自己的叮囑時曾表示，至少會把握住兩條，第一不裝錯口袋，第二不上錯床。
在「六四」問題上江澤民是「不乾淨」的
作為中共元老級人物，敢於對江澤民把控下的中共體制批評發聲的只有寥寥幾人，而杜潤生卻是其中之一。
2005年3月17日杜潤生回答有關「六四」問題的談話時曾表示，在「六四」問題上江澤民是不乾淨的，沒有「六四」，輪不到江澤民當總書記。
他還認為，因為對「六四」的平反，實際上是對江澤民執政權的一個否定，所以，「六四」也就難以平反。
在上海大開殺戒槍斃抗暴工人
據希望之聲2009年6月報道，九五年來到丹麥的肖先生說，當時作為體育記者的他親眼目睹了那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領導下的上海市鎮壓六四學運的場面。
肖先生表示，江澤民在北京鎮壓學運前就已經在上海市開始整肅媒體了，支持學運的著名《世界經濟導報》被封殺，一批敢言的媒體人不是被軟禁就是被捕入獄。六四後，江澤民更是對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大開殺戒。江澤民正是因為在六四期間鎮壓學運有功而受到中共元老們的賞識而成為中共的總書記。
據他回憶，當時參加或支持學運的人都是非常和平理性和愛國的，沒有出現任何的無政府狀態，其實那時的人們普遍對中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存有幻想。
「當初江澤民在上海，鎮壓學生也很厲害，後來把幾個工人槍斃了。當時就是聲援北京學生，很樸素的，希望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他們的出發點當時很和，理性，要求共產党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他表示，當時的市民普遍非常支持學生，6月2號和3號，當得知南京軍區的部隊已經在上海周邊集結，隨時準備進入上海市鎮壓學生的消息後，很多公交車司機主動把車開到進入上海的路口，組成路障，不讓軍隊進城，也因為這個原因，六四後清算的時候不僅很多的學生即知識分子被捕了，有的工人還被判了死刑。
江澤民是六四最大受益者
1989年，江澤民鎮壓查封《世界經濟導報》，被認為是89年民運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真實的江澤民》一書披露，1989年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年。毫無疑問，江是「六四」屠殺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使得原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一躍而被任命為手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核心」。
《亞洲周刊》指出，江澤民知道，他當年是踩着「六四」的血跡，踏進了中共的權力核心，成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此，海外評論人士常安表示，江澤民是暴力理論的受益者，正是因為他信奉暴力、使用暴力、實踐暴力，使他登上中國的權力巔峰。
江澤民留下政治遺囑「江二條」
江澤民為保證不被清算，在其交權時曾留下政治遺囑。
香港動向雜誌報道，江澤民比中共的任何一位高級幹部更能知道「六四」問題所具有的輻射力，因此，他在按程序交出黨權(總書記職務)之前，於二○○一年二月借「貫徹三個代表」的中央會議之機，明訂兩條：其一，絕不允許鬆懈打擊法輪功的鬥爭;其二，對「六四事件」定性的「黨的結論正確性」不容改變。這兩項沒寫進江的「泄密大全」，而是由庫恩所著《江澤民傳》予以披露。民間研究江澤民史料的學者將庫恩披露的兩點稱為「江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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