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事件軍隊火併促使毛澤東決意結束文革（圖)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受到歡迎

部隊代號，是為密化部隊番號的真實名稱而規定的代稱，一般以數碼、單詞（字）單獨編成，也可混合編成。代號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時段過後，大多應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雖則當年的軍事單位，今天已有相當大比例撤銷了番號、建制，但眾多的介入地方「三支兩軍」的部隊，其代號所隱匿的真實「身份」，至今仍難以析解，成為我們在研判文革史料時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譬如著名的武漢「7·20事件」中的「8201部隊」和「8199部隊」，就難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錯了這些數碼所替代的部隊真實番號。本文僅嘗試將這兩支曾經深入地介入武漢地區文革的部隊之歷史沿革及其在「7·20事件」中的主要表現，作一概述。

一、「7·20事件」前的「8201」與「8199」

8201部隊，是湖北省軍區獨立師的代號。

該師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總隊。文革前的體制，總隊受公安部隊總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廳黨組）雙重領導，執行內衛執勤任務，轄三個直屬團，兩個專區支隊，六個專、市大隊，共一萬三千餘人。總隊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廳廳長張國武掛名兼任，總隊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牛、蔡兩人均1965年11月方到職，其中蔡資格尤老，1932年十七歲即參加鄂豫皖紅25軍，中共建政後長期在公安武警部隊任職，歷任公安19師政委，內衛2師政委，瀋陽軍區公安軍副政委，吉林省軍區副政委，廣東省武裝警察總隊、公安總隊第二政委。蔡1955年授少將軍銜，惟1962年後一直在師一級位置徘徊未前，1965年11月，由廣東平調湖北。

1966年2月，毛澤東指令撤銷公安部隊番號。6月7日，軍委電令，自7月1日起，全國公安部隊撥歸各大軍區、省軍區、上海警備區建制。在此大形勢下，總參、總政於8月24日批覆武漢軍區，同意將湖北省公安部隊整編為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和獨立第5、6團。9月12日，湖北省軍區公佈整編命令及番號，獨立師師部由省公安總隊部整編，駐武昌，下轄步兵第1、2、3、4團和輪訓隊，其中步兵第1團由省軍區獨立團整編，第2、3、4團由公安總隊整編，分駐漢口、武昌、襄陽、沙洋。獨立第5、6團擬撥歸武漢市人武部領導，駐武漢市，次年3月，這兩個團也撥歸獨立師領導。至「7·20事件」前夕，獨立師有四個團的兵力駐在武漢市內。牛懷龍，蔡炳臣在整編時分別改任師長、政委，兩人在後來的「7·20事件」中均成為知名人物。

8199部隊，是武漢軍區直轄的陸軍第29師的代號。

第29師原屬二野第10軍建制。1951年，奉命編入第15軍序列入朝。在朝歷經三年，1954年5月返國，駐湖北安陸。1955年6月，武漢軍區成立，隨15軍建制編入武漢軍區序列，10月，進駐湖北孝感花園鎮新營房。1960年6月，由步兵第29師改番號為陸軍第29師，同年10月，代號由0049部隊改為6941部隊。1961年2月，軍委決定第29師為武漢軍區戰備值班部隊，時轄三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一個坦克團共五個團。

1961年3月14日，軍委電令15軍軍部及其所轄第44師、第45師改建為空降兵，原駐河南開封的空降兵師亦編入15軍序列，第29師同時脫離15軍建制，歸武漢軍區直接領導。1962年5月，第29師代號改為8199部隊，下轄步兵第85、86、87團，炮兵第323團和坦克第45團的代號依次改為8205、8206、8207、8503、8204部隊。1967年，師長張緒，政委張昭劍。根據張昭劍後來為《河北革命將領傳》一書提供的簡歷，其為河北欒城人，1923年生，1938年參加八路軍，中共建政後曾任武漢軍區政治部群工部部長，1955年9月授上校軍銜，1964年晉升大校。而據29師後來編寫的師史，張昭劍1962年調29師任副政委，1964年升任師政委。「7·20事件」中，張昭劍也是一關鍵人物。

1967年，湖北省境內僅有以上兩個陸軍師，這兩個師，前者屬地方部隊系列，後者屬野戰軍系列，在「7·20事件」中，表現各異，分別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二、遠鏡頭：1967年1-6月，武漢

1967年1月26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佈奪權。這次奪權雖然沒有得到中央的背書，但湖北省委的權力架構事實上已分崩離析，此後的武漢三鎮，形成武漢軍區與造反派、保守派群眾組織三者之間博弈的局面。

2月8日，工總、二司等在《長江日報》發表《關於武漢當前局勢的聲明》，導致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漢軍區在用強力彈壓區內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造反派的同時，2月18日，發表《嚴正聲明》，指責了「二·八聲明」及香花派，3月17日，與公安機關聯手逮捕了以朱鴻霞為首的工總區分部以上頭頭，近五百人被捕。接着，3月21日，又發表《通告》等文件，宣佈解散工總及其所屬組織，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3月中同樣也受到了軍區的打壓，前些時候已近絕跡的保守派組織紛紛死灰復燃。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造反派伺機東山再起並重新整合後，將矛頭直指曾經壓制過他們的「武老譚」——武漢軍區領導人陳再道、鍾漢華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於5月16日組合成號稱有一百三十萬之眾的「百萬雄師總聯絡站」。正如陳再道後來在其回憶錄中所承認，武漢軍區從感情上傾向於保守派，致使軍區在6月4日發表《公告》，在中央壓力下檢討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之後，仍肯定了軍區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六·四公告」發表後，軍區兩面不討好，造反派認為軍區是「假檢討，真反撲」，保守派卻認為軍區太軟弱。脫胎於公安部隊，習慣於階級鬥爭的省軍區獨立師，大部分官兵的觀點與百萬雄師一致，對造反派持否定態度，認為是「牛鬼蛇神翻天」。據造反派後來稱，本不應介入兩派之爭的獨立師，一些人參與了「百萬雄師總聯絡站」的組織領導工作，而百萬雄師最主要的口號正是：「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所謂牛鬼蛇神，當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5、6月間，武漢地區兩派武鬥不斷，6月中旬後更趨劇烈。6月17日始，連續出現漢口六渡橋、漢口軋鋼廠、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武漢電車公司等大型武鬥。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聯合致電武漢軍區，稱：「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極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該按中央六六通令處理。不久以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北京的來電有利於造反派，6月28日，武漢軍區也不得不發出《通告》以表明其試圖制止愈演愈烈的武鬥的立場，但聚集於武漢上空的陰霾並未因此而散去。

此時期值得一提的是，2月28日，陸軍第29師師部率四千餘人，奉命進駐武漢地區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師指揮機關由孝感花園移駐武昌軍區大院東側。陸29師此前並無介入地方「支左」，與湖北地方關係不深，對於武漢兩派態度亦較為中性。我們至今仍不能確切知道這一應該是武漢軍區制訂而得到軍委首肯的調動方案的真實意圖，我們只能推測，將29師調至軍區大院側旁，當初大概有拱衛軍區指揮機關之意，惟這一調動步署客觀上卻打破了省軍區獨立師在武漢地區一家獨大的局面，也為後來「7·20事件」的進程帶來了戲劇性的變化。

三、中鏡頭：1967年7月上中旬，武漢

劍拔弩張的「7·20」前夕武漢局勢，陳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憶錄中似已述之甚詳。不過，陳、王都不免會站在各自立場說話，好在我們今天還有此時期大量的群眾組織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資料可供參考，從而可以從更客觀的角度將事態的演進過程重新組合如下。

7月6、7、9日，周恩來等連續在毛澤東處開會。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漢游泳橫渡長江。

7月10日，周恩來電話告武漢軍區：武漢群眾組織代表不要來北京了，就在武漢解決問題（由此可見，周事前是知道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聯名電報的，因該電原擬「請武漢軍區和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來京匯報」。陳再道指責該電「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擬定的」，將責任歸之康生一人，應不妥）。

7月13日晚，周恩來電話告正在重慶代表中央解決西南問題的謝富治，要其到武漢接受「緊急任務」，謝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帶去的紅衛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謝等抵漢（以上是王力的說法。陳再道說王力與關鋒「經過密謀策劃，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來」，亦應與事實不符）。

7月14日晨2時半，為給毛澤東打前站，周恩來離京飛武漢，隨行的有李作鵬及海、空軍的作戰部長。抵漢後，周先後同武漢空軍及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周本人及毛抵漢的準確時間，事前並未告之武漢軍區，毛在漢期間的安全，周亦令武漢空軍負責（中央對武漢軍區的不信任程度於此可見一斑。陳在回憶錄中說他心裏很納悶，周來武漢「是吳法憲安排的飛機，不知他們為什麼有意不讓我們事先知道？」其實，應是周本人不讓武漢軍區事前知道）。

晚，毛澤東乘專列抵達武漢，入住東湖客舍內梅嶺一號，隨行的有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周恩來住東湖客舍百花一號，中午抵達的謝、王等住百花二號，陳再道、鍾漢華留宿於東湖客舍乙所。

晚10時，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學校門口看大字報被認出，謝、王等不得已與在場的群眾進行了談話，之後，又於11時抵武漢測繪學院看大字報，與「鋼二司」部分群眾進行了交談。

7月15日晨，毛找謝、王匯報西南情況，後又找周恩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一併聽取了匯報。毛在此間提出了中央確定的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指示要先從部隊解決，並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

7月15－18日，根據毛所確定的方針，周恩來在百花一號召集主持武漢軍區領導人及駐漢部隊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會議，聽取了武漢地區支左情況匯報（王力稱這次會議為軍區黨委擴大會議，本文從陳再道說）。周在經毛審閱同意的會議講話中稱：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檢討，軍區要給工總平反，迅速放掉朱鴻霞；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要以他們為核心；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以上是王力回憶錄及當時造反派出版物的說法，陳再道回憶說毛當時的指示稱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根據現有材料綜合分析，應以前者為確）。

7月15-17日，謝富治及王力到華中工學院、百萬雄師總部所在地、武漢測繪學院等會見兩派群眾及頭頭，要求兩派立即停止武鬥，為解決武漢問題創造條件，希望兩派坐下來學習中央文件和社論，特別是學習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7月18日，晚，毛澤東在梅嶺一號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楊成武、汪東興、陳再道、鍾漢華開會（這是毛14日抵漢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見陳、鍾）。毛在召見時重申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三條方針，要武漢軍區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強調百萬雄師有群眾，沒有一百萬，至少有十萬，要着重做百萬雄師的工作。

會後，周恩來當即返京。臨行前，周強調佈置讓武漢空軍絕對負責毛的安全，具體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員劉豐和政委蕭前負責。

7月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來後，謝富治、王力、劉豐、蕭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鋼工總」總部，謝、王重申了前兩天會見兩派群眾及頭頭時的講話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謝富治傳達周恩來講話精神，王力講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問題，至深夜11時多方散會。

百萬雄師一派對謝、王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等處的講話極之不滿，反應強烈，他們並不了解那是毛、周親自定的調，將其歸罪於謝、王（主要是王）。下午，百萬雄師的群眾與省軍區獨立師的一些幹部戰士，乘坐着幾十輛拉響警報器的消防車和上百輛大卡車，一起湧入了軍區大院，要求謝、王接見，回答問題。入夜時分，東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醫學院，都為百萬雄師及省軍區獨立師所控制，通往東湖客舍的兩條道路，也被百萬雄師層層封鎖，水泄不通。

四、近鏡頭：7月20-22日，武漢

有關「7·20」前後數天的情況，陳再道，王力已有回憶錄可資參閱。以下陸29師及省軍區獨立師「7·20」當天及7月21日的行動情況，引自於陸29師當年8月4日整理的《七·二〇叛亂實況》，亦可供研究者參考鑑別。

20日凌晨3時多，29師突然接到「保護中央首長安全」的指示，師政委張昭劍親率一個排來到東湖客舍。此時，百萬雄師一派的「公檢法」系統十幾人已進入「中央首長住所區」，29師部隊當即進行勸阻，事態稍為平息。

清晨6時左右，在原警衛東湖客舍的獨立師一部分人的引領下，更多的百萬雄師派一群群人衝進了東湖客舍，張昭劍用身體抵擋百萬雄師的群眾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斷了一根。百萬雄師人多勢眾，王力及隨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北航紅旗紅衛兵全被架上汽車，拉到了軍區大院四號樓。

張昭劍在東湖客舍安頓好部隊，立即乘車趕赴軍區大院，此時王力已受到圍攻毆打，被剝去了軍裝，扯下了領章。張昭劍一直緊跟王力周圍，立即組織了駐軍區大院的29師偵察連、四連、六連，分佈在四號樓內，堵住了大門、側門與樓梯，對向樓上沖的百萬雄師群眾進行勸阻。

下午2時多，樓上只剩下二、三十人，29師指戰員用身體堵住了各個通道，樓上掩護，樓下接應，攙扶着重傷的王力下樓，上車後沖向二號營門，部隊乘機以班為單位，悄悄撤離了四號樓。張昭劍政委、趙奮副師長仍留在四號樓與百萬雄師的群眾周旋，後也安然撤出。

下午3時許，王力乘車來到29師機關駐地，住進六號樓。獨立師和百萬雄師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黃昏時，情況越來越緊張，張昭劍決定立即與軍區保衛部王科長陪同王力轉移到附近洪山樹林草叢裏，王力剛離開六號樓，獨立師的一些成員就衝進了六號樓，逼29師交出王力，遭到拒絕。

21日，凌晨2時左右，獨立師、百萬雄師一些人兩次衝進29師機關駐地，包圍並衝進了二號樓，封鎖了其他各樓，再三威逼29師交出王力，並揚言要搜查，29師領導當面予以斥責，獨立師、百萬雄師無功而還。

王力在張昭劍、保衛部王科長陪同下，在遍地荊棘、野草叢生的山坡上渡過了一夜。上午，張昭劍隻身下山，來到29師所屬七連，說明了事情經過後，將王力安置在七連駐地。

下午2時多，武空劉豐陪同王力登上小車，七連在29師張緒師長、解立根參謀長率領下，分乘兩輛大卡車，衝過封鎖，順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駐地。

以下，為綜合各種資料重新整理組合的一個時間表。

7月20日上午，北京，周恩來在林彪處開會。下午，周乘專機從北京起飛，降落在距武漢市區60多公里、受武空嚴密控制的山坡機場。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軍第44師132團，第45師133團赴武漢執行警備任務。

下午，邱會作乘專機抵漢。下午5時多，邱見到了仍住在梅嶺一號的毛澤東，並轉達了林彪、江青的意見，請毛轉移到別的地方，毛考慮再三終同意。晚8時多，毛決意去上海。

7月21日凌晨2時，在周恩來的親自佈置下，毛澤東乘坐武空的汽車，在武空劉豐等的秘密護送下，從後門離開東湖客舍，轉移到漢口王家墩機場。毛打破自1957年以來不乘飛機的慣例，乘空34師專機到上海。

7月22日凌晨3時多，王力在李作鵬和劉豐護送下，從武空司令部駐地轉移到了山坡機場，王力回憶說，周與其見面時，「和我擁抱，同我貼面，流了眼淚」。

上午，周恩來召集武漢軍區葉明、孔慶德以及李作鵬、劉豐等人開會，周讓葉明、孔慶德住到29師去，暫時在那裏主持軍區工作，並讓他們轉告陳再道、鍾漢華，要趕快表態，爭取主功。

王力回憶說，周先把謝富治、王力送上飛機先飛，然後自己留下來再作一點工作，自己專機後飛。到北京後，讓謝、王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他先趕到機場，再來迎接謝、王。

王力後來還說：「主席對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老人家成為黨的領袖以後從來未發生過的事情」。

「7·20事件」是社會上兩派矛盾激化、以至這種激化反映到軍內來的一次總爆發。弄得不好，這種激化會漫延至全國各地，甚至演變為內戰，局面將一發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7·20事件」對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衝擊反而成為一個啟機，使毛看到了事態演變下去的嚴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將文革的戰車驟然改變軌跡，從「亂」走向「治」。而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是，王力這位「7·20」的英雄，在一個月後卻不可思議地成為毛為實現其急轉彎的「戰略步署」而拋棄的替罪羊。

五、「7·20事件」之後

7月23日凌晨3時，在周恩來草擬的、以中央名義發來的一份電報中，要武漢軍區十五人（包括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漢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開會，自此，陳等實際上已「靠邊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軍機關帶直屬隊和空降兵第44師（欠炮團）赴武漢地區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軍部駐武昌空軍東湖療養院（8月17日，遷至漢口原高級步校營房）。武漢地區原由獨立師控制的要害部門、要害位置，轉由空降兵第15軍及陸29師所控制。

7月3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軍委任命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武空副司令員劉豐為武漢軍區政委。

8月3日，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劃歸空降兵第15軍領導。及後，獨立師撤出武漢地區，移駐應山、黃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訓」。當時，社會上有傳聞稱獨立師因「7·20事件」被撤銷了番號，不確（獨立師是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決定大量裁減地方部隊後方撤銷建制的，此際距「7·20事件」已有八、九年，與「7·20事件」無關）。

8月15日，軍委電令武漢軍區並空軍，決定成立武漢警備區，由空降兵第15軍軍部兼該警備區機構。同時，將陸29師劃歸空降兵第15軍建制。

同日，軍委命令，空降兵第15軍軍長趙蘭田調任武空副司令員，副軍長方銘任軍長兼武漢警備區司令員，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張純青任軍政委兼武漢警備區政委（原軍政委王新已於8月6日調任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張緒任副軍長兼武漢警備區副司令員，張昭劍任軍副政委兼武漢警備區副政委。

1968年1月20日，武漢市革委會成立。方銘任主任，張緒、張昭劍等任副主任。

1968年7月13日，軍委電令，由武漢軍區組建一個軍部，番號稱陸軍第17軍，將陸軍第29師、河南省軍區獨立第1師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撥歸該軍建制領導，河南省軍區獨立第1師、湖北省軍區獨立師依次改稱陸軍第50、51師，陸軍第29師番號不變（翌年12月，改稱為陸軍第49師）。9月7日，軍委令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張治銀為陸軍第17軍軍長，張昭劍為軍政委。張昭劍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從師政委擢升至軍政委，與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現不無關係。

1972年11月24日，軍委電復武漢軍區，同意撤銷陸軍第17軍建制。該軍撤銷後，陸軍第49師重新直屬武漢軍區建制領導，陸軍第51師改編回湖北省軍區獨立師。

1976年3月20日，軍委電令，調陸軍第49師歸蘭州軍區陸軍第19軍建制領導，番號改稱陸軍第56師。同年4月，撤銷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