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走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下，一度被稱為「小國務院」的發改委(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近期動向引人注目。8月19日，長期輔助李克強的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寧吉喆調任發改委副主任，加上此前已經任職的劉鶴和何立峰，發改委不僅集中了7名正部級高官，更招攬了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數位「智囊」。這種人事變動，或許暗示着發改委在政治體制構架中的分量及話語權的進一步吃重。
寧吉喆被視為學者型官員。他畢業後從政的第一站便是發改委的前身計委(國家計劃委員會)，後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12年之久。在李克強擔任副總理、總理期間，寧吉喆幾乎陪同李參加了所有重大會議和內外調研考察，還曾是「十二五」規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被認為是李克強的「首席智囊」。
除了身為副主任的寧吉喆，發改委內的正部級官員還有主任徐紹史，副主任劉鶴、何立峰、努爾?白克力、張勇、穆虹。其中劉鶴還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深改組成員，這兩個小組的組長都是習近平。何立峰不僅在福建省的工作中和習近平有多年交集，調任發改委後更主管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劉鶴與何立峰都被認為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信任之人。
或許對於掌控中國經濟宏觀調控的習近平而言，發改委既是能夠提供決策參考的智囊機構，也是一個執行機構。人事方面的變動有助於其對宏觀經濟調控單位的聯繫、疏通與指揮。在習近平統籌謀劃「十三五」規劃的過程中，長期活躍於中國經濟調控第一線的發改委已經提供了必要的參考建議，有效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發改委的前身是成立於1952年的計委，曾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和標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發改委的權限自然應該不斷收縮，這也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然而十八大後，形勢卻發生了某種逆轉。2013年3月的大部制改革期間，長期被指責權限過大的發改委不僅未被削權，反而收錄了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部分職能，隱隱有擴權之勢。近期人事層面的高配，則是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趨勢。
因為過多的插手諸多市場範圍的事項，民間對於發改委的反感與日俱增。雖然其功能設定為宏觀調控，卻又在實際行政過程中能直接干涉項目審批、石油價格調整、基本藥物目錄名單等等微觀管理。所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發改委系統過於集中的行政審批權力，造成了很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已落馬的原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的腐敗就是由此而來。2014年10月有媒體統計發現，十八大以來落馬的25個中央部委司局級以上官員中，發改委佔了其中17席，冠絕各部委。
從「計委」到「發改委」，作為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體現和工具，發改委既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可視為中共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它的不斷變化、始終存在和當下作用的加強，折射出中國制度模式的歷史變遷。
在中國，經濟幾乎就是最大的政治。在目前遭遇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的情況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已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頂層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改革，以及強化對經濟宏觀調控的力度，共同導致了發改委歷史角色的凸顯。而然，在其權重被逐步增加的今天，發改委必須有效規避之前的弊端，同時在諸多高配官員共存的情況下，避免上屆政府九龍治水的舊習，這樣才能在今後的運作工程中，避免前期的諸多覆轍。 (麥垛張亦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