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網圖)
1.
最近有幾位朋友不約而同地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大陸看到我對哈維爾的介紹文字，提到我與哈維爾進入中文世界的關係。近年來我很少提及我和哈維爾進入中文世界的關係，這是因為進入二〇〇〇年以後，哈維爾已經成為中文界的一個時髦題目和人物，很多人都在往上靠，於是我自然往後退，而這更由於零九年之後，哈維爾在政治運作中的很多做法讓我極為詫異，為此，此前我介紹哈維爾的事情我自己就有意識地、選擇性地不願再提及。當然也因為我向來關心的是問題，如此三個因素加起來，對於介紹哈維爾的經歷，我自己不僅從來沒有談過，也沒有想到過自己曾經做過的這件事後來對中文界的影響。
使我第一次感到曾經做過的這個事情的意義的是廖亦武。如上所述，由於長久以來一些人已經把哈維爾之進入中文界當作自己的招牌，由於零九年後有些人很好地利用了哈維爾人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進步，所以我甚至已經不願意再談及哈維爾。所以在廖亦武到德國後，我和他第一次通電話的時候，他首先特別重點感謝我曾經引入哈維爾，並且談了那時對他的鼓舞及影響。這他的這番感謝真的讓我很感動。他讓我感動的不是我自己如何，而是深感老廖是個實在的人，有底氣不怕說實話的人。而在那之後，最近一兩年這件事情居然又連續被幾位新結識的小友提及，為此我突然覺得哈維爾進入中文界的故事很典型，作為歷史談幾句，講點故事應該對研究問題，對現在認識我們社會問題很有些助益。
2.
我是在八九年六四前後在德國開始接觸哈維爾的。那時德國報紙上對哈維爾經常有報道。但是對於我來說，我的德語閱讀速度還很慢。很多內容都是通過我太太還學文的轉述。為此，那時我們特別到雷根斯堡的書店訂購買回了哈維爾的《致奧爾伽》。當時我們的經濟狀況，買書總是要咬牙。可因為它與中國現實問題非常直接，所以作為少有的幾本咬牙去買的書，我們買了回來。此後我太太也在圖書館查閱，並且大量摘記了有關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遠方的聲音》等書及報紙上的有關文字。
一九八九年底我們訪問台灣，認識了台灣的出版界的一些人。當時與《中國論壇》的主編蔡詩萍見面的時候，我對他們雜誌曾經介紹發表過的大陸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的文字很有看法，例如金觀濤、陳來，以及河觴作品及其作者們，認為那些東西根本就是共產黨社會的產物，沒有任何新意。他請我們給他們雜誌寫點稿件。於是我在台灣就想好了給他們寫三篇東西。這三篇東西，從台灣回到德國後，很快寫了出來郵寄給了他們。這三篇文字，中國論壇收到後壓了很長時間。那時我剛剛到國外，實在說還沒有對海外的環境和氣氛有更好地了解和適應。我估計是蔡詩萍明顯感到我的「異類」，這讓他為難。尤其是我提的那些問題對他來說都很陌生。台灣雖然已經很開放了，可是實在說沉浸在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追逐時髦的西方噪雜的左派和各類浮躁的意識形態中，幾乎沒有人在根本問題上，經典問題上繼續努力，也就是說沒有人在一二三上下功夫，並且用這個基本功夫來探究社會問題。或者說的更嚴重，沒有人感到或者從基本問題入手的需要。而我則試圖遠則返回到洛克、休謨等啟蒙學者，近則追尋羅素、波普等自由主義學者對於當代極權專制的探索和抵制，對共產黨社會的知識界徹底，毫不留情面地地否定，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奇怪的。
我的那三篇文字第一篇對八九民運的總結，「我們究竟走到了什麼地方：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台北《中國論壇》，第三百五十一期，一九九零年五月十日)此後我從來沒有再在任何地方發表過，甚至我自己都再也沒有提到過它，因為很快我就看到我的思想中的一些依然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的激烈痕跡，也就是高度評價了以犧牲縮短了歷史，喚醒了社會。這樣的想法是受共產黨那種歷史發展，為歷史獻身的世俗宗教化思想影響的結果。從此我告訴自己，除非鼓勵自己去獻身，否則不能夠慫恿鼓勵任何人去犧牲。在生命面前，即便你是偉大的人，也是和大家一樣平等的。
在那三篇文字中有一篇是介紹知識分子和哈維爾的思想的，即「生活在真實中」和「無權者的權力」在共產黨社會中的對抗專制的力量和作用，題為「哈維爾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哲學」，它發表在一九九零年十月十號那一期的中國論壇上(台北，《中國論壇》，第三百六十一期)，這應該是中文世界第一篇專門介紹哈維爾對抗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的思想的文字。這篇文字的外語引述幾乎都是我太太還學文從德文的哈維爾書籍中及報刊上為我選出並且翻譯出來的。所以中國讀者最早接觸的哈維爾實際上是還學文從德文翻譯介紹過來的。
此後九零年底，我到了波鴻魯爾大學參加當代中國文化問題課題組。這個時候我一方面繼續我的德文學習，不斷地提高我的閱讀速度，越來越大量地閱讀德文和英文文獻，另外一方面繼續對當地中國問題研究。在這個課題組，我也繼續了介紹哈維爾，並且把康拉德的知識分子與「反政治」也介紹到中文世界。在此期間，一位德國學漢學的朋友對我說，你的思想很像波蘭的米希內克，為此他送給了我一本米希內克的德文書。所以對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及其運動，我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一時期的部分工作，後來在德國、台灣、香港的一些刊物以及貝嶺主編的《傾向》上有所發表。那時期我還介紹了奧塔希克、卡爾·波普等對共產黨改革的看法。之所以做這些介紹是因為中文界居然在八九年遭受到共產黨那麼殘暴的殺屠後，對共產黨的本質還是沒有認清。
3.
由於哈維爾及其思想對我來說只是我研究工作中的一個思想問題，為此在我完全轉向極權主義研究的時候，就沒有繼續對哈維爾個人做研究和介紹。因為哈維爾個人其實在思想領域和藝術領域並沒有什麼更多的過人的貢獻和看法。特別是他對海德格及所謂後現代等問題的看法讓我很不以為然，所以我認為，他只是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對抗專制的時候，在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顯示出勇氣和思想特質的人物，而不是我所感興趣的思想性的人物。在這一時期我除了繼續收集研究波普，也開始收集研究阿隆、達倫道夫，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布拉赫和邁爾的著述。
而在這一時期，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後，由於東歐革命的成功以及哈維爾當選為總統，被世俗社會接受，他已經成為一個世俗社會的裝飾符號。而作為成功者的象徵，介紹他也逐漸成為時髦。在中文界，首先是貝嶺及他主編的《傾向》雜誌完全接受了哈維爾。我一直認為，能夠突出介紹哈維爾的某些方面應該說是貝嶺和他的雜誌的一個積極的特質，而這其實就是貝嶺和北島，他的《傾向》和北島九十年代重辦的《今天》的最本質的區別。從根本上說，貝嶺能夠接受哈維爾是因為哈維爾對待共產黨及其專制的不妥協的態度，及認識。而這一切對北島是陌生的，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異議知識分子，他的一生不是在追求與對抗黑暗和專制，而是在東西方社會中隨波逐流地弄潮。所以他能夠和某些漢學家融合在一起，卻不會突出哈維爾等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政治特質。而這也就是共產黨社會最終理解了北島，北島也能夠毫無痛苦地來回於大陸和香港，也達到了他的目的的根本原因。而貝嶺卻是一直在流浪。
在我看來，人們對北島的誤解，誤以為他是異議人士，倒不能說是完全因為北島如何不好，而更多的是因為誤解的人在某些方面的致命的弱點。因為從北島在西單民主牆出道，加入作協，到八九年後，並沒有徹底地掩飾過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我其實也還收集了一些哈維爾的德文介紹和書籍，以作參考，只不過對他的關注已經不是如八九年那樣在第一排，而是在第二排。這個轉移在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典型的我的工作方法的結果。我是一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的人，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好奇心，對根本思想和問題的探究引我向前。所以我常說，我的工作方法是狗熊掰棒子，總是渴望向下一個，而留在後面的，讓那些在細節方面能力比我強的人、有心人來數玉米豆也不是壞事。當然也有一些人喜好把玉米豆穿起來當作項鍊來炫耀，但是那其實也與我無關了。所以對哈維爾的介紹究竟後來怎麼又由貝嶺轉到了崔衛平那裏，或者說崔衛平如何進入的，我還真的不知道。我能夠說的是，一九九六年春夏之際，我因為母親病重回國的時候，崔衛平夫婦邀請我去她家吃過飯，那年在北京，後來也和崔衛平單獨見過面，現在想大約也是因為我介紹過哈維爾等對他們來說的所謂新思想的關係吧。
4.
說到崔衛平介紹哈維爾，就我對崔衛平了解來說，我以為應該說是最不適合的人選，因為哈維爾的根本特點是堅決拒絕和否定共產黨，對共產黨社會做了毫不留情的解析。而崔衛平是《真理部》培育的後代，從來也沒有反叛，沒有對真理部曾經，並且一直不斷給予她的影響和接觸有過厭惡和拋棄。
我曾經在九二年在波鴻魯爾大學一次戴晴的演講會上質問過戴晴。當時戴晴一下子就領悟了我問題的本質，說，「那位男高音你不就是問我是否反共嗎?」接下來她環顧左右而言其它，但是就是不敢承認自己反共。這說明，這真的是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敏感度對他們來說是致命性的。有人甚至不敢正視它。這對崔衛平也是一樣。而恰恰就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哈維爾不但反共，而且堅決徹底地反共，崔衛平不反共，還媚共和試圖上共產黨的船。歸根到底，崔衛平要麼是看不到，要麼是無法理解哈維爾對共產黨及其社會文化的拒絕和反對，就為此，她又如何來翻譯介紹哈維爾，推崇哈維爾的又是什麼?而這就導致了崔衛平翻譯了哈維爾的書，她要的不過是哈維爾到那時已經有的聲名。但是結果是欺騙一定會帶來矛盾和尷尬。
她用哈維爾沽名釣譽，可哈維爾的思想讓崔衛平如坐針芒、精神無法安寧。因為她總要不斷地和那些和她自己本來的言行和社會目的無法調和的哈維爾的言行打交道。這是一個假裝愛上了她所厭惡的人的人的痛苦。對此，在和崔衛平的打交道中我不止一次地經驗過她的這種下意識地反應。
二零零四年，因為紀念李慎之去世在悉尼開的討論會上是我第二次在見到崔衛平。那次崔衛平居然因為對哈維爾的理解在會上突然莫名其妙地動了情緒。
那次會他們是想把我作為反對他們如此悼念李慎之的對立面來修理而邀請去的，而我其實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所以根本就沒想跟他們認真討論，不過是去玩玩，因此一直是心平氣和地敷衍。當然，儘管如此，在涉及對共產黨及其社會的認識的時候，我還是例行地談了我的徹底否定性的認識。但是對於他們的圍攻，我根本沒放在心上，所以沒有任何「進攻性」的反擊或對抗。但是，第二天下午的會上，崔衛平突然站起來聲音都變了，顫抖嘶啞地說：「我要說，我在中國掙得每分錢都是乾淨的，理直氣壯的!」我當時非常詫異，覺得有點無的放矢，因為沒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實在說我也不知道崔衛平在中國大陸掙了多少錢，是否很有錢。
這件事情過了很久我才想到，崔衛平當然知道我比她更了解哈維爾，因此大約是受了哈維爾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社會的締造者與受害者的刺激，感到自己在那個社會如魚得水的生活是需要解釋辯護的。
在會議的第三天，崔衛平又發作了一次。在我談如何改變那個社會，為真理而生活的根本意義的時候。崔衛平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發難，指責我對哈維爾這句話的理解完全是錯誤的。這一次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警覺，我知道她翻譯出版了哈維爾文集，因此首先想到的是，莫非有我沒看到哈維爾更多的論述，我的理解有誤。於是我洗耳恭聽，但是崔衛平自己繞來繞去地說，卻沒有任何超過我了解的內容，所以我最後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說的是這些，那我可以告訴你，這正是我說的哈維爾的想法，即如果每個人堅持在自己做的事情上不違背原則，那這個共產黨社會就會垮台，是你對哈維爾的理解有誤。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崔衛平的這兩個舉動是哪裏有問題且智力不夠，後來才感到，大約她對哈維爾是真的不理解，但是由於有些哈維爾的想法太簡單和直截了當了，所以這讓她無法迴避，又無法和自己的立場，生活方式統一，於是就讓她如骨鯁在喉。
崔衛平翻譯了哈維爾，而那個反共的哈維爾並不能讓她舒服。這讓人看到，沽名釣譽一定要選擇好自己的垂釣工具和對象。否則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在那之後，我在思想領域和崔衛平還有所接觸，我必須說的是，我對崔衛平是不客氣的，因為中國的事情之所以糟糕，異議人士不倫不類，就是因為這類人。說到底就是反共不反共的問題。於我，反共是做人的底線，是知識分子智力和人性的底線。你可以不說，沉默，可你基本的思想和立場是不能夠掩飾的。我堅信，那些個曾經熱衷於在體制內混，或者想進入體制，對體制沒有深刻認識的，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品格有問題。在這一點上，崔衛平，劉曉波、陳子明們當然都痛恨我，所以如果他們像薩特一樣地出來罵我，「反共的人都是狗」，那我不會生氣。但問題讓我十分不齒且厭惡的是，他們混在異議人士的陣營中，只會幹一些鼠竊狗偷的破壞，從後面幫助共產黨打擊異議人士的事情，認為共產黨理解他們，而不會打擊他們。然而真正發生的事情卻也常常不是那麼回事，我們是共產黨正面的反對者，而他們對共產黨來說卻是扒手，所以才會有從陳子明開始到劉曉波們，不反共的人被抓進監獄。而他們就是進了監獄，放出來還是不敢和哈維爾一樣地說，我反對共產黨，堅決拒絕共產黨。
5.
大約就是因為有了崔衛平這樣的翻譯和這類人的鼓吹，哈維爾再次被中國人注意的時候，他的反共特色，直接對抗極權主義的特色就被中國人所閉眼不看了，甚至沒有人在談到哈維爾的時候再想到對中國共產黨的的堅決不認同。
二零零八年，中國的某些擁護共產黨的異議人士突然仿照哈維爾們在七十年代中期，對抗西方對共產黨的綏靖，大搞緩和年代而堅持原則發起的七七憲章，弄出來一個擁護共產黨領導改革的零八憲章。我雖然覺悟後一直非常厭惡馬克思。可是在此還是願意引述馬克思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說法：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這樣的漫畫在馬克思的子孫們身上常常重演。可憐的是哈維爾，我參與了他進入中文界，而哈維爾自己及另外的人在後來的歷史中讓他重現了這個說法。哈維爾之走向歷史和世界，之成名都是因為他不認同共產黨，對抗和反對共產黨。可是一旦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後，味兒就變了。
崔衛平們，如利用哈維爾一樣地利用了哈維爾們的七七憲章。這真的是北京人常說的「拿着搌布擦花瓶」。她及她的那群人抹過的東西都變得不倫不類，都走了味。
二〇一〇年另外一位在反共的歷史上也曾非常著名的，波蘭的持不同政見者米希內克居然能在這群人的努力下訪問了北京，而通過這個群體的人的翻譯和介紹，這次訪問交流居然成了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進步，乃至肯定中國變化，斷言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共產黨了的一次訪問。然而，就我對米希內克，當然包括哈維爾的理解，他們是絕對不會對共產黨有如此的認識的，有這樣的言論的。因為反對共產黨，對共產黨有着清醒的認識，這已經深入他們的血液，是他們終生的信念及思想基礎。
為此，在零九年後涉及哈維爾乃至米希內克問題，我又和崔衛平的這個群體有過一次交鋒。其根本的對立其實正是九零年我為什麼向中文界介紹哈維爾等東歐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政治哲學和態度，因為我一如既往地反對共產黨——我推崇哈維爾的是他反對共產黨;我一如既往地認為，哈維爾、米希內克和我一樣——「我們有敵人」。這個敵人就是極權主義專制，就是共產黨。
我相信哈維爾和米希內克都和我一樣，都認為共產黨的罪行可以和納粹希特拉相提並論，而這也正是吉拉斯所強調的，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最卑鄙無恥的一個群體!誰敢說，這個群體，這個黨，百年來一而再、再而三犯下的不是反人類罪?不是人類的敵人?
二〇〇九年後的幾年，崔衛平們用他們的搌布着實地擦拭過哈維爾和米希內克幾次，崔衛平們即便是在黨的批准下到東歐的活動，也總是隨身伴隨着的幾位可疑的人，這雖然讓東歐的主人發現，並且感到惱火，可也無奈。一種名實不符的，都是建立在政治及現實訴求上而非理念上的來往必然如此。「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這後續的故事也說明了政治和名利對人食髓知味的誘惑，但是由於和對共產黨問題，對極權主義專制問題的態度相比，對人的這個傾向的討論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如阿隆所說，除了對共產黨必須堅決的拒絕外，世界上其它的事物都不能夠採取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所以對哈維爾最後的幾年為何和不拒絕共產黨的人拉拉扯扯的問題在此就不再贅筆。我談哈維爾，主要談的是他對共產黨的拒絕，讀者現在還記着我介紹哈維爾的也是這一點。
哈維爾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和中國打交道的故事結局告訴我們，重要的是問題，重要的是思想，是信念。就是哈維爾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如果陷於追求政治上的功利也不是絕對地可信任的。所以我介紹哈維爾的經驗告訴我，首要的是原則性的問題，是思想。這在哈維爾進入中文界的故事中就是對共產黨，對極權主義的態度。
在我經歷的這個故事中，我最後要對年輕人說的是：遠離政治，在不得已反抗政治的時候，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對「自己」的質問和挑戰。康拉德的「反政治」是在人文領域中，知識分子超越現實和思想的局限的最有效的辦法。而「反政治」導致的一定是對共產黨的絕對厭惡和拒絕。這個拒絕不是表面的，而是如同眼裏揉不進沙子，如同水火一樣不相容。這將導致你在共產黨社會生活，能夠出於污泥而不染，而一旦出了共產黨社會你就再也無法返回那個社會。如果哪個人說他不談政治卻能夠和共產黨混跡於一起，那他要麼是弱智，要麼一定是個江湖騙子。
2015-09-06，德國·埃森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