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緊接着在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中城市的400多萬中學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屆、67屆和68屆，即老三屆)一鍋端，統統都被送下農村。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知識青年(準確地說，中學生即老三屆)統統都到農村去呢?
有人着眼於經濟。他們認為，把學生都趕下鄉是因為城市人口過剩，無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有人着眼於政治，強調上山下鄉政策的意識形態成分：為了培養革命接班人，讓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同時也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別。還有人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指出，把革命小將下放到農村去，化整為零，使他們再也鬧不起事來，有利於恢復社會秩序。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上述解釋都各有道理。但是它們卻未能說明為什麼老三屆一鍋端統統都被送下農村。我們知道，早在文革前，共產黨就對中學畢業生提出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口號：一種準備是升學，另一種準備是就業，其中格外強調上山下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1968年7月，中央發過文件，提出大中學生畢業分配的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為什麼到後來，老三屆就只有一個面向即面向農村了呢?
若說在當時，城市人口過剩，那無非是說城市無法把400萬中學生都安置工作，但安置其中一部分總還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需要的。若說培養革命接班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為什麼都去下農村和農民相結合呢?進工廠和工人相結合難道不也是很革命甚至更革命的嗎?事實上，大學生多半就是被分到了工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為什麼偏偏是中學生就只能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
另外，考慮到當時的初中生，絕大部分還未到成年年齡，小的剛十五六歲，只念完初中一年級，既不夠「知識」又不夠「青年」，為什麼不讓他們——起碼是其中的一部分——進入高中繼續學習呢?大學生都分配工作了，大學校園都空了，教學設備和教師全在那兒閒着，為什麼不招收一批新大學生呢?要說教育革命還沒有完成，學校還是資產階級的，因而不適宜上課學習，這也不是理由，可以邊學邊改嘛(後來的工農兵大學生就號稱「邊學邊改」)。再說，為什麼當年的小學畢業生又都升入初中了呢?
由此可見，把老三屆一鍋端送下鄉，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別的考慮。
其實，這中間的道理也很簡單，只要我們反過來想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把老三屆一鍋端地送下鄉，那又該怎麼辦呢?如果要對這400萬中學生做出不同的安排，比方說，把一些人留在城裏或者是分到其他城市，把一些人分到農村;讓一些人上高中上大學，讓一些人當工人當職員當教師當小幹部，讓一些人當社員當農民，等等，那麼，不同安排的標準是什麼?誰來掌握這些標準?由誰做決定?稍加思索就會發現，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做必然會惹出一大堆麻煩，幾乎可以肯定行不通。
首先，在當時，基層組織的權威大不如前。過去，基層組織就被視為黨的化身，說一不二;然而文革一來，炮轟火燒，基層領導威信掃地。雖說到了68年夏秋，各地的學校都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但是其權威性仍然比不上文革之前，更何況在新的領導班子內部，工宣隊或軍宣隊負責人，革命師生代表和革命幹部，矛盾重重，派性嚴重，遠不如文革前的基層組織那麼統一。
其次，在當時，也缺少一套可操作的評價標準。過去，對學生的評價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政治表現，一是學習成績。在政治表現中，家庭出身占很大比重，還要看你是不是團員、學生幹部或三好生，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和體力勞動積極不積極。學習成績則有統考這一道硬槓子。文革一開始，就把考試制度廢掉了。學習好壞無足輕重，政治表現壓倒一切。可是在那時，政治表現也很難評價，因為標準相當混亂。例如，共青團被打成修正主義，團員不再是金字招牌。再以家庭出身這條為例，過去，幹部子女是最吃香的，可是在文革中，各級幹部都受到很大衝擊，有的被打成走資派三反分子，只有少數被結合進新生紅色政權算是得到了革命幹部的資格認證，大批幹部則處於妾身未明的靠邊站狀態，他們的子女該算什麼出身呢?說起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那就更說不清楚了，因為學生分成了好幾派，有保守派有造反派，造反派內部常常又分成不同的派，還有逍遙派。哪個算好哪個算不好呢?
更難辦的是，通過幾年的文革運動，學生們不像以前那麼馴服聽話。他們學會了造反，學會了和領導唱反調。儘管在革委會成立後，原來的群眾組織都宣告解散，但是大家人還在，派性還在，在幾年鬥爭中結成的關係還在，因此還擁有不可低估的集體抗爭能力。另外，同學之間，在文革中由於相互鬥爭，還留下了一大堆恩恩怨怨;其裂痕之深，是文革前無法想像的。
可以想見，如果當局決定對這400萬中學生作出不同的分配，由於它既涉及到對學生的政治評價，又涉及到個人的切身利益，勢必會引起學生與基層組織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巨大矛盾，從而導致激烈的衝突，吵得天翻地覆，此起彼伏。當局若要擺平搞定，勢必要花很大氣力，耗去很長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一刀切、一鍋煮倒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或者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乾脆叫你們統統下農村，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就佔據了革命道義的制高點。誰敢質疑，誰敢造反?既然大家都一樣，不分紅五類黑五類，不分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沒有差別就難啟爭端，就算有人想爭也爭不起來。
果不其然。毛的最新指示一下，全國各地的老三屆紛紛響應。雖然有少數學生採取躲避態度，但是沒人敢於公開反對，也沒聽說有什麼地方為此扯旗號打派仗爭吵不休。基層組織的工作變得很簡單，他們用不着給一個個學生做畢業鑑定，只消對下鄉的具體事宜做些安排就行了。此前有不少人暗中憂慮：學校搞成這個樣子，怎麼收場啊?學生們怎麼打發啊?結果，毛的一句話就解決了。
老三屆統統上山下鄉，這一招之所以管用，因為它不失為一種公平。所謂公平，就是一視同仁，就是用同一個尺度對待不同的人。高考是公平的，因為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按勞分配是公平的，因為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一刀切、一鍋煮，也算一種公平。至於說在什麼地方採取什麼標準什麼尺度為好，那是另一個問題。
不消說，把老三屆統統趕下鄉不是一種好辦法。還要指出的是，就在全體老三屆上山下鄉的同時，某些幹部仍然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參軍，冠冕堂皇地躲過了下農村這一關。更不用說在下農村之後，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走後門，拉關係大行其道，同學之間為了上調工作而勾心鬥角。原有的那種公平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變成了不公平。
應該說，老三屆統統下農村這一舉措，固然有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經濟因素、意識形態因素和社會因素，但之所以搞一刀切、一鍋煮，那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一種權宜之計。
